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斩杀了程序员高广辉？

城市发展过程中必将产生大量废弃物，而其中大部分是人。

2025 年 11 月 29 日，周六清晨，高广辉要去医院，在送医前他叮嘱妻子要「带上电脑」，免得耽误工作。

他是视源股份的部门经理，在他去医院的这天，视源股份的办公大楼没什么人，但系统依然在运转，工作群的消息依然在发送，KPI 的考核依然在进行，代码的 bug 依然在等待修复。

这一天，无数个和高广辉一样的员工，在家中打开电脑，开始了他们的周末加班。

在视源，这被称为「无边界协作」，也有公司称之为「狼性文化」、「奋斗者文化」或者「福报」，名字不同，大概意思都是，员工需要时刻工作，帮助公司发展，自己也从发展中获益。

在这种文化里，高广辉曾经是受益者，让他能在广州立足，但最终在原本可以和家人休息放松的周末猝死。

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奠基人罗伯特·E·帕克曾说过一句话：「城市发展过程中必将产生大量废弃物，而其中大部分是人。」

高广辉被谁斩杀了？

2019 年，26 岁的高广辉通过社招进入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一家在 A 股上市的公司，主营业务是液晶显示主控板卡和交互智能平板。

高广辉出生于河南。中国人口第一大省，高考竞争最为惨烈的地区之一。他在大学期间就读于软件学院，家庭经济状况并不宽裕，曾多次通过兼职来缓解经济拮据。

这是典型的「小镇做题家」路径：通过高考改变命运，从小县城考入大城市，靠自己的努力在广州立足。对于高广辉而言，教育不仅是知识的获取过程，更是唯一的社会流动资本。与拥有家族资产、广泛社会关系网的城市原住民不同，高广辉的立身之本完全依赖于自身的人力资本。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说过：经济资本可以继承，社会资本可以传递，但人力资本必须依附于个体的身体存在。这句话的背面，意味着一旦个体的身体机能受损或人力资本贬值，其阶层地位便面临瞬间崩塌的风险。

但在 2019 年，26 岁的高广辉还不知道这一点。他只是觉得，自己的人生终于要开始了。

那时视源股份还在它的黄金年代。

视源股份起家于电视主板卡，后成功转型至交互智能平板领域，孵化出希沃和 MAXHUB 两大品牌。

2015 年开始，中国教育信息化 1.0 时代到来，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薄改计划」）让全国的公立学校开始大规模采购交互智能平板。

国家财政资金大量投入，视源股份的 B2G 业务几乎不需要过多的 C 端营销费用即可实现大单销售。一块交互平板的毛利率可达 30% 以上，远高于传统电视板卡。

2015 到 2018 年，视源股份营收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30%，净利润翻了三倍，成了一家可以「躺着赚钱」的公司。

那时候，视源股份的员工规模相对较小，主要集中在核心研发与销售骨干，人均创收处于历史高位。人均净利润可达 30-40 万元。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公司在招人，业务在扩张，员工的期权在升值。

直到大厦崩塌。

2021 年，高广辉晋升为部门经理。

这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从河南小县城考出来的孩子，28 岁就成为了上市公司的部门经理。职业声望和收入水平已经超越了原生家庭阶层。他获得了多项公司表彰，在同事眼中，他是「优秀管理者」，在家人眼中，他是「有出息的孩子」。

不过，快速晋升背后意味着要担负起更多的责任。

作为部门经理，他不仅要对上级的 KPI 负责，还要管理下属。这种夹心层的角色使得他必须时刻保持「在场」和「高效」。这些荣誉在作为激励的同时，也异化为无形的枷锁。为了不辜负这些期待，不打破「优秀管理者」的人设，他必须不断自我加压。

作为从河南考入广州并在当地立足的「新广州人」，是「无根中产」，没有除了自己之外的依仗，一旦在广州职业生涯受挫，退回河南往往意味着巨大的阶层跌落和心理落差。

这种无路可退的处境，使其在面对不合理工作要求时，缺乏博弈的底气。他不敢轻易离职，不敢拒绝加班，因为他身后没有退路，只有必须不断攀爬的悬崖。

这时候，公司业务也出现了裂缝。

2022 年，视源股份的财报出现了一个不太好的信号。

教育业务首次出现下滑，下降 11.2%。这标志着公司赖以生存的现金牛业务进入了存量博弈阶段。随着义务教育阶段多媒体教室渗透率超过 70%，教育信息化硬件铺设已接近饱和。

管理层面临一个选择：是收缩战线、深耕利润，还是加杠杆扩张？

他们选择了后者。

视源股份开始布局机器人、汽车电子、C 端学习机等多个领域。为了支撑这些新业务，公司开始大量举债。2022 年，负债总额是 79.78 亿元。

同样是在 2022 年，互联网行业开始大规模裁员。高广辉的妻子杨女士原为物流专业，后受丈夫影响转行做程序员，但在这一轮裁员潮中失业了。

双职工家庭变成了单薪家庭，高广辉成为了家庭唯一的收入来源。

高广辉月薪到手能有两万多，听起来很不错。

不过，在这两万块里，底薪只有 3000 元——3000 元在广州能干什么？租个单间，吃饭，坐地铁。仅此而已。

剩下的 17000 元，叫「绩效」，也就是说，这笔钱是不确定的、可波动的，完全取决于管理层的主观评价或严苛的 KPI 指标。

这种薪酬结构仿佛一根细绳。公司用它牵着员工，让他们在悬崖边跳舞。绳子随时有可能会断。当业绩好时，公司会给你一些奖励；当业绩差时，绳子就会松开，你会直接跌入深渊。

而视源股份的业绩并没有太多好转。

2024 年，视源股份的财报出现了一个更危险的信号。

营收增长 11.05%，达到 224.01 亿元，但净利润暴跌 29.13%，只有 9.71 亿元。综合毛利率下滑 3.69 个百分点。

这种「增收不增利」的剪刀差，揭示了一个核心矛盾：视源股份用互联网公司的薪酬聘请工程师，却干着制造业赚取微薄差价的生意。

我们可以与小米做个类比，在规模上，二者自然不能相提并论，但同样作为硬件为主的科技公司，在收入结构上可以做很好的比对。

小米的综合毛利率是 20.9%，视源是 23-25%，数值相近。但关键差异在于，小米的硬件毛利率只有 10-15%，却有高达 70% 以上毛利率的互联网服务收入。小米用低毛利硬件获客，用高毛利服务变现。

视源的困境是，虽然拥有数百万希沃和 MAXHUB 用户，但其 SaaS 化变现占比极低。当硬件毛利率因竞争和成本上升而下降时，缺乏高毛利的「第二层级」收入来对冲风险。

更要命的是，2024 年视源股份研发开支 15.4 亿元，超过净利润 9.71 亿元。当研发投入超过净利润，且净利润仍在下滑时，说明研发活动的边际产出已为负值。

视源股份已经成了披着科技外衣的硬件销售公司，对公司经营这意味着更低的估值和更艰难的扩张，对于背负房贷、妻子失业、正在备孕的 32 岁中层管理者高广辉而言，这种波动是毁灭性的。

他不敢生病，不敢请假，不敢拒绝任何不合理的要求，因为一旦绩效扣除，他连房贷都还不起。

2024 年到 2025 年，视源股份进入了「死亡行军」阶段。

公司正在申请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为了获得科技股的定价（PE 30 倍+）而非传统家电制造业定价（PE 10 倍），公司必须讲出「AI+」、「机器人」、「汽车电子」等新故事。

但这些新业务都在烧钱。汽车电子虽然增长 65.64%，达 17.22 亿元，但毛利率极低。机器人业务宣称专利申请超 600 项，但目前每一台机器人的售出可能都意味着亏损。C 端消费品需要巨额品牌营销费用，成为销售费用的主要出血点。

截至 2025 年 9 月，负债总额激增至 123.2 亿元，相比 2022 年增长 54%。

成本压力传导到了每一个员工身上。

公司开始冻结招聘，砍掉非核心岗位。行政、助理、搬运工，统统不要了。然后要求高薪的研发经理去干搬运、陪酒、打杂的活。

高广辉开始「一人干六七人的活」，这就像让一台精密的数控机床去砸核桃，核桃是砸开了，但机床的精度也毁了。

让时薪几百元的研发专家去干时薪几十元的搬运工作，表面上省了「搬运工的人头费」，实际上造成了巨大的机会成本。他本该用于研发创新的精力被低价值劳动消耗殆尽，最终产出的边际效益为负。

但公司不在乎，因为在公司的算盘里，员工不是需要保养的精密机床，而是可以随时替换的燃料。

当一家公司试图违背经济规律，在低毛利下强行扩张时，它必须找到人为的方法来对抗「地心引力」。无法通过技术创新开源？那就只能对内部进行极度的「管理榨取」。让员工拼命，却无法在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从而获得高毛利。

真正的顶尖技术人才绝不会接受「3000 元底薪+搬砖」的工作环境。这种环境只能留住那些背负沉重房贷、缺乏议价能力的「技术苦力」。

比如高广辉。

他的妻子回忆，高广辉早 7 点出门，晚 11 点回家，每天睡眠仅 6-7 小时，回家后继续工作，甚至在去世前三天，妻子的微信消息仍是催促他回家。

他也无法逃离，高广辉距离「35 岁枯荣线」仅剩 3 年。对于中国程序员而言，30-35 岁是职业生涯的「生死时速」阶段。为了在 35 岁大限到来前积累足够的安全垫和职业资本，他必须在 32 岁这年进行极限冲刺。

这种对工作的执着，绝非出于热爱，而是出于深刻的恐惧——对 3000 元底薪的恐惧，对绩效考核的恐惧，对家庭现金流断裂的恐惧。

公司构建的「恐惧驱动机制」已经成功地压倒了人类最基本的求生本能，于是在他前往医院的途中，依然不忘带着电脑，而在他抢救期间，工作群的消息依然在轰炸。在他被宣告死亡后，依然有人要「高工看下这个」。

系统没有任何熔断机制，大机器永远不会停止。

谁斩杀了 32 岁程序员？

个体层面上，高广辉被四重枷锁困住，动弹不得。出身让他无路可退，家庭让他不敢停下，年龄让他必须冲刺，制度让他无法逃离。

商业层面上，视源股份陷入「伪高科技」陷阱，主营业务增长见顶，在 H 股上市压力下进行激进扩张。无法通过技术创新开源，只能对内部进行极度的榨取。

社会层面来看，「小镇做题家」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却发现自己只有人力资本。一旦身体受损，阶层地位瞬间崩塌。35 岁危机、单薪家庭、房贷压力，构成了退无可退的困境。

这三条线索，在 11 月 29 日周六清晨，汇聚成了一个悲剧。

斩杀高广辉的，是一套精密设计的制度体系。这套体系通过经济控制制造收入不安全感，通过技术控制实现全天候监控，通过文化控制将过度劳动内化为职业道德，通过身体控制导致生理机能衰竭。

这套体系的设计者，是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它应当承担起责任，尤其它推崇「无边界」，而到了谈工伤认定的时候，公司立刻划清了边界：你在家，不是工作场所，是周六，不是工作时间。

但追问并不能到此结束。

市场饱和导致利润下滑，利润下滑引发资本焦虑，资本焦虑推动激进扩张。激进扩张导致负债激增，负债激增带来成本压力，成本压力要求降本增效，降本增效演变为人力压榨。

低底薪加高绩效制造恐惧驱动，恐惧驱动催生无边界协作，无边界协作导致过度劳动。过度劳动带来创造力枯竭，创造力枯竭导致产品创新停滞，产品创新停滞使业绩进一步恶化。

如此恶性循环。

员工的健康损耗、家庭破裂、心理创伤等社会成本，并未体现在企业的财务报表中，而是由个人、家庭和社会医疗系统承担。

如果这种模式得不到法律的惩戒和市场的唾弃，那么所谓的「科技转型」，最终将演变成一场对社会人力资本的掠夺性开发。

高广辉从河南考入广州，28 岁成为上市公司部门经理，看似完成了阶层跃迁。但在这个故事里，只是到了结局，我们才发现，他从来不是城市发展的受益者，而是城市发展的燃料。当燃料烧尽，他就成为了「废弃物」。

福柯说：「权力不是一个机构，也不是一个结构，更不是某些人拥有的力量。权力是一个复杂的战略性境况。」

高广辉不是被某个人杀死的，他是被一个复杂的战略性境况杀死的。

我们每个人，都身处这个境况之中，那像一口深井，当你以为自己在巨浪中搏击前行时候，随时可能掉落下去，就此无声无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