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青岛大学有个文人小圈子,常聚一块儿喝酒、谈诗。
方令孺是里面唯一的女的。
她穿素色旗袍,没怎么说话,酒量不大,三杯就脸红。
热闹席间,别人高谈阔论,她坐在边上,眼神总有点飘,像在想什么,又像什么都没想,心中的愁绪,根本藏不住。
没人知道,她是文坛盛赞的新月派才女,心里装着太多说不出口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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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安徽桐城人。祖父方宗诚给曾国藩当过幕僚,父亲方守敦是清末有名的诗人、书法家。
可即便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她还是半点人身自由都没有。
她三岁那年,家里就给她定了娃娃亲。男方要求缠足,不准上新式学堂。
她死活不干——成了姐妹里唯一没缠足、考进师范的人。
可十九岁那年,还是扛不住家族的压力,还是妥协,委屈自己,嫁给了南京一个银行世家的子弟,陈平甫。
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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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甫学理工,性格死板,凡事讲规矩。方令孺爱文学,喜欢浪漫洒脱,无拘无束。两人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即便后来先后生了三个女儿,两个人的感情也没有好转过。
她在文章里写过一句:“家是可爱,还是可恨呢?”
听着平静,其实心里早就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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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她跟着丈夫去美国留学。本想缓和关系,结果反而看清了自己想要什么。
在华盛顿州立大学,她认识了孙寒冰。两人都爱文学,有着聊不完的话题,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
孙寒冰送她一本《娜拉》,书里那句“首先我是一个人”,让她整宿没睡,也唤醒了她对自由的渴望。
终于,她第一次意识到:也许能走?
可这份觉醒,没多久就被现实浇灭了。她比孙寒冰大六岁,早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那个年代,她太清楚,一个已婚女人敢谈感情?光是闲话就能把她压垮。
她索性咬牙离开陈平甫,转去威斯康星大学读文学,想靠自己活出模样。
可她终究没换来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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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陈平甫断了她的生活费,还把三个女儿接回国内。这一下,她没有了退路。
走投无路的她,身无分文,只能狼狈回国。到上海才发现,丈夫已经另娶侧室。
不过,两人没办离婚,但再也没见过面。
虽然,她逃出了婚姻,却被“母亲”这个身份牢牢捆住。不敢正式离婚,怕孩子被人嘲笑,也怕自己失去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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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经侄子方玮德介绍,她认识了诗人陈梦家。那年他二十岁,穿深蓝长褂,眼神清澈又热烈。
他被三十四岁的方令孺吸引,欣赏她的才华,也心疼她的处境。两人开始通信。
她在信里夸他:“你有好的想象力,美的句子,同真实的热情。”
陈梦家把心意全写进诗里,寄来诗集《铁马集》,字字都是倾慕。
但,方令孺却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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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回信婉拒,诗集原封退回。
不是不动心,是不敢。
年龄差、婚没离、三个女儿……哪一条都能把她钉死。
陈梦家被拒后,再也不写诗了,转去钻甲骨文。后来成了大学者。
1931年,她到青岛大学教书,讲《昭明文选》和《大学国文》。
跟闻一多、梁实秋他们常聚,谈文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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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也有包办婚姻,懂她的难处。
慢慢对她有了好感——多年不写诗的人,竟为她写了《奇迹》,说她是“戴着圆光的你”。
两人隔楼住着,常讨论诗歌。
流言很快传开。闻一多的老婆高孝贞,挺着大肚子赶到青岛。
方令孺二话不说,立刻以“养病”为由辞职,悄无声息地走了。
梁实秋后来叹气:“那份情,刚冒个芽,就被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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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是冷血,只是太清楚代价。
吃过婚姻的苦,受够世俗的眼光,她再没勇气赌一次。
抗战爆发后,她在复旦教书,又见到了孙寒冰。
一次渡江,孙寒冰低声说:“人生三件事:结婚、生子、死。我们已完成两件。”
方令孺苦笑,没接话。
不久,孙寒冰在日机轰炸中死了。
她彻底封心,不再写诗,也不再提感情。
余生,她全身心扑在教育上。
先后任复旦大学教授、浙江省文联主席,始终独身一人。
1976年9月30日,方令孺病逝,享年七十九岁。
身后没有子女,没有伴侣,只有几页未完成的诗稿,和几十年站过的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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