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35年，巴黎的空气里都透着艺术的味道。
这一年，常书鸿三十一岁，正站在人生的高光时刻。
这笔账不管谁来算，他都是妥妥的“人生大赢家”：他是油画大师劳朗斯的得意门徒，连续四年把巴黎“春季沙龙”的金银奖收入囊中，画作更是被巴黎近代美术馆视若珍宝地收藏。
在那个年代的留学生圈子里，混到这个份上，基本上就是顶破了天花板。
可偏偏就在塞纳河畔的一个旧书摊前，他突然要把这一手天胡的牌全都推翻重来。
惹祸的仅仅是一本画册——《敦煌石窟图录》。
他在那书摊前跟丢了魂似的站了四个钟头，翻完那本画册，脑子里就剩下一个念头：回家，去敦煌。
那一刻，别说他妻子陈芝秀觉得他脑子进水了，随便拉个理性点的路人站在旁边，估计都得问一句：图啥呢？
要知道，为了能站在巴黎的街头，常书鸿付出的代价大得惊人。
想当年为了凑足留学的盘缠，他在西湖边上给死人画遗像，这一画就是四五个年头。
可攒下的钱也就够个考试费，船票还是买不起。
那他是咋去的法兰西？
是当“舱底的黄鱼”——说白了就是偷渡。
躲在邮轮最底层的厨房里，干着洗碗、择菜、扫地的杂活，忍着高温和机器的轰鸣，硬生生熬过大洋彼岸的。
到了地头，白天上课，中午啃面包巧克力，晚上还得恶补法语兼职打工。
这种苦日子嚼了六年，好不容易苦尽甘来，成了名满天下的大艺术家。
面对妻子的质问，常书鸿给出的理由很平淡，听着甚至有点“凡尔赛”：
“名利这东西，就是过眼云烟，搞艺术的谁在乎这个。”
这话听着像是一拍脑门的高调。
可往后五十年的日子证明，他心里那把算盘其实早就拨清楚了：
但他千算万算没算到的是，这笔账的“利息”，高得差点让他家破人亡。
一回国，现实就给了常书鸿一记闷棍。
哪有什么艺术天堂，在那等着他的只有漫天黄沙、咸得发苦的水和快要塌完的洞窟。
在那鬼地方，生活直接降级到了生存的红线以下。
女儿常沙娜后来回忆，刚到敦煌那天，吃饭的筷子是刚从树上折下来的红柳枝，碗里装的是面疙瘩、大粒盐和醋。
为啥非得喝醋？
因为水里的碱太重，不喝醋中和一下，嗓子受不了。
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
最要命的是，那地方就是个“无底洞”。
那时候的敦煌研究所，工资基本就是个摆设，一年里头有大半年发不出钱。
常书鸿不光得把自己的老本贴进去，还得绞尽脑汁搞钱修洞子。
为了给那四百九十多个洞窟安上门窗，挡住风沙往里灌，常书鸿不得不把脸皮揣在兜里，去求那些有钱的游客掏腰包。
于是就出现了这么个讽刺的画面：
一位在巴黎拿奖拿到手软的大艺术家，为了几个窟门，不得不点头答应捐款人的条件，把人家名字，甚至祖宗三代的名号刻在上面。
侄女常婷婷后来说，二叔这哪是搞艺术，简直是在为莫高窟“化缘”。
更没料到，他修好了洞窟的门，自家的大门却失守了。
妻子陈芝秀到底是熬不住了。
她是陪着丈夫来追求艺术梦的，不是来当苦行僧的。
当年的雕刻刀早就生了锈，手上全是洗衣服磨出来的老茧。
于是，她走了。
扔下两个孩子，跟一个刚从牢里放出来的男人私奔了。
听到信儿的常书鸿，骑上马狂追了两百多公里。
他在戈壁滩上跑得昏死过去，被修路工人救回来，整整睡了三天三夜。
等睁开眼，面对的是一个散了架的家。
如果这时候常书鸿选择撂挑子不干了，没人会怪他。
老婆跑了，工资没了，洞窟还在塌。
但他愣是没走。
因为在他心里的那杆秤上，敦煌的分量，还是压过了所有的苦难。
到了1966年，风沙刮得更猛了。
这回的风沙不是老天爷刮的，是人刮出来的。
常书鸿被人打断了腰骨，打掉了牙齿，和继室李承仙一块被按在古汉桥上，跪在那些当年为了修门窗而刻下的施主名字前请罪。
六十二岁的常书鸿，腰里打着钢板，还得趴在地上喂猪。
甚至连他那个早夭的小女儿常沙妮的棺材，都被人挖出来鞭尸。
在那段伸手不见五指的日子里，常书鸿练就了一种惊人的“迟钝感”。
有一回在火车上，他对面坐的人打听徐迟笔下的《祁连山下》是不是写的常书鸿。
常书鸿面无表情地回了一句：“那是作家瞎编的，哪有这号人，常书鸿早就死了。”
这不是赌气，这是一种活命的法子。
只有让自己“死”了，肉体才能苟活下去。
对面那人似乎听出了弦外之音，给他倒了杯茶，低声说了句：“老同志，你可得挺住啊。”
他还真就挺住了。
1972年，学生去看他，问他有啥要求。
住在猪圈棚子里的常书鸿只提了一个愿望：“希望能换身干净衣裳。”
一直熬到1979年，因为上面的过问，常书鸿才官复原职。
这时候，他做出了另一个让人跌破眼镜的反应。
当女儿常沙娜告诉他，前妻陈芝秀因为心脏病走了时，他先是像听了个路人消息一样“哦”了一声，接着低头忙手里的活。
这人心太硬了吗？
并没有。
几个钟头后，书房里传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声。
他死死抓着女儿的手，一遍又一遍地问：“她死了？
她真的死了…
那一刻，那个为了敦煌抛家舍业的“圣人”外壳碎了一地，露出了里头那个装满了遗憾和愧疚的普通老头。
但他依然没有停下脚步。
1994年，九十岁的常书鸿躺在病床上，全身肿得厉害，气都喘不匀。
这时候的他，早就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留学生，也不是那个趴在地上喂猪的“牛鬼蛇神”，他把自己活成了敦煌的一部分。
他拉着女儿的手，翻来覆去就交代一件事：
“以后死也要死到敦煌去！
万一不小心死在外面，骨灰也得给我送回敦煌！”
这句遗言，把他这辈子所有的反常选择都解释通了。
从1936年到1994年，跨越了大半个世纪。
他丢掉了在巴黎的荣华富贵，弄丢了原本美满的家庭，甚至差点连尊严和老命都搭进去。
但他赢了另一场更大的赌局。
2024年，当九十三岁的女儿常沙娜被人搀扶着走进美术馆，对着父亲的雕像喊出一声“爸爸”时，常书鸿的目光依然死死盯着前方。
那是他守了一辈子的地方。
当年好多人笑话他傻，放着巴黎的洋房不住，非要去住土坯房。
但时间给出了最后的判决：
那些嘲笑他的人，早就变成了泥土，没人记得他们是谁。
而常书鸿的名字，已经和他守护的石窟一样，成了永恒。
这笔账，他终究是算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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