1975年蒋介石逝世，张学良苦想3天挽联，葬礼上留16字意味深长

1975年4月9日，台北近郊细雨未歇，松山机场附近的道路被临时管制，黑色轿车一辆接一辆驶向慈湖方向。街边围观的人不算多，但气氛压得很低，谈话声都不自觉放轻。就在这一天的上午，一个被囚禁了整整几十年的名字，也在车队另一端缓缓出现——74岁的张学良，挽着妻子赵一荻，悄然步入蒋介石的灵前。

现场肃穆而冷清。水晶棺里的人，曾经号令百万、挥斥方遒，此刻却静静地躺着。张学良站在棺前，没有弯腰太久，只是静静地看了几眼，又抬头看了一眼自己送来的那副挽联。那十六个字，他足足想了三天：“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语气平淡，意味却很重。

这一天，对外人而言只是蒋介石葬礼上的一幅挽联，对张学良来说，却像是把半个世纪的恩怨，勉强收在了短短两行字里。要读懂这十六字背后的情绪，时间得从1920年代往前翻，从“兄弟”到“囚徒”，一段一段慢慢说清。

一、易帜之后：从“诸兄”到“不抵抗”

时间退回到1928年夏天，东北的天空并不平静。6月4日清晨，奉系首领张作霖在奉天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列车残骸与焦黑的泥土混在一起，一代枭雄命丧异邦军火。几天之后，年仅27岁的张学良接任“东三省保安总司”，开始掌控东北大权。

当时的中国，名义上有北洋、广州各路政权，实际上军阀割据、各自为政。蒋介石这边刚刚在名义上完成北伐，南京政府立足未稳，东北地区实力雄厚，实际处在半独立状态。这个时候，他意识到，如果能争取张学良“易帜”，国家名义上的统一就能走出象征性的一步。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选择的并不是兵戎相见，而是劝说和拉拢。他派出老部下吴铁城北上活动，先从东北军高层旧识入手，一边说形势，一边谈大义：列强环伺，若继续内斗，东北迟早落入他人之手。对统一的渴望，当时在不少年轻军人心中本就存在，张学良也不例外。

经过几轮谈话，彼此试探渐渐变成坦陈。1928年冬天，日本人对东北“易帜”的阻挠日益明显，各种压力扑面而来，但张学良的态度却越来越坚决。到了12月29日，他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改挂青天白日旗，遵守三民主义。这一步，在当时的政治版图中，象征意义极大。

这次易帜，蒋介石几乎没费一枪一弹，就在名义上把三省纳入统辖，自然感激在心。当天，他亲自拍电报给张学良，称呼中用了“诸兄”这样的字眼，语气亲昵：“愿与诸兄共策之。”短短数语，把张学良抬到了“兄弟”位置，也给足了面子。

随后几年的安排，更能看出这层关系的微妙。职务上，张学良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名义上受南京节制，实际上军队“听编不听调”，东北的千里江山仍牢牢掌握在他手中。生活上，蒋介石也不断示好，不论是生日时的专门致电，还是通过吴铁城等人“豪掷”购买于凤至做的纸花，都在向外界释放一个信号：这位“少帅”，是中央要拉拢的对象。

在这种关系基础上，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态度，一度相当真诚。他表态愿意为国家、也为“介公”效命，这不是客套，而是当时不少“新式军人”的共同心理：寄希望于一个相对强势的中央，结束军阀混战。

遗憾的是，同一时期，日本对东北的觊觎并没有停止。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突然进攻沈阳，东北守军或被调离，或被命令“慎重”，一夜之间局势失控。在这一节上，蒋介石采取的“不抵抗”路线，对东北的军人和百姓而言，几乎是一道无法磨灭的伤痕。

张学良手里的兵并不算少，东北军将士多有血气，连他的四弟张学思都冲到顺城王府，流着泪劝：“大哥，不能不打。”然而，身为前线主帅，他最终还是执行了蒋介石“不抵抗”的指示。城池失守，故土沦陷，东北成了别人的“满洲国”，而“少帅”从此背上了“不战而失地”的巨大压力。

多年之后回头看，这段时间的张学良，内心其实一直在拉扯。一边是早年结下的“兄弟情分”，一边是家乡沦陷的现实。表面上，他仍在蒋介石那一边站队；骨子里，对那条“攘外必先安内”的路线，已经产生了疏离。

二、西安事变：一夜之间，从座上宾到囚中人

时间来到1936年，东北沦陷已经五年，中国的战乱仍绕着“剿共”打转。各路报纸上不断传来华北危机、日军步步南下的消息，前线伤亡的数字越来越大，国人的焦虑也在加深。张学良长期镇守西北，亲眼看着部队损耗，看着数不清的士兵家乡被占，心里的矛盾越积越多。

这时，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对不少前线军官产生了很大吸引力。张学良与中共代表之间的接触，渐渐从试探转为认同。他开始频繁在蒋介石面前进言，希望改变既定路线，把目标转向共同抗日。

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赴西安，继续布置“剿共”计划。在会议上，张学良当面提出不同意见，希望停止内战，集中兵力对付日本。蒋介石当场发怒，重申“攘外必先安内”是定策，不容动摇。有意思的是，两人的争执，并不只停留在会场内，还延伸到了生活场合。

同年10月31日，蒋介石五十寿辰，西安方面照例要为“委员长”祝寿。酒席间，气氛本应热闹，张学良却借机再次进谏，说到部队损失、百姓苦况时几近哽咽，讲出一句大实话：让这些失去家园的官兵继续“剿共”，意志如何坚定得起来？蒋介石听到这里，脸色当场变了，甩下一句“等我死了以后再去抗日好了”，掉头离席。

话说到这个地步，彼此心知肚明：继续照旧，只会把矛盾越推越深。12月初，蒋介石再到西安督战，仍然坚持原有政策。经过反复权衡，张学良与杨虎城作出了那一步在历史上极具争议的选择——以武力扣留最高领袖，迫其改变方针。

1936年12月12日拂晓，东北军、西北军按计划包围临潼华清池，将蒋介石及身边多名重要军政人物控制起来。蒋介石仓皇夜奔，在骊山石缝中被搜出，衣衫不整，面色铁青。张学良进屋时，先行军礼，说了一句“委员长，您受惊了。”蒋介石别过脸，不愿与之对视。

此后几天，形势错综复杂。南京政府内部有人主张武力讨伐，有人担心引发全面内战。中共方面派周恩来等人赴西安参与斡旋，力推用和平方式解决。张学良在各方压力中奔走，既要保证蒋介石人身安全，又希望争取尽可能明确的抗日承诺。在这一段，他几乎未曾合眼。

最终的结果，是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准备联共抗日，西安事变得以和平收场。12月24日，蒋介石与宋美龄乘机返南京，张学良陪同同行。这一步，在他看来，是为了给对方“保面子”，也是为了兑现事先的约定，防止承诺落空。

试想一下，当时的张学良，或许真以为自己不过是“走一趟”，几天后仍可回到西安，继续掌握部队；蒋介石心里想的，却是另一套算盘。从他们登机那一刻起，很多东西已经悄然改变。

飞机降落南京后，张学良被秘密监视，行动受到严密限制。他多次请求面见蒋介石，都被拖延。直到1936年年底，他从宋子文口中才隐约得知，军法审判已在酝酿之中。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公布对张学良的“判决”：名义上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同时“特赦”本刑，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这道命令的微妙之处，在于“判而不行，赦而不放”。表面上是“开恩”，实则为无期限的软禁留下空间。许多人当时误以为，熬过十年，可能就会放人；只有蒋介石心里很清楚，这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标记结束的数字。

从1937年起，张学良被辗转关押在几处地点，由专人严密看守。身边虽有于凤至、赵一荻等人轮流陪伴，生活条件不算最差，但“自由”两个字，彻底离他远去。从西安登机那一刻算起，这一关，就是整整半个多世纪。

三、久禁不释：抗战胜利、台湾见面与“不可放虎”

时间来到1945年夏天，世界格局发生剧变。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战取得胜利，城市里鞭炮齐鸣，乡村里男女老少奔走相告。这一消息传到张学良被看管的住所时，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活了。

据在场的人回忆，他听完胜利消息后站起身来，情绪激动，连声说“终于熬到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这并非夸张。对于一个东北军出身、目睹“九一八”、又以“逼蒋抗日”冒险的人来说，日本投降，的确是压在心口多年的一块石头被猛然挪开。

赵一荻在旁边一边劝，一边给他擦泪，说了一句颇带安慰意味的话：你是为了抗战才有今天，说功劳，你该算头一等。张学良的回应反而平静：“功劳不功劳的，已经不重要了。只希望有一天，能自由走出去。”这话不悲壮，却很真切。

从理性角度看，当时不少人都认为，西安事变为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或许会顺势“宽大处理”，给张学良一个交代。张学良夫妇也抱了这样的期待，还特意托人送了一块欧米茄百年纪念金表给蒋介石，意思很明显：战争已经结束，该把过去那笔“账”做个了断了。

有意思的是，在1946年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上，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公开提出，应当恢复张学良自由，这在当时的报刊上也有记载。蒋介石表面上并未直接反驳，却迟迟没有下达真正放人的命令。相反，他安排在江西修建一处住所，打算继续“安置”张学良。

时间一天天过去，信息的细节慢慢让张学良意识到：那十年期限，大概只是纸面数字。蒋介石对西安事变的那股“结”，并没有随着抗战胜利而解开。一场新的内战，又将局势拖向跌宕更大的深渊。

当国共谈判破裂，战火重燃，张学良先被转移到重庆歌乐山，随后又被送往台湾岛。到1949年前后，蒋介石退守台湾，政权重心迁移，张学良的管束权也由保密系统转到了蒋经国手里。形式在变，实质却没变——他仍旧没有人身自由。

值得一提的是，在台湾被软禁的漫长岁月中，有一次，蒋介石和张学良终于面对面坐了下来。这次见面，并非公开场合，而是在蒋介石的寓所“梅庄观邸”。那天，张学良被专车接走，赵一荻被告知不能同行，他心里隐约猜到是谁要见自己，却也难以确定。

客厅里，脚步声由远及近，拐杖点地有节奏地响。蒋介石身着长袍走进来，头发已经花白。见面礼节并不繁多，张学良立正，喊了一声“委员长”。蒋介石露出一点笑意，招呼他坐下，称呼中仍用“汉卿”二字——这两个字，在十几年前的电报里也常出现，如今听上去却多了几分沧桑。

谈话内容，多是回顾和劝勉。蒋介石说“你老多了”，张学良答“都十几年了，当然老了”。蒋介石又提到，让他再忍耐一些，国家总有需要他的时候；甚至希望他写书，记录西安事变经过。这一点，不得不说颇具深意：既是想掌握话语权，又想在史料层面留下自己的版本。

张学良在那之后确实动手撰写《自述》，尽量按自己的记忆把事件经过写清楚。蒋介石读后，并不满意，据说曾对蒋经国抱怨“张汉卿怎么还这样讲”。这一句，反映出他对那场事变的看法始终未变，更不可能因为时间流逝而释怀。

进入1970年代，两人年事已高，一方仍是权力中心，一方则从“犯人”变成管束略微宽松的“特定对象”。联系不像早年那样频繁，却始终维持着一种微妙的牵扯。直到1975年清明前后，蒋介石病情骤然恶化。

4月5日，89岁的蒋介石在台北逝世，官方对外发布的说法是“心脏病突发”。病榻前，据传他叮嘱儿子蒋经国四个字：“不可放虎。”这几个字指向谁，并不难理解。对张学良而言，这等于宣判：哪怕自己已经白发苍苍，在对方心里，仍是一个不能放松的“潜在危险”。

当天晚上，张群给张学良打电话，简短告知噩耗。张学良听完“啊”了一声，沉默许久，放下话筒后在窗前站了很久。窗外暴雨如注，屋内灯光昏黄，有人看见他来回踱步，一言不发。

四、十六字挽联：情分、仇怨与迟来的自由

事情发展到这里，时间已经走到了1975年的那几天。蒋介石去世的消息传遍岛内，各种追悼、评说纷纷出现。对不少人来说，这是一位时代人物的谢幕；对张学良而言，却是半生命运的转折点——不是立刻获得自由，而是开始认真思考，该如何给这样的一个人送行。

挽联，不只是礼节，更是态度。简单几行字，外人可以看形式，当事人却难免反复推敲。张学良从得知消息的那天起，躺在床上也睡不安稳。究竟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来概括这五十年纠缠不清的关系？写得太冷漠，显得忘恩；写得太热烈，又对不起西安事变后那些备受波折的岁月。

据身边人回忆，他这几天常常发呆。有时候嘴里默念几个词，又摇头作罢。赵一荻也劝：“总要写一句。”他只是点头，不多话。想象一下，一个曾经统兵百万、如今被软禁到老的人，要用十几字写下自己的“旧上司”，那种复杂，是旁人很难完全体会的。

三天之后，挽联的文字终于定下来：

“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这十六个字，前后两截，显得很有分寸。上半句肯定的是早年的情分。易帜之后的拉拢、对他的提携、生活上的照顾，在客观事实层面，确实存在。说“情同骨肉”，稍显抬举，却并非完全夸张，也点到了蒋介石一度对他的看重。

下半句转得很猛。“政见之争”四个字，把西安事变以及前后那整条路线上的对立，压缩成一个概念；“宛若仇雠”则是重笔——并不是说二人关系真的走到了血海深仇的地步，而是表明：在实际结果上，政治分歧带来的后果，几乎等同于仇敌相加身。

不得不说，这种写法既保留了礼数，又保留了内心的坦诚。其中含着的，是对蒋介石早年“关怀”的认可，也是对后半生长期软禁的委婉控诉。既不大张旗鼓翻旧账，也没有故作宽宥，一种复杂、冷静又略带讽刺的意味，就这样藏在字缝里。

4月9日，蒋介石去世后的第四天，张学良换上素服，与赵一荻前往灵堂。那天的仪式按照最高规格进行，军队、政要、亲信悉数到场。张学良被安排在一处不算显眼的位置，没有刻意突出，也没有刻意遮掩。

他站在水晶棺前，沉默良久。眼前这位曾经被他称作“委员长”的人，曾经拍电报叫他“诸兄”，也曾在命令上签字，把他关了几十年。此时，所有怒意、哀怨，都已经失去对象。有人注意到，他只是抬头看了一眼高悬的挽联，又低头看了看棺中的遗容，最终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

这短短几分钟，大概就是他们这段恩怨的最后“会面”。从此以后，“张蒋关系”只剩下史书上的评价与后人的议论。

时间又往前走了十几年。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台北去世。两年后，台湾当局开始陆续解除对部分政治事件相关人员的限制。1990年起，张学良的人身自由逐步恢复，几十年的“管束”在不声不响中画上句号。他终于可以在公开场合露面，可以离开那些曾经被指定的住所，去看望朋友，也去祭拜亲人。

到了这一年，距离他在南京第一次被宣布“严加管束”，已经过去整整五十三年。这期间，他的身份从“年轻少帅”变成“白发老人”，而蒋家父子也都已先他而去。严格说来，那十六字挽联并没有立刻改变他的命运，却确实为那段纠结的关系写下一个相对完整的注脚。

有意思的是，后来有人再问起他对蒋介石的看法，他的表达明显克制，更多时候用“时代”“局势”去概括，并不愿再用太重的字眼去评判。或许，对他来说，最大的惩罚不是谁赢谁输，而是整整半生被困在他人决定之下，所有选择空间被压缩到几乎为零。

如果把张学良的一生从头看起，会发现一个挺残酷的事实：从二十多岁承接父业、做到“东北少帅”，到三十多岁卷入西安事变，再到此后几十年的软禁，个人命运始终与国家大势、政见纠纷缠在一起，能自己做主的时刻并不算多。最后，他把这一切浓缩进“关怀”“骨肉”“政见”“仇雠”几个词里，算是一种极近克制的归纳。

蒋介石去世那年的灵堂上，挽联很多，大多是礼节性的悼词，真正被记住的反而是这十六字。它既是对一个时代政治关系的概括，也是两个历史人物之间难以简单评判的纠葛缩影。许多年后，翻开那段历史，人们往往先记起西安事变的枪声，再想到慈湖灵堂前那幅安静挂着的白绫。两者之间，隔着几十年时间，也隔着无数未曾说出口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