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杨姓青年来到北京，对着报纸上的贺龙说：这是我的父亲

1949年10月15日，北京站的站台还带着秋凉。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一位二十六岁的湖南青年攥着前几天的《人民日报》，上面刊有政协会议代表合影。他的目光锁定在身着灰色中山装的贺龙，眼神近乎执拗。

火车汽笛刚落，他就直奔南长安街解放军西北军区驻京办。守门警卫把枪往地上一顿，青年急了，举报纸，语速很快：“我叫杨荣柱，找我父亲贺龙。”寥寥数语，把警卫听得一愣。

“贺龙只有个三岁儿子，你可别乱攀亲。”警卫的脸立起三道褶子。青年额头见汗，却不退缩：“请通报，贺司令见到我名字，一定明白。”这份笃定透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味道。

值班参谋踌躇片刻，还是把纸条送进了二楼。几分钟后，楼梯口响起重重的脚步。五十三岁的贺龙快步冲下，看到青年，眉毛先扬起来，继而伸手将他搂进怀里：“好娃娃，爹可算把你盼来了！”

院子里的人全看呆了。所谓“独子贺鹏飞”才读幼儿园，面前却出现一个成年人，这事儿显然另有隐情。贺龙按住小伙子的肩，低声对众人说：“他是老庚杨毓棻的骨血。”三个字——“老庚”——让记忆的闸门豁然洞开。

时间拨回1918年。那年秋，湖南澧水河畔，护国军营地的油灯下，两位年轻营长彻夜订作战图：一个是桑植出身、刀疤斜贯眉梢的贺龙；一个是芷江骑术出众、性子里带着一股倔劲的杨毓棻。战火压城，他们却谈得忘情，竟在关帝庙前祭香结为异姓兄弟，互称“老庚”。

刀光剑影里，兄弟情越炼越烈。1923年春，杨母姚华英五十寿辰，位于芷江沅郡中学的宴席百桌连排。贺龙率人马赶了五百里山路，一身尘土闯进席间。众目睽睽下，他举杯俯身三叩，口称“庚娘”，敬上一盏浊酒。老人家当场饮罢，笑中带泪。那一幕，成了杨家一辈子的谈资。

然而硝烟不等人。1924年盛夏，杨毓棻病逝，年仅二十九岁。噩耗传至贵州铜仁，贺龙将军当即停训，率一个营昼夜兼程赴芷江护灵。赶到时，新寡的姚氏正为安葬费用发愁。

“武器没了就没了，人是最要紧的。”贺龙抚棺长叹，他把仅有的几匹战马和一批蚊帐交给杨家：“先把日子过下去。”离开前，他把三岁的小荣柱抱到膝上，“等你长大，来找我。”小孩只懂得连声说：“爹爹！”

1927年南昌城头枪声骤起，贺龙举义。此后十余年，烽火连天，通信阻断，芷江母子只能从只言片语里拼凑干爹行踪；而在贺龙的行军背囊里，始终塞着一张旧相片——那是当年寿宴上与杨毓棻、姚华英的合影。

抗战八年、解放战争三年，一切硝烟至此方才散去。1949年9月，政协会议的代表名录让杨荣柱再一次看见了那张熟悉的面孔。于是有了北京站的那一幕。

办事处里，贺龙按着青年的肩，“孩子，你母亲可好？”“婆母前些年已去世。”一句话，让这位老将军红了眼圈。他让随员取来仅有的半条香烟，塞进杨荣柱上衣袋，又写下一张条子：

“荣柱现随校工作，若需调京深造，可循此条。”签名落款，一笔苍劲。

临别时，杨荣柱低声道：“爹，等局势稳定，我再来。”贺龙拍拍他后背：“记住，你父亲的铮铮骨气，莫丢。”话音不大，却像军号。

此后他们只在电报中互报平安。1969年6月9日，贺龙病逝于北京三○五医院。噩耗传到湖南，杨荣柱跪在母亲坟前烧掉那张发黄的报纸，“孩儿终究没赶上您老的最后一面。”

在纷乱年代，义气二字常被口头滥用；而有人却把一句“有事找我”扛在肩上二十余载，哪怕山河千里、烽火连年，依旧言出必践。这种担当，值得后人把目光投过去，静静地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