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后，宋任穷回忆：如果朱良才留在那里，这个师恐怕就垮不了

1934年11月，赤水河畔的夜风夹着霜气，三十四师的后卫阵地灯火稀疏。担架上躺着的朱良才用绑带固定住右肩，身旁的通信员低声问：“主任，再忍一忍？”他只是轻轻挥手，示意继续下达口令——这幕场景此后被无数老兵提起，也成为宋任穷多年后的惋惜。

沿着时间往回推，1928年初夏的井冈山依旧潮湿。刚被派到军部当文读参谋的朱良才，负责整理电报与战地日记。那天午后，毛泽东踱到门口，抬眼见他低头抄写：“小朱，战士们最近有何想法？”朱良才放下笔：“主要担心粮食，怕山里撑不久。”毛泽东点了点头，顺手抓起藤椅：“坐下说，情况细一点。”简短对话，看似寻常，却让朱良才迅速捕捉到政治工作的要义——信息必须一线直达决策层，耽误不得。

他的秘书生涯因“及时”二字出名。朱德夜读作战计划时经常招手喊他，“良才，把敌军调度的细节再念一遍。”不久，他便被推到前方，兼任政治教导职务。从那时起，文武双肩挑成为朱良才的标签，令同批干部颇感惊奇。

转折出现在长征路上。军团决定让三十四师负责收尾掩护，耗体力、也危险。朱良才主动请缨：“我适合坐镇师部稳定情绪。”前线连续鏖战，他连中数弹，鲜血沿着棉衣缝线渗出，却没离开作业桌。随行卫生员回忆，最难受时他靠左臂支撑地图，右臂根本抬不起来，还不停嘱咐机枪火力点的角度。那股硬劲儿，直接撑住了队伍的秩序。

然而湘江以西局势急变。一路折腾的师长与政委精神松弛，抵达宿营地就躺倒，来电不拆、文件不读，负面情绪像潮水漫过每条壕沟。朱良才在党委会上严词批评：“拖一天，后卫就多流一次血。”会场冷到可怕，散会后多名主官联名上报军委——理由是“主任旧伤未愈，不宜继续肩负重任”。军委只看到“负伤”“行动不便”几个词，立刻批准调走，安排他提前渡过湘江待命。

结果来得太快。朱良才北渡没几天，三十四师被敌军突插蒋家岭一带，补给断、联系断，大批指战员壮烈牺牲。宋任穷随后接管残部，在延安再次提到那段经历时，语速放慢：“要是良才还守在师里，情形绝不会这么惨。”话并不多，却被旁听者视为对朱良才组织、凝聚力的极高评价。

抗战与解放战争中，他又三次负伤。药还没吃完便出院指挥成了常态，落下顽疾不计其数。到1955年授衔，大檐帽刚戴稳，人却瘦到不足九十斤。偏偏工作节奏一点没降，北京军区的文件堆成小山，他仍批得一丝不苟。身体状况却越来越差，医生直言再不休养就会出大问题。

50年代中期，中央讨论领导层年轻化。那段时间“不少人观望，真动的没几个”。朱良才给组织写信：“革命几十年，一把骨头是党的，也是人民的。现在条件变了，更要讲服从。”他提出让位，理由写得朴素——个人条件欠佳，影响工作效率。消息传出，探望者络绎不绝。有善意提醒他：“刚授衔两年，先养病，别急。”也有老同事直白劝他为家庭考虑。朱良才只摆手：“权力不是家产，岗位也不是传家宝。”

劝说无效，部分人转而找他的夫人李开芬。李开芬从战火中摸爬滚打出来，对此道理明白得很：“我支持他的决定。” 1958年11月，中央正式批准朱良才卸任，由小十岁的赖传珠接任北京军区政委。毛泽东在批示上写道：“觉悟高。”周恩来评价“观念开阔”。自此，新中国诞生了第一位主动让位的开国上将。

对权力淡然，对子女要求更严。大儿子朱庶民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机关，两年后刚有起色，父亲却提出建议：“回故乡，把书本化成实事。”朱庶民没犹豫，背上行李走进湖南山村，几十年不曾离开，他在县文教局把全部经历写进乡间学校的档案。很多基层干部回想起那位温和的局长，总会顺带提一句：“他父亲是朱良才，没给任何特殊照顾。”

1985年，年逾七旬的朱良才在病榻上与来看望的老战友闲聊。“那年倘若不调走，局面或许更好一点。”他咳了咳，也只是笑笑。常言道，胜败有时由一念间，可真正的担当，是在每个关键节点作出不会让自己后悔的选择。宋任穷的那句评价因此被后辈屡屡引用，而朱良才给出的答案，依旧是那句简单却分量十足的话——“听党的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