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安阳》：“殷墟考古”这场晚会的主持词，一曲殷商学史诗

不怕幼稚的进步，怕完备的不进步——切不要低估一群热血而专注的青年进步的速度、进步的成果。……到了第十三次发掘，全面抗战近在眼前，惟殷商先人仿佛真的保佑着他们的孩子一般，考古至此迎来了“最高成就”、“最伟大业绩”——H127地下档案库，一次性出土了有字甲骨17096片，成吨……冥冥中，天佑“幼稚的进步”……

李济（济之）先生的《安阳》非常非常非常——三个“非常”——地值得一读。原本，《安阳》作为一百年来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考古学、殷商学著作之一，稍知这些学问者即知此书，全不必我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平凡人来推荐——就像不必由一个学童对唐诗读者推荐李杜王那样。然而，读罢，种种种种的触动实在按耐不住。

以下，姑妄就站在这样一个平凡人、门外汉的视角粗疏谈谈《安阳》这部名著——谈它如何触动了我。此如作者济之先生的为人与为学，如何触动了我；以及书里面，对于我而言格外重要、格外有趣的知识有哪些……——倘您也是我这样平凡的读者，一名学问的爱好者，且尚未读过《安阳》这本书，希望这一点点分享，加速您翻开这本书。——我们这就开始。

李济先生《安阳》最近一直陪着我

李济先生的为人与为学

分享济之先生的为人为学之前，还须问：《安阳》一书，总体上是怎么回事儿呢？——大约说了这样三件事儿。

第一件，自晚清以来，自我们都知道的甲骨文的发现者王公懿荣、刘公铁云（刘鹗）以来，我国考古学尤其殷墟考古事业是如何渐成气候的（前三章）。二，顶着军阀混战，苦熬日寇入侵，李济先生几十年间所亲自参加、亲自领导的安阳殷墟的田野工作、整理研究工作是什么样的。特别是其间，相关学者所做的工作——丁文江、傅斯年、董作宾、王国维、梁思永等等等等，都什么样的。这也是本书述之最细的部分（四至八章）。以及，第三件事儿，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安阳》成书之时），对于安阳殷墟对于殷商学的学术成果概述——甲骨文字方面，殷墟器物方面，殷商经济生活方面，以及商王谱系、殷墟人种等等等等（九至十五章）。

那么，终于来到了，以李济先生为代表的那一代考古学人、殷商学家，如何为人为学的呢？——此处不必“煽”成一曲赞歌，直接说这么几个事儿吧。泰半来自《安阳》书中，也有其他材料的补充。

李济（济之）先生

一则，济之先生是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27岁），南开大学文科主任（28岁），清华国学院特约讲师（29岁。与梁、王、陈、赵“四大导师”同期任教），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人第一次自己主持科学考古发掘的主要负责人（30岁。还有袁复礼先生），世所公认的“中国考古第一人”……因此，当时很多赞助殷墟考古的资金，尤其外国资金就是奔着他来的。

但，济之先生明白摆出了两大条件：1、必须由中国人自己主持考古工作；2、必须在中国国境之内研究所有出土文物。竭力为殷墟考古乃至当时全国考古事业争取到了国内国外比较“干净”的资金（丁文江、傅斯年等先生的贡献亦大）。

继之，李济先生联合了当时一批有识之士，努力敦促国府推出我国第一部《古物保护法》（1930年6月，立法院通过），第一次明确了“地下古物归国有”、“任何个人和私家团体无权发掘地下古物”等等等等堪称“文物法中的文物法”……而更为难得的是，济之先生积极表率，身体力行之，终身不渝于考古学家、博物馆工作者自身不能收藏文物，只能研究……

讲到这里，您是不是也想起最近的什么事儿了——我提两个字：“南京”？对比之下，唉……不比了吧……纵不是我干的，却依然感到辱没了李先生，有愧于李先生。

上述这些，而今如何评价其重要性都不过分。非此一个人——一群人——在国家孱弱至极，全社会观念非常落后之时如此敏锐，如此坚持，如此积极主动地表率，文物瑰宝的流失要严重得多得多，文化自信的重建要困难得多得多。我们今天，甚至可能连“辱没”李先生他们的机会都没有了。——上述这些，法理性，比较刚性地确认了不仅殷墟那一抔土、一个地名是中国的，且殷墟瑰宝也是中国的，且殷商学也是中国的——继而，殷商学才能在世界范围成为一门堂堂正正的学问……

李济先生在殷墟发掘现场（上图，李济。下图中间，李济；左，裴文中；右，王庆昌）

这一则是李先生的“为人”，其“为学”呢？二则，第二个故事：跟随他田野工作的人，凡第一个发现即有第一研究权，其他人如果使用则必须经过发现者本人同意。首先，李济先生就是照此尊重董作宾先生的，自己主要研究殷墟器物，而几乎把甲骨契刻的研究权完全托付给了董先生。甚至于，您略一翻《安阳》就知道，李先生更多地把自己写成一个“旁白者”，《殷墟》这场晚会串场的主持人，而毫不吝于大书特书董作宾、王国维、胡厚宣他们才是《甲骨文节目》的主角，以及梁思永、石璋如、郭宝钧他们才是《田野考古节目》的主角……尊重发现，尊重每一个学人的人格，尊重历史事实，甚至会让人觉得李先生过于尊重发现人而严重慢待了负责人——过于谦退了。对于他自己才是甲骨文字、殷墟建筑、殷商经济、殷墟人类学等这一系列“上层建筑”的“基础设施”，皆草略带过。

董作宾先生

您可能会说，这不是作为一名大学问家的基本素质——基本学术道德吗？在他们那个层次，比较常见吧？且不说别的行当的学者，同为殷商学奠基人之一的罗振玉，“学术道德”方面就差得多了，尤其在“尊重发现”这一点上，较李先生差得太多太多了。罗氏多为借鉴亡友孙诒让的文字学著作《名原》并以此形成了一系列令他暴得大名的见解，却提都没提孙诒让，直至孙书终于出版之时人们才发现……

罗振玉

三则，这一则既关乎“为人”，亦关乎“为学”，具体怎么个事儿呢？日寇入侵，安阳考古不得不搁下，李先生一行人退到昆明——凑合活着，最多教一教书吧？考古学者们的工作居然还没停！

且不说李先生他们就地组织了云南大理、苍山等地的考古调查，我们就说，他们惊喜地发现，当时云南，人们仍然用土坯砌墙，夯土奠基，比较原始，而全国多数地区早已是建窑烧砖了。这就为几千年前殷人如何使用夯土作法提供了活的说明——一些当初在安阳现场都没搞清楚的问题，居然在逃难路上，天涯海角之外的云南搞清楚了……再比如，当时昆明附近的灌溉系统，许多灌渠用木桩加固，而安阳小屯发现的地下沟遗址，作法与之相似——皆网状结构，木桩加固。是颟顸缥缈的历史，乃又一次明明白白照进了现实……

还比如，李先生他们“以惊奇的好奇和历史的兴趣”（《安阳·第七章》原文）观察了当地建筑师那非常非常传统的仪式：

当破土奠基和立第一根柱子时，要祭献一只牺牲。最隆重的仪式似在上房顶的主梁和整个建筑落成那天进行，往往以杀一只公鸡或一只羊表示庆祝。…… （出处同上）

是的，他们因此与同样热衷于牺牲祭祀的殷人走得更近了……

以上三则，挂一漏万地说，李济先生如何为人为学的呢？这里不必刻意为尊者贴金，不必启动什么“大师”等大词儿，而至少道他是：一个爱国者、君子，一个了不起的学者、学术管理者；而学术上，科学精神筑基但学科视野开阔——“有节制地发挥想象力”（李济之子李光谟语）。

山东龙山城子崖遗址发掘时，董作宾（左）抄碑文，李济骑毛驴游龙山（右）

1931年，董作宾、李济、傅斯年、梁思永，安阳小屯村合影

《安阳》之中，一些重要而有趣的知识

《安阳》书中，触动我的知识有哪些呢？一则以它们非常非常非常——又是三个“非常”的重要，一则以它们“三个非常”的有趣。

这就太多太多了，乃仍旧是只能挂一漏万地说说，比如：第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这一句从小听到大，《安阳》这里却具体演示给我，它竟有多么毫无疑问得源远流长。1、以李先生他们几十年的安阳殷墟发掘或研究言之，殷商历史这一段自已是比较清晰了。譬诸当时王都的基本规模、建筑或器物的基本水平、文字的基本规模、基本水平，以及王国维、董作宾诸公根据甲骨契刻文物所直接整理的《商王世系》、《殷商历法》与《诗经》、《尚书》、《史记》等等等等人为文献的惊人的契合度……皆毫无疑问地表明：“都闭嘴吧！这——就是殷商！”

《安阳》引董作宾著作中《商王世系》（红字我的笔记）

2、自殷商向前推，向后推，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亦比较清晰了，巨龙的全貌亦比较清晰了。夫“后推至西周”，无需多说，即便全不看《诗》《书》《史记》，也很容易在商周出土文物的传承关系尤其青铜器文物极为鲜明的相似性中，得到这一结论。比如鼎、鬲、觚、斝、爵等等等等，大部分为西周初期所承袭……“向前推”就更有意思了！李济先生他们，凭什么还非常笃定于殷商文明和史前龙山、黑陶文化的联系？盖因考古证据亦非常清晰地表明了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如：鼎、鬲、觚、斝、爵那些，人家龙山文化也有啊，无非人家主要用的是陶土材质；此外，都有着一样的骨甲卜祀传统……再具体些而言，以“安阳小屯”一地言之呢：

（1）最下层的堆积遗迹表明，小屯遗址最早的居民是住在地下居所、并已创造了龙山或黑陶文化的史前人。 （2）继龙山文化之后的是数量众多的在盘庚迁都到此以前的早商时期的地下坑、窖和地下居所。……（《第六章》）

是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虽有周折却终无间断地流到了今天。

一例新石器时代的黑陶斝

既然如此，第二，甲骨契刻的“源远流长”亦不能外之，盖甲骨文绝不可能是最早的中文文字已哉。1、文字学意义上，哪儿有这种出手即达到几千字规模且“指事”“会意”甚至“形声”等主要造字法俱全的“原始文字”？愿意的话，您可以拿甲骨文写小说了——这也原始得太先进了吧？更何况，河南贾湖，安徽双墩，七八千年近万年前的文字刻符屡有发现，哪个不比甲骨文早得多得多？且一一显示出与甲骨文以及后之金文的相似性。

2、考古学意义上，《安阳》建立起了我国文字形成的比较合理的逻辑：

（1）很明显，彩陶片都是绘的……给彩陶绘彩的艺术家一定是用类似写汉字的中国毛笔之类的画笔。 （2）给彩陶绘彩的艺术家也可能绘别的形象…… （3）墨写卜骨的发现，明确表示殷商时期毛笔写字的艺术已流行。 （4）更有趣的是相当多的卜骨片上的刻字清楚表明，刻划线条可能源于勾刻彩色笔道的轮廓。（《第九章》）

因此，目前尚未发现较早的文字，可能因其写在易坏的物质上——木简、贝壳或兽皮上。甲骨契刻则不同，文字载体易保存啊……

如果接受中国最初的记载是用毛笔的理论……可能契刻文字的方法被采用为官方的正式方法仅在武丁时期（之后）。在此之前，大概绝大部分文字记载是用毛笔写的，因为我们在殷墟发现了这种文字记载的例子，而且彩陶在殷商时期之前又普遍发现，因而这个假说可以认为有可靠的依据。（出处同上）

《安阳》现代汉字、史前文字、甲骨文对比

要而言之是：一，不得不佩服李先生他们“有节制地发挥想象力”的研究能力（见前文）；二，不论文字学上还是考古学上，都已比较可靠地表明甲骨文绝不可能是最早最原始的中文文字；以及，三，个人也在这里姑妄推断一番：甲骨载体取代墨书载体，很可能是我们的祖先早早发现了只有这样才能把文字传承下去。

墨书载体易坏，彩陶载体又写不了几个字，于文化传承而言，甲骨载体前推龙山文化（见前文），社会上下比较适应，当时的祭祀也的确需要；更重要的是，于文字传承而言，以实用工具言之，惟它最实用——最适合把文字传下去了……殷商先民们那意思：“反正啊——反正我们的后人会有办法找到墨书文字的，让他们费点事罢了，这里先要让文字这么重要的东西传承下去，先要让文明发展下去……”

1935年春第十一次发掘中，傅斯年邀请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前来参观侯家庄西北冈第二次发掘（右，坐者，梁思永）

第三，《安阳》书中，还——还有没有这样重要而有趣的知识了？太多而——太多了，最后再挑两个说说，您还是要去读原文。

1、甲骨文仿佛被古人弄丢了几千年，仿佛仅仅是潜藏在中文文字演进的背后，潜藏到了王懿荣、刘铁云的晚清时代才重见天日，但，并不一定就是古人完全对甲骨文没概念。盖李先生他们发现，至少在隋朝，殷墟就已经被当做墓地使用了（至《安阳》，小屯发掘出的隋唐墓已有148座）；而在覆盖这些隋墓的土层中，不止一次发现有许多甲骨刻字的碎片。所以，中国学者可能在十几个世纪前就认识甲骨文了（第一章）。加之我国历代学者深厚的金石学修养，加之我国的古籍实在太多太多了，古人与甲骨文的渊源可能正像是“最早的中文文字在哪里”一样，尚未得到确认罢了。总之，借殷商先民们的心声，“我们的后人一定会有办法的”……

2、“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国很多伟大事业，乃正就是一批“初生牛犊”硬拉硬拽出来的——今之航天航空、人工智能与芯片，彼之殷墟考古，这一意义上，完全一样的。当时牛犊，初生到了什么程度？

《安阳》作者、殷墟考古的领导者济之先生，虽说是哈佛博士、南开科长、清华导师，当时不也就二三十岁的小年轻吗？——干吗？干！纵中国人此前几乎没有科学考古，也要干。董作宾先生呢——殷墟甲骨契刻一部分的领导者呢？更“初生”了啊！济之先生道那时的董先生是：“董作宾不是大学毕业生，1928年他才三十岁刚出头，是‘五四’运动的天然追随者……”，然后——没了？对，没了。惟以傅斯年先生与李济先生皆认可这个差不多一样年轻的小董先生道：一个，他是河南人；二一个，头脑灵活，才华横溢。

梁思永先生

总体上，殷墟考古就是整个中国考古的黄埔军校，哪有条件啊，就是一边打仗一边教人打仗。参加两三次田野考古就是“老队员”了，就马上要去带梁思永、吴金鼎、石璋如、夏鼐等等等等“更初生的牛犊”了……如前文，我国的很多伟大事业都是这样，甚至中国革命都是这样。

所以，话说回来：一，很多伟大事业的成功，有这么一条必要之必要的必要条件：敏锐、坚定、胸怀开阔的领导者，而最好是这样的“领导群”。如果傅斯年先生、李济先生他们“卡学历”——“卡第一学历”呢？如果他们也搞那一套狼性文化、末位淘汰、“三十五岁家走”呢？如果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也是以论资排辈、老乡同学关系识人、用人呢？不可想象。

HPKM1004牛鼎、鹿鼎及石磬出土情形

二，不怕幼稚的进步，怕完备的不进步——切不要低估一群热血而专注的青年进步的速度、进步的成果。

殷墟第一次发掘（1928年秋），实则近乎于董作宾先生个人去探了探路、摸了个底，但这也发掘出了784片有字甲骨——殷墟那恐怖的潜力，于斯毕现（《第四章》）。而第二次发掘（1929年春），济之先生加入，现代考古技术甚至测绘技术加入，基本搞清楚了安阳地下堆积分层。第三次发掘（1929年秋冬）的进步更不得了，直接揭开了殷商文化最重要的堆积——举世闻名的“大连坑”；然后是第四次、第五次……第十次第十一次……梁思永先生领导发现了小屯村之外的另一处殷商学基地——侯家庄，田野工作涌起了高潮（《第五章》）。到了第十三次发掘，全面抗战近在眼前，惟殷商先人仿佛真的保佑着他们的孩子一般，考古至此迎来了“最高成就”、“最伟大业绩”——H127地下档案库，一次性出土了有字甲骨17096片，成吨（《第六章》）……

所以，就是那话，岂能小觑“幼稚的进步”？冥冥中，天佑“幼稚的进步”……

《H127地下档案库》被整体起出来的情景

最后的一点点补充

第一个问题，济之先生的为人为学；第二个问题，《安阳》之中重要而有趣的知识，至此基本就说完了。最后补充一点点，什么呢？就是济之先生或名著《安阳》，当然也不可能是完美无瑕的。

此如：一者，“民国大师”的一些通病，济之先生难免于此。譬如他在无甚系统论述的情况下，还是写道（别的著作可能有之，我还没读到）：殷商的青铜马车、占星学等等，学自西方；甚至“人牲”也学自西方（《第十四章》等多处）。其时代性的可谅解之处是，当时中国太弱了，西方技术、西方强权——当然还有西方中心话语，对我们是“飞流直下三千尺”一样的冲刷。而今而后，更合适一些的尺度或是，以同样的证据标准论述中西方历史；今之“西史辨伪”虽用力太猛，但要求统一证据标准的逻辑是合理的。

然而，话说回来，济之先生这方面的症状在那一代人里基本是最轻的。“爱国者”、“君子”、“负责任的了不起的学者”，他老人家仍然当之无愧。

二者，《安阳》毕竟只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考古学、殷商学的“夫子自道”。一方面，以此入门这些学问可以（《安阳》本就是介绍中国考古进展的普及书，初版为英文，对象是当时全球学界），继续研究的话，还是要看近几十年，年年都有新进展的不断新生的殷商学研究。另一方面，还要多看其他学者的研究。当然了，那里面或多或少都有老熟人济之先生向我们招手微笑，继续陪伴我们……

写于北京办公室

2026年1月26日星期一

【主要参考文献】《尚书》，《诗经》，司马迁《史记》，《安阳发掘报告》（前四期），王国维《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等，董作宾《甲骨学六十年》等，李济《安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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