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朔五年那个春天,三月,长安城外的灞桥上,车骑将军卫青最后一次回头看了一眼未央宫,他就要带着三万精锐骑兵出高阙,目标是匈奴的右贤王部,这是汉武帝时代头一回在春天搞这么大规模的北伐,也是整个汉匈战争里一个挺有意思的点,干嘛非要选在春天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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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后来不少写历史的人都琢磨过,北宋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就给了一个不一样的看法,要弄明白春天出兵到底啥意思,得先退回到四年前那次失败的马邑之谋,元光二年夏天,汉武帝弄了三十万大军埋伏在马邑山谷,就等着匈奴单于上钩,那是个设计得挺好的圈套,一个叫聂壹的商人假装投降,说能杀了马邑县令献城,单于真信了,带着十万骑兵就往南来了,结果离马邑还有一百多里地,他感觉不对劲,满地都是牛羊,居然一个放牧的人都看不见。
一个尉史的告密让单于彻底醒了,知道自己中计了,匈奴骑兵掉头就跑,汉军在后面追到边塞,连人家的灰尘都看不到了,这场没打起来的伏击战,直接让汉朝和匈奴维持了几十年的和亲政策彻底完蛋,汉武帝也看明白了,光守着不行,解决不了边境问题,必须得主动打出去。
可啥时候打,这是摆在汉武帝面前的一个大难题,老一套的兵法都讲究“秋高马肥”,秋天是草原上的人战斗力最猛的时候,也是中原王朝最不想跟匈奴硬碰硬的季节,匈奴的骑兵吃了一整个夏天的草,战马养得膘肥体壮,士兵士气也高,汉军要是秋天跑出塞外,不光要面对匈奴的精锐铁骑,运粮食的压力也大得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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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光六年,汉武帝第一次试着主动打出去,四路大军一起出塞,卫青从上谷走,公孙贺从云中走,公孙敖从代郡走,李广从雁门走,结果简直让人没眼看,公孙敖损失了七千骑兵,李广全军覆没,自己被俘虏了又想办法逃了回来,公孙贺啥战果也没有,只有卫青这一路,直接打到了匈奴的圣地龙城,杀了七百多人。
这一胜三败的结局,让汉武帝看清楚一个事,汉军的实力,还不够在开阔的草原上跟匈奴正面硬刚,必须得找机会,必须得出其不意。
元朔五年春天这场仗,卫青就显出了他作为名将的脑子,他带三万骑兵出了高阙,一路向北推了七百多里,匈奴的右贤王犯了个要命的错误,他觉得汉军春天肯定不会跑那么远来打仗,这会儿正跟手下人喝酒快活呢,一点防备都没有,卫青的大军趁着夜色就把他们包围了,右贤王从醉梦里吓醒,只带着自己的小老婆和几百个亲信骑兵突围往北跑了,汉军抓了十几个裨王,一万五千多男女,还有几十万头牲畜,这是汉军第一次对匈奴的右贤王部造成这么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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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仗打完,汉武帝直接封卫青当了大将军,管着所有将领,更重要的是,春天出兵这个法子,被实战证明是可行的,那春天到底有啥特别的,从打仗的角度看,春天是匈奴人最放松的时候,熬过一个又冷又长的冬天,牲口都瘦了,骑兵的战斗力也没恢复,匈奴人习惯在这个时候休养生息,准备夏天放牧的事,卫青就是抓住了这个空档。
司马光的看法就更深了一层,他在《资治通鉴》里注意到,春天是匈奴部落繁殖的季节,母的牲口都怀着崽,小崽子刚出生,整个部落都围着生存和繁衍转,机动性差了很多,这种生活节奏,就是匈奴的一个结构性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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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去病后来的河西之战,又一次证明了春天打仗的价值,元狩二年春天,这个才二十岁的骠骑将军带着一万骑兵从陇西出发,打了六天,翻过焉支山一千多里,在皋兰山下,把休屠王、浑邪王打得够呛,杀了八千多人,还缴获了匈奴祭天的金人,同一年夏天,霍去病又打出去了,这次他玩得更大胆,搞迂回战术,从北地郡出发,渡过黄河,穿过居延泽,绕到祁连山的背后去,匈奴人做梦都想不到,汉军能在短短几个月里连续发动两次这么大的进攻,这一仗抓了三万多匈奴人,逼得浑邪王杀了休屠王,带着部下来投降了汉朝。
春天和夏天这两次连续的打击,彻底把匈奴在河西走廊的势力给打垮了,匈奴人唱着悲歌,“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这里的“无颜色”,不是说妇女怀孕气色不好,而是失去了焉支山出产的胭脂原料,是物质上的一种匮乏。
可春天出兵的代价也很大,元朔六年春天,卫青出定襄,杀了几千人回来,才过了一个月,又从定襄出去,结果碰上了匈奴单于的主力,前将军赵信本来就是匈奴投降过来的将领,这时候带着三千骑兵中了埋伏,兵败又投降了匈奴,右将军苏建全军覆没,自己一个人逃了回来,这两场仗说明,春天打仗虽然能出其不意,但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匈奴人也不是傻子,他们也会调整部署,设下埋伏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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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把春天攻势的威力发挥到最大的,是霍去病自己搞出来的那套打法,他不跟敌人纠缠,不追求把敌人全部干掉,就是长途奔袭,直捣要害,打完就走,这种“闪电战”的打法,把春天出兵这个时间窗口的价值利用到了极致。
元狩四年夏天,卫青、霍去病各带五万骑兵分两路出击,发动了漠北决战,这是汉匈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但不是在春天打的,卫青从定襄出发,跟单于主力碰上了,打了一整天,单于只带着几百骑兵跑了,霍去病从代郡出发,向北走了两千多里,大破左贤王部,在狼居胥山祭天,在姑衍山祭地,一直打到了翰海,也就是今天的贝加尔湖。
这一仗打完,匈奴跑到了大漠以北,漠南再也没有匈奴的王庭了,但代价也是巨大的,汉军的战马损失了将近十万匹,士兵也死了好几万,汉武帝后期,因为战马不够,国家也累了,就很难再搞这种大规模的北伐了,回头看这段历史,春天出兵并不是汉武帝一个固定的战略,而是在某个特定阶段的战术选择,元朔五年、元朔六年、元狩二年的那几场春季战役,都是根据具体的敌人情况和战场形势做出的决定,核心价值就在于“出其不意”,利用匈奴季节性的松懈,创造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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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作为后来的历史学家,他的观察更多是一种历史总结,把“匈奴女子春天更容易怀孕”跟春天出兵直接联系起来,有点过度解读史料了,真正驱动汉武帝的,是那种想要打破被动局面的战略冲动,以及他对卫青、霍去病这些年轻将领的信任,在那些春天的草原上,汉军的铁骑踏过还没化完的雪,追着匈奴的部落,他们不是为了杀孕妇,而是为了抢夺牲畜、抓捕人口、摧毁匈奴的经济基础,这是冷兵器时代最残酷的生存竞争,双方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争夺草原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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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霍去病在狼居胥山举行祭天大典的时候,他可能不会想到,一千多年后的人们会怎么解读这些春天的战役,历史的真相往往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它既有战略上精密的计算,也有战场上瞬息万变的情况,既有帝王的雄才大略,也有普通士兵的浴血拼杀,春天出兵这个决策,是汉武帝军事改革的一个缩影,它打破了传统的季节禁忌,开创了主动进攻的先例,为后来的河西之战、漠北决战打下了基础,但这种战术的成功,得靠卫青、霍去病这样的天才将领,还得有汉帝国强大的后勤保障,当这些条件没了,春天出兵这个机会窗口也就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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