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薛岳请求军法处置桂永清，蒋介石拒绝：你知道他岳父是谁吗

1938年4月下旬，黄河以南已是暮春，豫东前线却弥漫着火药味。郑州、开封被视为华北与华中的“门户锁钥”，而日军土肥原贤二师团正被国军数十万大军围在兰封、考城一带。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与兵团总司令薛岳都在等一个结果——歼灭来犯日军三万，堵住中原要道。

作战计划不复杂。外围诸军形成合围，桂永清新组建的第二十八军则负责东南向的关键缺口。蒋介石特意发来手令，字字紧逼：“两日内拿下兰封，否则严惩军法！”在庐山亲临前线的威慑下，电话、电报昼夜不息。

桂永清此时人马新整，番号虽响，却是“临街开张”。他的得力部将龙慕寒带着一个旅驻在兰封以东十余里处。第一天攻击受阻后，日军固守城垣，炮火凶猛。傍晚，龙慕寒未经军部批准，擅自后撤十多公里。缺口顿时出现，土肥原部趁夜突围，中线溃口，蒋家口、魏庄一线顿告失守。

凌晨三点，薛岳赶到前线指挥部，见地图上缺口刺目，拍案而起：“这个桂永清，不办不足以平军心！”第二天，他亲拟急电发往汉口，措辞强硬，要求“就地正法，以儆效尤”。

蒋介石拿到电报时，正与陈诚研究武汉保卫问题。陈诚皱眉道：“伯陵（薛岳字）说得有理，军中不能无纪。”蒋介石沉默片刻，摇头：“桂永清动不得。”陈诚诧异：“为何？”蒋介石淡淡一句：“你知道他岳父是谁吗？”

这句话后来传为佳话，也映出国民党高层盘根错节的裙带网。桂永清的岳父并非旁人，正是军政部长何应钦。何应钦膝下无子，将侄女视若掌上明珠，这门亲事算得上半个养子。蒋介石深知，枪毙桂永清形如当众打何应钦耳光，军政部恐将群起震荡。

薛岳依旧气难平。电话里，他压着嗓门：“委员长，军纪若不立，何以服众？”蒋介石回得亦不失分寸：“薛伯陵，此役失机，我比你更痛心。然则桂某多年从龙，也有功劳，暂行撤职，待后议处置，方为上策。”

最终公文下达：桂永清免去第二十八军军长，留任战时干部训练团教育长。龙慕寒以“临阵脱逃”名义移交军事法庭。至此，薛岳只得作罢。豫东战局已经错过聚歼良机，土肥原师团依靠铁路南撤，经开封、郑州一路北返，华北日军战力得以保存。

桂永清何以受宠？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翻到更早几年。1935年，蒋介石在南昌创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战时干部训练团，自任团长，意在培养“再生之军”。陈诚为副团长，学员皆为军官再编，桂永清任教育长。蒋、桂两人同属黄埔一期老师生关系，“校长”与“老同学”私谊颇厚。

更关键的，是何应钦在军政系统的分量。1909年留学日本振武学校时，他与蒋介石已是同窗。北伐初期，何应钦担任军事总顾问，黄埔建校亦有其身影。虽然1927年“逼蒋下野”风波中两人曾生嫌隙，但蒋归位后仍倚重何应钦掌管军政部、参谋总长等要职。国民党老人里，“可一言动全国军令者”，何应钦当之无愧。

这样的人情网，使得桂永清即便犯下兵家大忌，也保住性命。有人私下议论：若是一个普通师长，不用薛岳开口，张发奎、陈诚都会立即枪决。而桂永清只付出“摘帽留职”的代价，这便是“岳父效应”。

值得一提的是，豫东作战失败后不久，第一战区又迎来新危局。1938年6月日军打通洛阳—郑州—开封铁路，逼近黄河天险。薛岳苦战失地，再次以重炮封锁渡口，方才稳住中线。历史无从假设，但若当初兰封围歼成功，日军西进或要推迟。然则“若”与“假设”从不在作战方案里存在。

战场无情，官场多情。桂永清晚年自述中提到那次危机：“若非上峰体恤，桂某尸骨难保。”言语间感激溢于言表。龙慕寒最终被枪决，军法处置书上写着“私自撤退，致全局受损”，成了第二十八军的一块遮羞布。

硬币另一面，薛岳也并未因此沉沦。长沙会战四度御敌，薛的“天炉战法”成为抗战史上的经典案例。然而在国民党统军体系里，他始终不是“黄埔嫡系”，与桂永清、何应钦在派系上天生隔膜。豫东失机，即是一次派系矛盾的横切面。

试想一下，一支新编军，一个未经战火检验的旅，扛起拦堵主力日军的重任，本就透出仓促与冒险。桂永清治理无术、龙慕寒临阵自保固然是直接原因，而条令不清、派系用人、上层矛盾才是暗流。抗战八年，类似故事俯拾即是。

蒋介石常自诩“军令如山”，可真正落到人头落地时，“山”会因为人情与权力轻轻让出一条路。桂永清的例子比任何军事条文都来得鲜活：同样是失误，有人丢命，有人丢官，全看背后是谁。

战争继续。1945年，日本投降。桂永清官复原职，后转任国防部次长；何应钦迁台，仍为蒋最信。薛岳则在海南坚持到1950年，终因补给断绝退往台湾。红尘翻覆，他们各有结局，但1938年那通电话，却始终被老兵们刻在嘴边：“桂永清不能杀，你知道他岳父是谁吗？”——一句话，道尽了那场内外交困大时代里的无奈与隐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