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单位已有多位政委，院长又要找新搭档，推荐赋闲的他担任政委

1973年2月下旬，北京西城一场春雪刚停，海运仓招待所的灰墙上还有点点残霜。门口来了一位一身灰呢大衣的将军，他就是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的宋时轮。

他此行名义上是探望几位老战友，实则背着一件棘手的差事——给军科院再物色一名能真正负责日常政治工作的政委。按编制说，院里已有三位政委，可真要分担重任却总是顾此失彼。

军科院在当时是全军最高智库，院长和政委搭配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全院数千名科研人员的方向和士气。1972年，叶剑英不再兼任院长兼第一政委后，中央拍板让宋时轮挂帅，粟裕出任第一政委，王树声出任第二政委，王新亭任政委。这般豪华阵容在各大军区都屈指可数。

看似人多，实则空位不少。粟裕其时是军委常委，还得协助叶帅主持军队日常；同年他被调入国务院业务组，分管交通、邮电和港口建设，根本无暇深入学术前沿。王树声则因长期透支征战，肝病缠身，住院成了常态。至于王新亭，这位南征北战的老兵亦频繁进出疗养院。

因此，宋时轮对外是“一院之长”，对内却总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军科院复建不久，学术秩序亟待整顿，大量部队科研项目等待上马，可没有强势政工首长，许多问题推不动。他想起了一个名字——廖汉生。

廖汉生当时栖身海运仓招待所。自1968年因“历史问题”被隔离审查后，虽然已予以甄别，但还没有正式工作安排。这位1930年参加红军、1955年授衔上将、曾任国防部副部长的大将级人物，正处在漫长的等待之中。

宋时轮推门而入，两人相对而笑。老部下早成故交，1937年组建“宋支队”在雁北转战的峥嵘往事，一下涌上心头。茶刚泡好，宋时轮开口：“老廖，军科院缺个干活的政委，你去不去？”廖汉生抬头望着窗外的白雪，沉吟片刻答道：“行，只要用得上，我就上。”十来个字，道尽戎马生涯的豪迈与洒脱。对话落地不过几秒，却决定了军事科学院下一阶段的命运。

宋时轮随即向总政递交报告，详细列举廖汉生的资历：鄂豫边区纵队政治部主任、辽东军区政委、国防部副部长……更强调对方在政治、组织、科研管理上的经验，以及与自己配合多年、沟通默契。

“院里急需能接得住摊子的人。”宋时轮在报告末尾加重语气。10天后，批复飞速赶到，出乎不少人意料。总政派人当面宣读任免决定：廖汉生任军事科学院政委、党委副书记，主持日常政工。

3月初，廖汉生到达木樨地。大楼前，宋时轮率副院长张震等数位将军迎接。简短握手后，老战友并肩步入办公大楼。几天里，廖汉生走遍各教研部，和研究员们拉家常，聊起火炮初速、步兵协同也侃侃而谈。许多年未着戎装的他，嗓音依旧洪亮。

当时的军科院刚从“文革”喧闹中陆续复工，档案散佚、科研计划停滞、人心浮躁。廖汉生干的第一件事，是找来三十多名老专家关起门来开座谈会。他说：“打了这么多年仗，今天咱们要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硬仗——和落后的军事理论较量。”

随后，他牵头把“战例研究”“国防战略史”“边海防课题”三块工作拎出来，成立临时攻关组，直接向院党委汇报，削减层层请示。针对年轻干部业务生疏的问题，他请来在地方工厂“支援三线”的几位老兵工回院授课，理论与实践无缝衔接。

有意思的是，军科院这支理论劲旅那两年常年在“缺政委”与“政委充足”之间切换。纸面上一度出现“四政委并列”，真正在岗却只余一二人。廖汉生到位后，队伍迅速稳定：科研立项会月月召开，战例教材半年就翻新一版，许多堵点由他出面和总参、总装沟通，一一破解。

坊间流传一句调侃：“军科院开会，坐在首排的不是院长就是政委，宋、廖二人轮流唱主角，谁也别想蒙混过关。”这种既懂筹码也懂兵法的组合，让不少青年研究员直呼“过瘾”，他们在严谨空气中找到久违的方向感。

1975年春，中央决定调廖汉生出任南京军区政委，肩负整顿基层政治工作的重任。临别前，他在东便门外的小礼堂给科研干部作最后一次谈话。晚饭后，宋时轮陪他走到院门口，两位沙场宿将相视无言，轻轻一握手。夜色中，军车轰鸣驶向长安街，那是新的征程。

政委位置随后由肖华接替，刘志坚担任第二政委。院领导层再度更迭，却再难复制宋、廖当年的默契。宋时轮回忆此段往事时曾说，军科院最需要的不是名义上的几颗将星，而是能坐得住冷板凳、扛得起担子的同志；能研战，也得能“带兵心”，廖汉生恰好二者兼具，这才有了“政委虽多，还得再请他”的一幕。

从西北草地的风雨到京城书斋的灯火，两位老兵用行动说明：兵火与硝烟之外，军事科研同样关乎胜负生死。政委不是挂名，更是灵魂；在那充满波折的年代，选准一个合适的政委，往往能决定一座军队学府的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