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数名开国元勋联名请求寻找“代号OX”，找到后享18级待遇

一九五〇年三月的一个清晨，北京新华门外依旧兵戈未歇的肃穆气息尚在，中央办公厅里却有一封联名信被郑重递交上去。署名者包括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十余位新任政务要员，他们只提了一个请求——寻找一位名叫牛宝正、代号“OX”的山东汉子。理由很简单：没有这个人的暗中襄助，草岚子监狱里的六十一名共产党人很可能再无今日。领袖批阅后只写下四字：速查速报。

说起牛宝正，不少人会以为这是一位久经沙场的红军指挥员，其实他是个地道的无棣县农民。十八八六年冬月出生的他，家里穷得叮当响，十来岁便被迫外出当杂役。后来混进直鲁联军，枪林弹雨里打出一身伤疤，仍然落得个两手空空。军阀混战令他心灰意冷，二八年退伍回村，靠几亩盐碱地糊口。收成一坏，他就背起包袱再次闯荡，走南闯北，唯一的念想是攒点钱，给老母亲买副好药。

辗转来到北平，全凭一张老同事递来的推荐信，他得以进入“北平军人反省院”当狱警。这所反省院位于草岚子胡同，外人只道是监狱，知情者却明白那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拷打“政治犯”的黑窝子。牛宝正初来乍到，被阴湿甬道和铁镣声狠狠震住，心里却升起难言的抵触。可日子终究要过，他仍旧勤勤恳恳，在恶劣环境中混了个小班长。

命运的转折来得突然。一九三一年夏，安子文、薄一波、杨献珍等人被捕后送进草岚子。特务们昼夜审讯，电刑、老虎凳、灌辣椒水样样上阵。牛宝正第一次近距离看见被拷打得遍体鳞伤的薄一波，却听到对方沙哑着嗓子对同伴嘶哑道：“咬紧牙，什么也别说！”那一刻，他心里像被火烫了一下——什么人能打成那样还不屈？

有意思的是，越是惨烈的酷刑，越激发了被捕者的无畏。薄一波领着难友绝食、安子文以大鼓书唱“国际歌”，牢房夜里灯火通明，暗号此起彼伏。牛宝正渐渐看懂了，他们身上有股子说不出的气质，与过去见过的军阀兵痞截然不同。他开始帮忙递水、送药，刻意放松搜身，时不时还会在深夜往门缝里塞进一小包馒头。

“牛大哥，能否借支铅笔？”杨献珍有天悄声问。他愣了下，还是点头。自此，一条隐秘的纽带被系牢。囚室内外的小纸条，被褥夹层里的文件，小心翼翼的摇头与点头，全靠这位“牛班长”一一穿针引线。因为姓牛，同志们用英语里的“OX”为他取了暗号，方便在通信里提及。

抗日烽火逼近华北后，北方局急切需要这支“狱中支部”突围。情报传来：只要服刑者在报纸上声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就可提前假释。对许多钢铁意志的革命者而言，这无异于苦涩抉择。杨献珍白纸黑字写下三条顾虑，让牛宝正向外转交：“若按令行事，组织日后不可再追究。”牛宝正皱着粗糙的手指，反复确认字句，然后悄悄塞进了外联小包。随后，九人率先走出高墙，紧接着又有五十余人分批离开。草岚子监狱的厚墙，抵不过暗线和信念的合力。

然而风声很快紧了。国民党发现漏洞，震怒之下清查内鬼，牛宝正首当其冲。审讯室的鞭子、灌刑，他都挨了。当探员拍桌怒吼“交代！”他只回一句：“我什么都不知道。”据后来营救他的同志回忆，牛宝正最常说的，是“我只认自己良心”。这句看似朴素的话，撑住了他最艰难的四十多天。终因缺乏证据，加之地下党多方斡旋，他被“暂予看管”后，悄然转移回了山东乡下。

抗战、解放战争接踵而至，枪声把通讯线割得支离破碎。牛宝正埋名田间，靠小本生意养家糊口。儿子去修徒河水库，他自己则守着年迈的老母。直到一九五〇年春，寻人令从北京一路下达至济南，再到德州、无棣。县委书记张雨村翻遍户籍，才在一所改造所里发现了这位“政治嫌疑人”。原来县里清理旧职员，把当年做过“反省院”班长的他一并收押，谁也没想到这是功臣。

消息飞速回京。杨献珍听说“牛大哥找到了”，当即拍桌：“立刻接他上北京！”中央批准，为其报批行政十八级待遇——相当于正厅。有人担心“不合编制”，可数位副总理级领导一句“有功必赏”，定了下来。接风的那晚，薄一波握住他的手，“老牛，你要是当年没帮忙，我们哪还有今天。”牛宝正腼腆地挠头，只说：“能做点事，算不得什么。”

遗憾的是，他始终没能如愿正式入党。组织动员多次，他却摇头。“党给我恩情太大，我就守着乡里干点实事，好。”一九五一年，他婉拒了进京工作的安排，坚持回到无棣县参与家乡水利修筑。政府依旧按政策给他保留待遇，逢年节补助从未少过。

一九五四年深秋，牛宝正病逝于北京一家医院，终年六十八岁。安葬事宜由民政部门和昔日狱友共同操办，灵柩运回鲁北，小小后牛村响起了哀乐。有老乡回忆，他生前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吃亏是福，救人要紧。”这句土得掉渣的话，与他在草岚子黑牢里悄声拂去同僚伤口上的血迹一样，朴素却熠熠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