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建房时挖出四枚金饼卖60万，后来却发现，金饼出现在了我家

去年开春，老家的大伯铁了心要把住了半辈子的土坯房推倒重建，他一辈子没出过远门，最大的心愿就是盖一栋亮堂堂的二层小楼。

逢人便念叨：“等楼盖好了，我也学学城里人，在阳台上摆张摇椅晒太阳。”动工那天，村里来了不少看热闹的人，挖土机轰隆隆地刨开地基，黄土被一车车运走。

挖到两米多深的时候，挖土机突然“咯噔”一声停住了。司机师傅跳下来扒开浮土，惊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一个锈迹斑斑的陶罐，正静静躺在土坑里。

大伯挤开人群冲过去，哆哆嗦嗦地抱起陶罐，跑到没人的墙角摔开，四枚巴掌大的金饼滚了出来，黄澄澄的光晃得人睁不开眼，金饼上刻着模糊的纹路，一看就不是寻常物件。

那天下午，大伯把自己关在屋里，谁叫都不开门，直到傍晚，他才揣着金饼悄悄去了趟县城，三天后，大伯揣着一张银行卡回村，逢人就拍胸脯：“六十万！一分不少！这下小楼能盖得阔气了！”

这话像长了翅膀，瞬间传遍了全村，大伯的腰杆挺得笔直，买了烟酒挨家挨户地送，脸上的褶子都笑成了花。

他还特意买了辆二手小轿车，每天在村里的水泥路上兜圈子，发动机的轰鸣声吵得人不得安宁。

我爸妈听说这事的时候，正在地里种玉米，我妈叹了口气：“你大伯这辈子不容易，总算熬出头了。”我爸没说话，只是蹲在田埂上抽着旱烟，眉头皱成了一个疙瘩。

那段时间，大伯家的二层小楼拔地而起，红砖白墙，琉璃瓦顶，在村里格外扎眼，他看我们家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房子，说话的语气都带了些傲气。

有次我回家，撞见他跟邻居闲聊：“还是我运气好，祖坟冒青烟了。不像有些人，守着老宅子，一辈子也发不了财。”我听了心里不舒服，跟我爸抱怨。

我爸摆摆手：“别往心里去，你大伯就是嘴上没把门的。”可我分明看见，他转身回屋时，悄悄抹了抹眼角，变故发生在半年后。

那天，家里突然来了两个穿制服的人，说是市文物局的，他们拿着一张照片，问我爸认不认识照片上的金饼，照片上的金饼，和大伯挖出的那四枚一模一样，我爸愣了半天，才点了点头。

来人叹了口气，说出了一个让我们全家都震惊的真相，原来大伯挖出金饼后，卖给了县城一个古董贩子，没成想，那个古董贩子转手就把金饼卖给了一个文物走私团伙。

上个月，这个团伙在边境被警方抓获，四枚金饼也被当场缴获，经过专家鉴定，这四枚金饼是汉代的文物，属于国家珍贵文物。

按照法律规定，地下埋藏的文物归国家所有，但考虑到金饼是在我家祖上的宅基地里挖出的，且有史料记载，我家祖上在清末曾是当地的望族，这些金饼极有可能是祖上遗留下来的。

关键是当年爷爷分家的时候，特意立下字据，把大伯建房的那块地基划给了我爸，只是后来大伯家人口多，我爸心软，就让他暂时在那块地上盖了土坯房，这一住就是几十年。

也就是说，大伯挖金饼的地方，其实是我家的地界，文物局的人走后，我爸翻出了压在箱底的分家字据，泛黄的宣纸上，爷爷的字迹依旧清晰。

我妈红着眼圈说：“难怪你爸当初听说金饼的事，就一直闷闷不乐。”没过多久，警方的人也来了，他们找到大伯，说明了情况。

大伯当场就瘫在了地上，嘴里念叨着：“六十万，我都花得差不多了，小楼盖了一半，车也买了，这可怎么办啊？”

按照相关规定，大伯需要将卖金饼所得的六十万上缴，可他实在拿不出钱，最后还是我爸出面，跟警方协商，我爸说：“钱我们家可以帮着凑，但金饼是祖上留下来的，能不能归还给我们保管？”

经过层层审批，半个月后，那四枚金饼被送回了我家，文物局的人特意叮嘱：“这些金饼属于珍贵文物，你们要妥善保管，不得私自买卖。”

那天，我们全家围坐在桌子旁，看着摆在眼前的金饼，黄澄澄的光依旧晃眼，却没人笑得出来，大伯低着头，红着脸说：“侄子，嫂子，哥，我对不起你们。”

我爸拍了拍他的肩膀：“都是一家人，说什么对不起，小楼你接着盖，钱不够，我们家凑，只是你要记住，钱财是身外之物，踏踏实实过日子才是真的。”大伯哽咽着点了点头。

后来，大伯的二层小楼盖好了，却再也没开过那辆二手小轿车，他把车卖了，凑了一部分钱还给我们。

逢人便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糊涂的事，就是把祖上的东西卖了。幸好一家人没计较，不然我真的没脸活下去。”

那四枚金饼，被我爸锁在了一个铁盒子里，藏在了衣柜的最深处，他说：“这些东西，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念想，不是用来换钱的，等以后，我们把它捐给博物馆，让更多人看看。”

这件事过去后，村里的人再也不议论金饼的事了，只是偶尔有人会说，大伯家的小楼再阔气，也不如我家的铁盒子里藏着的东西珍贵。

我才明白，真正珍贵的从来不是黄澄澄的金饼，而是一家人之间的包容与体谅，那些看似能改变命运的横财，往往藏着意想不到的陷阱，唯有踏踏实实，守着本心，才能把日子过得安稳踏实。

如今，每次回老家，我都会看着大伯家的二层小楼发呆，阳光洒在琉璃瓦上，亮得刺眼，却再也晃不散一家人心里的那点暖。

而那四枚金饼，静静地躺在铁盒子里，见证着这段啼笑皆非又充满温情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