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岁钻研《易经》，后又研究《阴符经》，一代名医说人的定数！

很多人一提到清代中医大家，都会绕不开徐灵胎这个名字。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厉害？不只是因为医术高明，更重要的是，他在中医理论和临床方法上做了系统性的整理和纠偏，把很多已经走偏、走乱的医学问题，一样一样拉回正轨。

徐灵胎原名徐大椿，字灵胎，是清代乾隆年间的人。乾隆二十五年被皇帝召见后，才正式以“灵胎”为字流传于世。晚年时，徐灵胎对自己一生的学习、行医、著述做过一次系统回顾，写成自序，后来由后人刊刻流传，成为研究他思想最可靠的资料之一。从这些文字中能清楚看到，这并不是一个天赋异禀、少年成名的人，而是一步一步靠下苦功夫走出来的大家。

徐灵胎自己说，小时候资质并不出众，读书速度慢，而且容易忘。

十四岁开始钻研《易经》，后来逐渐涉猎诸子百家，对道家经典尤为用功，在注解《道德经》的基础上，又研究《阴符经》，并将两部经典合为一书。这种学习路径决定了他后来的医学思想，始终强调“理”与“法”的统一，而不是只记方子、背经验。他不仅通晓经学，还精于天文、水利，这在当时是典型的通才背景。正是这种广泛而扎实的基础，让他在进入医学领域后，能够从更高的层面去审视医道的问题，而不是局限在一技一法上打转。、

在医学方面，徐灵胎的用功程度可以说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家中原本就藏有数十种医书，反复研读之后，却发现与当时医生交流时，很多问题依然说不清楚。于是干脆从源头下手，从《黄帝内经》开始，一直追溯到元明医家，广泛搜集各家著作，阅读量达到数万卷。正是在这种反复比对、反复推敲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医学认识。

他认为学医首先要把经脉脏腑弄明白，于是写了《难经经释》；认为用药一定要搞清楚药性本质，于是写了《神农本草经百种录》；认为治病必须知道为什么这么治，而后世很多医家已经把这个“所以然”丢掉了，于是写了《医学源流论》。

除了理论层面的整理，徐灵胎还直面当时医学界的混乱现象。他认为《伤寒论》在长期传抄和注解过程中，次序颠倒、解释纷乱，各家各说各话，没有统一标准，于是重新以方类病，写成《伤寒类方》，让学习经方的人有据可依。他看到很多医生不追究病因，不分病名，不讲法度，只凭感觉下药，于是写了《兰台轨范》，明确诊疗的基本规范。对于当时滥用滋补、动辄六味地黄、八味肾气治百病的风气，更是直言不讳地加以批评，认为这种做法贻害无穷，才有了《医贯砭》《慎疾刍言》等著作。这些书后来全部收录进《徐灵胎医学全书》，每一部都有明确针对的问题，绝非空谈。

徐灵胎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对“人不同”的深刻认识。在很多医家还习惯用同一套方药去套所有病人的时候，他已经清楚地指出：同样的病，落在不同的人身上，表现和转归可以完全不同。这种差异，根源就在于体质。虽然当时还没有“体质”这个专门名词，但他已经用“气体”“质性”等概念来反复说明这个问题。

他明确提出，人的生长环境、南北地域、性别差异、年龄阶段、性格强弱、筋骨坚脆、劳逸状态、饮食条件、精神情绪，乃至当时的气候寒暖，都会影响发病的深浅与走向。这些内容在《医学源流论》中多次出现，已经构成了非常完整的体质观雏形。

在体质理论中，徐灵胎特别强调“元气”的作用。他认为，一个人的体质，在出生之时就已经有了基本定数，这个定数就是元气。元气的充盛与否，决定了一个人对疾病的承受能力和恢复能力。因此在判断病情轻重、预后吉凶时，不能只盯着症状表面，而要看元气是否尚存。他提出，诊病决死生，关键不在病势表面，而在元气存亡。

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很多慢性病、重症病，治疗效果差异巨大，往往并非用药对错的问题，而是患者整体生命力是否还能支撑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