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参谋长改任政委，多次提出做军事工作，如愿干几个月又当政委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电波传到华中大地时，新四军军部驻地的指挥帐里灯火通明。战士们击掌庆祝，赖传珠却在油灯下摊开地图，眉头紧锁。敌人投降了，可新的战事已在酝酿，他隐隐觉得，“刀枪很快还得响”。这一天，成为他多年心愿与现实交织的岔口。

赖传珠从来不是典型的“政治先生”。一九二九年他随红四军转战江西，先后做过连党代表、团政委，枪一响就冲在前面。长征途中，他被任命为某师参谋长，第一次品到直接策划战役的滋味。能在地图上调兵遣将，对他是难得的快乐。可随着部队整编，组织上旋即把他再次安排回到政治岗位——师政治部主任。那股子遗憾从此埋在心底。

抗战爆发后，中央军委调他到延安抗大任参谋处长，很快又派去新四军。头顶参谋的名头，却仍属机关序列，整日埋首情报、行军路线和文件，远离第一线。身边的同批同志中，邓华已在前线指挥，杨勇也成了“拼命三郎”。对比越强烈，他要当指挥员的念头越炽热。

一九四六年初春，国共停战协定刚刚签字，南京极力推动所谓“整编方案”，要把我军一百余万裁成不足三十万。山东解放区准备复员精兵，部队密集开会。赖传珠抓住机会，向华东局急电：“若部队北上，我愿随军作战，改任军事职务。”短短三十个字，透着决绝。很快，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在盐城组建，他被任命为政委，愿望暂未实现。

有意思的是，1纵接到任务，必须闯过海上封锁，北进援助辽沈。部队抵达山东半岛时，消息传来：山海关、锦州被国民党抢占，北上通道被切断。大船无法出海，一纵被迫留下。整编谈判破裂，胶东前线炮声大作，开火许可迟迟下不来，众人心里窝火。赖传珠第三次拍电报，措辞比以往尖锐：“不去东北，亦请改我军事职务。”

五月的胶东海风愈刮愈烈，捷报寥寥。华东局这才批准他只身赴安东。六月底，坐在破旧登陆艇里，他终于圆了多年夙愿。东北局在会议上宣布：赖传珠任东满军区副司令员。掌声刚落，他看了看自己的肩章，笑得有几分轻松。可副司令员仍是机关协调为主，真刀真枪的命令大都由司令员李天佑签发，他不过主抓后勤与计划。

一九四七年一月，为扩编东满兵力，总部决定组建独立师，赖传珠被推举为师长。部队点验那天，三千多名战士列阵雪地，刺刀寒光逼人。他骑在枣红马背上，一声“向我看齐”，胸膛似要炸开。仅仅六十天，两场突围战，部队初试锋芒。正当他踌躇满志之际，电报又至：方强接任师长，赖传珠改任军区政委。传奇式“军旅梦”戛然而止。

“怎么又回来了？”警卫员小声嘀咕。赖传珠摆摆手：“组织需要，哪能挑三拣四。”话虽这么说，他难掩失落，只得把全部精力倾注到整训和后勤。调剂口粮、筹运军装、催促友邻支援，他在会场和前线之间连轴转，常常深夜仍捧着一本《拿破仑战例》圈画批注。

那年秋天，东北野战军掀起攻势，林彪、罗荣桓频频致电东满，要求加强第六纵队基干。总部再次指名要赖传珠协助。此行他没再提“换岗”一事，沉稳接过政委任命，旋即投入到部队动员与政治工作。辽西会战爆发，六纵攻克昌图，一口气俘敌万余，伤亡率却极低，士兵们说：“赖政委天天在最前线，心里踏实。”

进入一九四九年初春，全军大改编，第四野战军组成第十五兵团。此时的赖传珠才三十四岁，已是中将级别的政委。按照资历与战功，他完全可以争取再当师长，可他主动向林彪表示愿留政治岗位：“兵团初建，思想工作不能松。”那一刻，他似乎终于放下了那份长久的执念。

解放广东、平定海南、开辟雷州半岛，十五兵团一路南下。战火间隙，他常与年轻连长们闲谈，提起当年当师长的几十天，“当指挥员不易，夹在生与死中间，下的每条命令都压在心口。”众人听得肃然，方知这位“老政委”胸中并不缺战术图，而是一颗把士兵性命看得更重的心。

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被任命为某大军区副政委，后来出任装甲兵政委。有人问他是否遗憾再没戴过师长臂章，他摆手笑答：“革命不是写简历，缺什么就顶什么。”一句话，道出那一代红军干部的朴素价值观——在大局面前，个人好恶微不足道。

时间拉回到最初，那个油灯下的身影已渐行渐远。赖传珠辗转于政工与指挥之间，其实折射的是解放军独有的干部制度：政治工作与军事指挥，两条线并进，相互铸就战斗力。正因有人肯随时转换身份，部队才能在变局中始终保持方向。对他而言，短暂的师长生涯固然热血，可真正改变战局、凝聚军心的，也许恰是那些夜深人静时编纂的训令、拟定的作战细案。

这并非凡人轻松就能做到的舍弃。战后不久，他罹患重病，四十六岁离世。留下的不是个人回忆录，而是一摞密密麻麻的作战笔记和政治教育提纲。后来有人翻阅，见扉页上端端正正写着两行小字：“政之所向，兵之所往；兵之所及，政必随行。”短短十四字，将自己一生的纠结与担当，交代得明明白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