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耿飚压力太大想辞去部长，周总理说：人家打你，你不要倒

1949年冬夜，北京灯火稀疏，刚调到中央的耿飚裹着军大衣站在新华门外等候谈话。他记得很清楚，那天北风呼啦啦地穿过红墙黄瓦，吹得他耳朵生疼，却吹不散心底的忐忑。三天前，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提议：让这位作战勇猛的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改行做外交官。军中老伙计听说后打趣：“老耿，你那一口湘味儿普通话，真能行？”耿飚只是笑笑，却暗暗犯难。

周恩来见到他，开门见山：“中央想让你出任驻瑞典大使。”没等耿飚开口，周恩来又补上一句，“别担心，你在抗战护送过美军观察组，和洋人打过交道，比谁都适合。”一句话把他多日来的顾虑轻轻卸下。

1950年7月，39岁的耿飚携妻带女抵达斯德哥尔摩。那时，中国的外事经费拮据，他和夫人自己缝补中山装，公使馆的窗帘还是老房东留下的旧布。可怜的是，第一面国旗挂出去不到两小时就被寒风撕裂，只好连夜补好再升。

从瑞典到巴基斯坦，再到缅甸，耿飚在陌生的语境间摸索着谈判技巧。一次在仰光机场，他亲自去跑道上迎接遭遇暴乱威胁的中国包机，脚踝扭伤也没吭声。缅甸总理奈温拍着他的肩膀说：“将军，今天你比飞行员还像飞行员。”

1967年，他被召回北京，却不巧撞进席卷而来的风暴。批斗、隔离、交代问题接踵而至。三个月后，他病倒在硬板床上，高烧不退。周恩来闻讯后，只留下一句“立刻送301”便挂断电话。那张转入单成了耿飚的“护身符”，也再一次写下他们之间的信任。

1969年，阿尔巴尼亚与苏联交恶，北京急需一位经验老辣的使节。周恩来再次点名耿飚。毛泽东批准后，他从“监护”状态被带到人民大会堂。许久未见的周恩来递来茶杯：“老耿，事情多，先去替国家守好那道门。”耿飚挺直腰，笑得像当年端着大刀冲锋那样痛快。

阿尔巴尼亚的寒风并不比北欧温柔，城市电力不足，王宫改建的使馆常常黑灯瞎火。耿飚靠蜡烛整理电文，从清晨忙到次日黎明已成日常。当地干部回忆：“夜里三点还能看见大使办公桌边的灯。”“那是蜡烛，”耿飚纠正，“灯泡早就歇菜了。”

1971年，耿飚因心脏病回国。休养不到半年，周恩来又把中联部的担子递过来。这个部门被冲得七零八落，人心惶惶。耿飚接手后先做两件事：让被关押的老同志复位，加紧恢复与亚非拉兄弟党的联络。有人劝他低调些，他只说一句：“怕，就什么都干不成。”

进入1973年，气氛日益紧张。“四人帮”盯上了中联部这块“肥肉”，江青还当众放话：“外交口不能是资产阶级帮凶的天下。”造反派紧接着贴出大字报，直指耿飚“推行投降主义”。

1974年1月，压力陡增。耿飚夜里在办公室踱了很久，给周恩来打去电话。“总理，现在这样，我怎么干？想请组织考虑换人。”电话那头沉默几秒，周恩来语气缓慢却坚定：“老耿，记住三句：人家打你，你不要倒；人家赶你，你不要走；人家整你，你不要死。”短暂的嘱咐像三颗钉子，稳稳钉在他的心上。

同月二十五日，北京首都体育馆开大会。周恩来临时被通知主持。台下人头攒动，一张纸条递到主席台，请求发言。周恩来点头，同意。没想到发言人上台便劈头盖脸批耿飚卖国求荣，场面一度尴尬。周恩来面沉似水，却硬生生让对方说完，以免被抓住“压制群众”的口实。

两个月后，在西花厅，周恩来握住耿飚的手，少有地露出歉意：“那天的事，委屈你了。”耿飚爽朗一笑：“我哪敢埋怨您？他们抡起棍子打我，我没倒，就算闯关成功。”说罢，他拍了拍自己的胸膛，“总理那三句话，管用。”一句玩笑，让病痛缠身的总理舒心地笑了出来。

周恩来离世的消息传到医院病房，耿飚愣坐了很久。身边人见他手指轻颤，以为要写什么，却见他只是反复摩挲着那支旧钢笔——当年周恩来送他的“窗下学礼”时用过的同款。

两年后，“四人帮”覆灭。耿飚调往国防部，先后任副部长、国务委员。有人问他从将军到外交官再回军界有何感想，他淡淡回应：“部队教我用刺刀冲锋，外交教我用微笑谈判。无论刀锋还是笑容，都是国家需要。”

耿飚晚年回忆起1974年那通电话，常对后辈说：“挨打不倒，是做事的底气；被赶不走，是对党的忠诚；挨整不死，才见英雄本色。”如今翻看他当年的工作笔记，第一页仍端正地写着那三句话，墨迹已淡，却透着倔强的锋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