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台儿庄》拍完后，中央不许公映，程思远力争：该片符合史实

一九八七年七月初，北京中华世纪坛筹备“抗战五十周年图片展”，会场外悬挂着一幅巨型剧照：滚滚炮火中，临城车站硝烟弥漫。路过的人并不知道，这幅海报差点被束之高阁，而把它从命运的夹缝里硬生生拉出来的，是时年已七十八岁的程思远。

追溯到五十年前，程思远曾在李宗仁麾下任秘书。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从前线传到武汉时，他亲耳听李宗仁说：“打这一仗，算是给全国提气。”也正因为耳闻目睹那一幕，晚年的程思远对台儿庄题材的影视作品格外上心。广西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血战台儿庄》后，剧本几易其稿，他都逐字斟酌，连哪栋碉楼被日军火焰喷射器烧穿，都要按照史料去还原。

拍摄完成的拷贝运抵北京，电影局安排试映。片尾曲刚落，灯光亮起，座中几位嘉宾相互交换眼神，无人抢先发言。沉默里，一句“史实是否准确，我们拿不准”打破僵局。随即，公映被按下了暂停键。消息传到程思远耳中，老人瞬间变了脸色。他清楚，这不仅仅是电影的命运，更关系到两岸敏感的心理角力。

他拄着手杖走进中南海相关办公室，一开口就直奔主题：“此片每一帧都有档案做支撑，若有不符，我愿担责。”几句话掷地有声。短暂的对视后，审批部门留下答复：“再议。”程思远却没有松劲，接连数日，他带着厚厚一摞战史资料上门，逐段解说，连日德武器的口径都逐一核对。有人轻声提醒他要多歇歇，老人摆手：“这事晚一天，海峡就多一分隔阂。”

与此同时，台北另一端的情势也在微妙变化。早在一九八六年，蒋经国已经接到大陆善意的呼声——那封信是经由香港朋友转交的，落款正是“程思远”。信里提及大陆改革开放的新气象，也坦言惟有承认共同的抗战记忆，政治缝隙才有愈合的可能。蒋经国不置可否，却将这封信夹在案头。

一九八七年八月，《血战台儿庄》终于拿到准映通知。首映那天，北京电影制片厂大礼堂座无虚席。银幕上，李宗仁与庞炳勋在废墟中握手的场面，让不少白发老兵泪湿衣襟。观众散场时，有人哽咽着拍肩：“总算有人把那段仗打得像回事了。”这种由衷的赞叹，比任何票房数字都来得珍贵。

更大的回响来自海峡另一侧。影片悄悄送至台湾，蒋经国在寓所连看两遍。结束后，他只说了两句，“共产党也认同我们的血战”“父亲的形象没有被涂黑”。这不到二十字，却是一条沉睡多年的暗河开始松动的信号。随后，台湾方面宣布同意老兵返乡探亲，几十年未归的游子踏上回家路。民间交往的闸门，一举拉开。

此后两年间，两岸往来航点由香江扩展到新加坡，再到金门、厦门的“金马小三通”雏形，学界普遍认定，《血战台儿庄》起了催化剂作用。有人赞誉它是穿透迷雾的第一束光。对此，程思远在政协礼堂接受采访时淡淡地说：“电影只是实话实说，历史自会说服人。”

回想他半生际遇，可谓跌宕。三十年代在桂系主政的机关里，他周旋于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四十年代末走出大陆，寓居纽约；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又在中南海泳池边听毛泽东赐号“近之”。毛主席意味深长地叮嘱：“要常常靠近共产党。”这句嘱托，他铭刻了整整四十年。

七十年代末，邓小平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程思远被请出山，出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后又兼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和台湾研究会要职。对蒋经国，他始终留有情分，多次通过友人劝其回乡省亲。只可惜，两人最终未能再聚首。蒋经国去世的消息传来时，程思远沉默良久，嘱咐秘书在日记里写下八个字：同根生，分久必合。

进入九十年代，台海氛围起伏反复。程思远仍旧奔波于各种座谈会，他的发言不事高调，却句句指向一点：文化与记忆是桥梁，而不是鸿沟。正因如此，他对《血战台儿庄》的执念从未减弱。有人问他，为什么对一部影片耗费这么大的力气？他摆出招牌式微笑：“历史不是提款机，却是一面镜子。”

二〇〇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北大医院病房内灯光柔和。弥留之际，他让家人把那张电影海报取来放在窗边。护士悄声询问缘由，他眯眼答：“看看，也算值了。”话音未落，心电监护仪归于平稳。

从台儿庄的枪火到两岸的往来，再到一位九旬老人的最后凝望，这段故事告诉人们：真相有时沉潜，却终要浮出水面；诚意虽然柔软，却常能穿透历史的坚壳。程思远的倔强，正是那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