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学派与中国法学“标识性概念”的诞生

我们这代学人，似乎正在经历一场大型的概念法学行为艺术。

课堂上讲着权利义务、法律关系、请求权基础，这些舶来之语词，穿越百年仍锋利如初。学生们记得牢，用得好，考试分数也漂亮。可下课铃一响，回到中国法学研究的现实，就会尴尬地发现，这些词现在已经被嫌弃了。嗅觉敏锐的人纷纷转身，扎进文件堆里，从最新表述中淘金。他们从文件发现了新词，之后期刊立刻组稿，学者连夜阐释，高校火速成立研究中心。短短半年，文件里的新词就有了标配的学说史、比较法研究、实施路径分析，体系完备得像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孙大圣。

可这究竟是谁的概念？这种从文件里扒拉出来的新词真的是中国法学界的标识性贡献吗？

说实在的，标识性概念这玩意儿，不是阐释出来的，是长出来的。它得扎根于土壤，经受时间风化，在无数次的质疑与修正中慢慢成型。霍菲尔德的权利分析，是啃了无数个案例才磨出来的刀。韦伯的理想类型，是望穿社会结构才制成的透镜。我们的前辈也曾在茶馆里争辩，在油灯下修改，在研讨会上坚持，最终留下几个能用的概念。可如今呢？文件刚印发，注释性、解读性文章就已见刊。这不是学术生产，这是政策翻译。翻译得再精致，再学术，再前沿，也改变不了本质。我们像一群兢兢业业的二传手，把文件话语转换成学科语言，然后称之为创新。

更可怕的是，这种翻译已经内化成一些人的本能。看到新提法，第一反应不是质疑，不是反思，而是兴奋。又有一个大词可以大做文章了，又能发几篇C刊，又能拿一个课题。学术尊严？那是什么，能吃吗。我们批量生产着"原创性研究成果"，其实不过是为别人的思想跑龙套。龙套跑得专业，跑得高效，跑得形成了产业链。学生跟着导师做，青年学者跟着资深教授做，大家一起把某个概念的学术生命无限延长，直到下一个概念出现。这哪里是学术共同体，还是概念加工车间？

有人或许会辩解，说这是中国法学本土化的必经之路。好一个本土化！本土化应该产生新的分析工具，让我们能更清楚地看见中国法治的真实运作，而不是生产一批只能用来写申报材料的关键词。当我们的硕士博士论文，言必称某个文件表述时，这不是本土化，这是思想懒惰。我们懒得太理直气壮忘乎所以，以至于忘记了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尊严，是提供分析性概念，而非复述性概念。

分析性概念是什么？是能让你看出问题的东西。权利义务让你知道谁在主张什么，法律关系让你理清纷繁事实中的结构，请求权基础让你精确锁定规范依据。这些概念像手术刀，用好了能解剖社会。可文件里提出的概念，大多是目标性概念，是愿景，是方向。这些很重要，但它们不是分析工具。我们用阐释愿景的方式来冒充学术创新，就像用宣传标语代替理论论证，终归是两张皮。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整个学界都在做阐释工作，真正的理论创造的土壤就被板结了。青年学者聪明，敏锐，有爆发力，可他们一进学术门，看到的榜样就是如此。大佬教授们尚且忙着赶新中式概念潮，年轻人怎会不知风向？于是最该冒头的年纪，选择了最安全的策略。给新概念添砖加瓦，既政治正确，又容易发表，何乐而不为。一代人这样，两代人这样，三代人还这样。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几个概念，而是一整个时代。

期刊也在推波助澜。C刊要影响因子，要引用率，要安全。什么最安全？阐释性文章最安全。大家都在用这个词，引用自然高。编辑们心知肚明，但编辑们也没办法，生存压力下，谁还敢赌真正的创新。更何况，真正的创新往往伴随着对现有概念的挑战，这在审稿人眼里可能是"看不懂""不成熟""有风险"。我们建立了一套精致的学术生产体系，这套体系的最大功能，就是过滤掉真正的创新。

过滤得如此成功，以至于当我们偶尔想认真思考一个问题时，却发现语言系统已经退化。想说清一个现象，找不到合适的概念。想批评一个做法，只能用对方的词汇。想建立分析框架，发现工具箱里全是别人打造的旧工具。我们成了学术上的下岗工人，守着一屋子过时设备，等待永远不会再来的订单。订单来了我们也做不了，因为手艺早已生疏。

手艺生疏的表现，就是越来越依赖长句、定语、排比和某种庄重的腔调。好像句子越长，就越有学术性。好像定语越多，就越深刻。这种文字像一团棉花，看着饱满，实则松软，一攥就出水。

真正的学术文字应该像骨头，硬，冷，有结构，能承重——不信的话，你也许可以去读一读已故著名法学家方流芳教授的文字。但我们似乎已经很少能写出这种文字了，因为我们的思考本身就没有骨骼。我们习惯了阐释，习惯了演绎，习惯了在别人的框架里填空。填得多了，就真以为自己是在盖楼。可楼基是别人的，图纸是别人的，我们只是个泥瓦匠。

泥瓦匠当然有价值。可如果整个学界都成了泥瓦匠队伍，谁来当建筑师？谁来发明新的建筑语言？更严重的是，泥瓦匠做久了，会忘记建筑原本是为了什么。我们写着写着，就忘记了法学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发文章，不是为了拿项目，不是为了职称评审。法学是为了理解秩序，解决纠纷，守护公正。这些目标需要锐利的概念，而不是精致的话术。

话术时代已经持续太久。久到我们都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需要标识性概念。也许阐释工作本身就是一种贡献？也许服务现实比理论创新更重要？这种自我安慰像麻醉剂，效果立竿见影，副作用是永久性失忆。我们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没有标识性概念的学科，就没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语言的学科，就没有独立的思想。没有独立思想的学科，凭什么称之为学？

凭发表在C刊上的数量？凭获批的课题级别？凭获得的奖项等级？这些硬指标构建了一个平行现实，在这个现实里，我们似乎很强大，很繁荣，很国际化。可这个现实不堪一击。只要问一句，你们提出了什么让我们能够分析新问题的概念，整个大厦就摇晃起来。摇晃归摇晃，塌不了。因为大家早已达成了默契，不问这个问题。

默契，是学术共同体的坟墓。

偶尔也有几个试图突破的。他们提出新概念，遭遇的不是批判，而是沉默。沉默比批判更可怕。批判意味着进入了学术竞技场，沉默则意味着你连对手都不算。期刊不给你发，引用率上不去，课题评不上。几个回合下来，新概念就自然死亡。不是概念不好，是系统不认。系统有系统的逻辑，这逻辑与学术无关，与生存有关。我们都活在系统里，谁也别说谁。

于是最安全的策略，就是继续我们已经做了三十年的工作。把文件里的概念学术化，把学术的概念文件化，把文件的概念再学术化。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在这个闭环里，每个人都可以是著名学者，都可以是学科带头人，都可以是权威。权威们坐在一起，谈论着如何培养下一代学术人才，语重心长。可他们培养的，不过是更高效的翻译机器。

机器不需要概念，只需要指令。我们正把自己变成机器，一台台精密的、高效的、永不疲倦的学术生产机器。有时候，你得先承认饿，才能谈得上吃饱。我们现在的状态，是集体假装不饿，然后靠吃空气维生。

唯一遗憾的是，空气吃得再饱，也长不出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