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永乐大典》本质上是明成祖朱棣的面子工程，这一点首先从修纂时间可以看出。朱棣在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即下令修纂此书，此时距离他通过靖难之役成功夺位刚过去一年，以解缙为首的修纂团队在受命后第二年（即永乐二年）的十一月就匆匆编成《大典》初稿《文献大成》，朱棣览后对初稿不满意，于是在永乐三年（1405年）再命姚广孝、郑赐、刘季篪、解缙等人重新修纂，重修工作自永乐三年（1405年）元月始，至永乐五年（1407年）完成。从初修到定稿仅五年，从重修到定稿仅三年，这么急着修书，且又如此匆忙完成，很难让人不相信朱棣修纂此书的动机是“为修而修”。
第二，从所召集修书人员的身份可以看出。《永乐大典》的修纂人员总计在近三千人左右，网罗了当时全国各学科、专业的优秀人材，除了在朝或地方官吏荐举这样的官方渠道之外，还收罗了不少僧人道士、布衣诸生，甚至有从布衣召为都总裁者（如江苏武进人陈济），如此罕见地“不拘一格选人才”，大有借修书笼络人心之嫌。
第三，从书籍传播、利用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永乐大典》自修成后一直藏于深宫，除了皇帝之外几乎无人可阅览。朱棣在此书序言中口口声声说编纂此书是为了方便查阅，事实上编成后他自己压根就没使用过，更没有将此书印行、传播、流通。《大典》原稿本留在南京文渊阁，应已毁于正统十四年的火灾，只在编成后清抄过一部，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运至北京，正统初年移藏入文楼。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明世宗正式决定重录《大典》，用了六年时间方才完成。重录之后依然束之高阁，不出版不流通，丝毫没有改变其“皇家私藏”的性质，不但普通人接触不到，士大夫学者无缘一见，即便如夏言、高拱这样的位极人臣者，也只是因为重录《大典》的机会才能见到。
书籍的生命在于流传，学术当为天下之公器，而《永乐大典》的修纂注定只是朱棣在靖难后安抚士人情绪、转移视线、缓和矛盾、炫耀文治的手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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