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不强奸的日本士兵，大部分强奸完了就杀掉。

“没有不强奸的日本士兵，大部分强奸完了就杀掉。往往是强奸完后刚一撒手，女人就逃跑，士兵们便从后面向女人开枪……”这是曾见证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记者小俣行男的回忆。
这不是一段文学描写，也不是影视剧的桥段，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在真实记录一场真实发生的地狱。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破，从那一刻起，这座城市的命运就被撕裂成了两半，曾经是中国六朝古都的南京，短短几周内变成了尸山血海。
小俣行男是当时随军进入南京的日本战地记者，不同于那些为军国主义唱赞歌的宣传者，他留下的记录冷静、克制，却又让人不寒而栗。
没有浓墨重彩的修辞，他只是讲了他看到的，比如士兵们在街头巷尾对女性的围捕，先是强奸，然后开枪。
不是出于战斗，也不是出于所谓“清除敌人”的命令，而是出于兽性。
南京当时已经不是战场，中国守军已基本撤离，留下的是老百姓、妇女、儿童、老人。
日本军队进入城中，面对的不是抵抗，而是无助，可这场“胜利”，没有任何荣耀，相反，它暴露了军纪崩坏、人性崩塌的程度。
我们必须搞清楚一件事：南京大屠杀不是某几个士兵的私自暴行，而是在整个军队系统沉默甚至纵容下发生的系统性屠杀。
大量的证据显示，指挥官们不是不知道，而是默认，甚至鼓励。
当时有一个“百人斩”比赛的新闻被登在了《东京日日新闻》上，两个中尉比谁先砍到一百个中国人。这是游戏吗？这是军纪吗？
约有30万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这个数字，不是随便拿来的，是由多方证据相互印证的，包括国际记者、摄影师、传教士、医生、幸存者的证词和照片。
而在这场屠杀中，女性的命运尤为惨烈，大量女性被当作“战利品”，无论年纪大小，从十几岁的少女到七八十岁的老妇，只要是女性，都难逃性暴力。
而在强奸之后，往往就是杀人灭口，小俣行男说，有时女人甚至还没来得及整理衣服，就被一枪打倒在地。
一位幸存者曾回忆，她十三岁那年亲眼看着母亲被两个士兵拖出去，那天晚上，她躲在床底下，咬着被子不敢出声。
第二天，她在自家院子里找到了母亲的尸体，身上的衣服被撕得只剩一条袖子，脖子上有一道深深的刀口。
有些女性侥幸活了下来，但她们的生活从此被切成了两段，一个名叫李爱莲的妇女，在被强奸后逃到安全区躲藏，后来靠做针线活维持生活。
可她再也没嫁人，也不敢对任何人提起那段过往，直到晚年，她才在一个历史口述项目中说出自己的故事，她说，她不是怕别人同情她，而是怕别人厌恶她。
战争带来的毁灭，不只是肉体的，更是精神的，而这点，小俣行男比很多人更清楚。
他在战后写了一本书，《我所见的南京》，这本书在日本出版时遭到了猛烈攻击，有人骂他是“卖国贼”，有人说他“抹黑皇军”，可他坚持自己的记录。
在战争新闻高度管制的背景下，小俣能留下这样的记录，是极为罕见的。
他没有出现在东京审判的证人席上，但他留下的文字成了后来审判中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历史就是这样，有时候，一个人写下的一句话，会比千篇官方文件更有分量。
南京的屠杀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暴行。
日军在进入南京之前，就已经在上海、苏州等地进行过类似行为，只不过没有南京这么集中、这么惨烈。
很多日本士兵在日记中写着“初杀人，手软”，几天后变成“今日斩首三人，已习惯”。
在这场人间地狱中，也并非完全没有光亮，南京安全区的设立，是由20多个国家的侨民与中国人合作达成的。
他们没有武器，却用红十字旗和外交身份保护了25万以上的平民。
德国商人约翰·拉贝是纳粹党员，却在南京成了“活菩萨”，他写下了十几本日记，以此控诉日本军队的暴行。
美国传教士魏特琳，是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老师，她救下了无数妇女和儿童。
这些人没有高喊口号，也没有政治背景，他们只是做了人该做的事，但正是这些人，才让我们相信，黑暗中仍可有光。
时间过去了近九十年，留下的幸存者已经越来越少，但这段历史必须被记住。
2014年，中国设立了12月13日为“国家公祭日”，每年这一天，全国会默哀一分钟，警钟长鸣。
有人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但人类最可怕的不是记住仇恨，是遗忘罪行。
如果我们不记住，下一代可能会在教科书上看到一句轻描淡写的“中日战争期间发生冲突”，却不知道三十万条人命是怎么一夜之间消失的。
南京大屠杀不是中国的历史问题，是全世界都应该面对的战争反思，在战争机器运转时，普通人是最容易被牺牲的，当军纪被放弃，人性就会被吞没。
小俣行男可能不是英雄，但他是一个把良知带进战场的记者，他不曾阻止过杀戮，却用笔留下了铁证。
和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需要代价，需要记忆，需要一代代人去守护。
那些沉默的证人，那些没有墓碑的名字，她们的故事应该存在于每一个清醒记忆的民族心中。
信源：国家公祭日央视大型纪录片《1937南京记忆》中央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