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初秋,上海霞飞路的印刷间里,铅字叮当作响,年轻的曾联松夹着几本《新民主主义论》匆匆而过。他还不知道,几年后,一场“全国征旗”将把自己推向命运的十字路口。
曾联松是浙江瑞安人,小时候临帖写字,下课爱在墙上画日月星辰。学业有成后,他转入经济领域,投身“现经社”,白天编稿,夜晚仍与纸墨为伍。抗战期间,他在街头领呼救亡口号,也把红布系在臂上跑遍弄堂,心里埋下赤色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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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成立第六小组,专责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叶剑英负责统筹,秘书彭光涵几乎住进图书馆,连着多夜瘦了一圈。征集启事7月15日见报,全国邮局的邮袋几乎被画稿撑满,短短三周就涌来数千幅设计。
这股热潮像夏天的江水。纺织女工剪红布,农村小学的孩子用粉笔勾图案,南洋过番的华侨也把方案跨洋寄回。每个人都想在新中国的第一面旗帜上,留下一笔属于自己的红色。
忙碌之际,曾联松下班后逛南京路。那晚天高云淡,星子闪烁,他突然想到:“星星陪着月亮,人们不就是跟着领路人吗?”回到租住的小阁楼,他把红油光纸裁成长方形,在左上角贴一颗大金星,再剪四颗小星围向中心。红底取义革命鲜血,金黄凸显黄种人气质。一张样图,很快完成。
接下来的夜晚,他又画出另一种:大星中央加上镰刀斧头的标记。在很多同志看来,那象征无产阶级革命传统,似乎更“正宗”。他把两幅图摆在桌上踱步半宿,第二天清晨请邻居陈树三来看。陈树三直言:“不加锤子镰刀,旗面干净,也大气。”曾联松点头,却最终把带标记的版本装进牛皮纸袋,寄往北平。或许只是想再庄重一点,也或许只是凭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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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初,第六小组在北京饭店开会,面对近三千份作品“挑灯夜战”,先砍掉明显模仿苏联或元素太多的图样,再选出三十余幅送各代表组背对背投票。曾联松的“复字三十二号”进入最后一轮,对照的竞争者还有加黄条象征长江黄河的“河山旗”一类。
9月25日晚的丰泽园,毛主席、周总理召集部分代表座谈。桌上摊开几面放大样旗。有人指着横贯中央的黄杠说:“中间一道黄带,看着像把棍,容易让人误读成隔断。”张治中随口一句:“哪能让国旗横生裂缝?”屋里气氛一下子严肃起来。
毛主席看向那幅纯五颗金星的红旗,沉吟片刻:“中国革命靠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各阶层人民,这面旗子把意思全说透了,简洁,又有力度。但去掉镰刀斧头,效果更佳。”话音落地,围桌的同志们互望片刻,赞同声此起彼伏,决定提交大会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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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北平天气晴朗。政协全会现场,深红底色的样旗在主席台上闪着光。经表决,编号“复字三十二号”赢得通过,五星红旗就此诞生。文件中写明“根据各界来稿综合修改”,创作者栏写的是“集体”。会场上掌声雷动,谁也顾不上思考这八个字背后的遗憾。
几天后,上海愚园路36号收到了中央办公厅的来函:感谢设计国旗的贡献,附赠纪念刊一本,酬金旧币五百万元。手捧信笺,曾联松愣了许久,嘴角却仍是笑的。他知道,这不是谁的个人荣耀,而是十四万万同胞共同的期待。
1950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前,第一批制成的五星红旗在晨风里猎猎作响。受邀观礼的曾联松抬头望去,眼角竟有些湿润。有人问他:“遗不遗憾没能写上名字?”他摆摆手:“咱们的国家升起来了,比什么都值。”
岁月流转,老画稿依旧珍藏在北京国家博物馆的恒温库房。研究者翻看那张带镰刀斧头的原版时,总会感慨:如果当初信封里装的是另一幅,历史的注释也许会有细微差别。可无论如何,红地金星已成为十几亿人心中的精神图腾,这份荣光,依旧铭刻着那个夜晚在上海小阁楼里亮到天明的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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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联松后来淡出公众视野,回到浙江,在中学讲“经济学与国策”。讲到国旗的故事,他爱说一句:“设计图案靠手,更靠信仰。”话音不高,却总能让学生安静下来。年轻人或许难以想象,在那个一切需要从头开始的年代,一张薄薄的油光纸也能托举起国家的未来。
1985年盛夏,曾联松病重。弥留之际,他叮嘱家人把那枚发黄的剪刀一起入棺。对他而言,那是另一种“勋章”。失去“唯一作者”名份的遗憾,随着祖国旗帜一次次升起,早已被更大的满足感所替代——亲手参与了新中国最重要的象征,这是无法衡量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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