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保卫战！总指挥唐生智是一将无能害死三军，还是替蒋背锅？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寒风正紧。傍晚时分，蒋介石在官邸门口踱步，忽见唐生智快步而来。灯下，他拍拍唐的肩膀，压低声音：“城要守，你来不来？”唐没多想，只回了四个字——“责无旁贷”。自此，国都命运与这位四十九岁的湖南老将捆在了一起。

淞沪会战刚结束，国军六十多万人连番恶战，减员高达三分之一，士气坠谷底。上海一失，日军顺江而上，目标不言自明。南京是首都，也是孙中山灵柩安放之地，弃守难以向民心交代；可留下，就意味着与装备、训练皆占优势的十几万日军硬碰硬。决策层因此呈两派：白崇禧主张撤，陈诚附和；张群与外交派担忧失都后的谈判地位；蒋则徘徊在“不能守”与“不能不守”的夹缝里。僵局中，唐生智的那句“我愿意共城存亡”，成了最刺耳也最动听的声音。

事实上，唐距一线指挥已久，长沙入京才数月，手里没有嫡系，也无战后整编的机会。他却要临阵统领十三个师外加教导总队，里头混杂桂系、中央军、新招新兵，还带着从上海败退而来的残部。粗略统计，八万人里有三万新兵，兵员空缺靠仓促补充；火炮、机枪、反坦克武器更是东拼西凑。白崇禧摇头：“这样的部队，拿什么跟日军立体作战？”

十二月一日，日军大本营下达总攻令，松井石根麾下七个师团与两个独立旅团，从东、北两面推进。唐生智却在此时做出一个让部下百思不解的决定：撤走下关到浦口的轮渡，只留小火轮与民船，并当众申令“违者军法从事”。他说要破釜沉舟，可这口“釜”烧的不仅是退路，也烧烂了后续机动空间。

防御部署同样僵硬。十三个师在长约四十公里的外围阵地一字排开，毫无纵深。兵力必然稀薄，恰似把绳子拉直，任何一点断裂都会牵动全局。参谋人员提醒可否“分割设伏、以逸击劳”，唐摇头：“委员长命我死守，不得后撤一步。”他把守卫想象成古战场上的“大刀长矛”对决，却忽视了对手的炮火覆盖、装甲推进与制空优势。

十二月七日拂晓，炮声滚雷般炸响，石头城薄暮尽染硝烟。三天内，紫金山、光华门、雨花台先后失守。前线电报雪片似地飞到司令部，唐的批示几乎千篇一律：“各部坚守阵地，死战勿退。”部队以营、连为单位被撕碎，零星顽抗。日军战报记录，“中国军队在壕沟顽强抵抗，手榴弹、刺刀格斗频仍”，可局部英勇终究挡不住整体溃败。

十二月十一日晚，最高统帅部电令而至：酌情撤退。原因众说纷纭——有人称英美大使馆建议保存实力；也有人说蒋介石担心再失重将。无论真相如何，这封命令对前沿部队如同晴天霹雳——死守方才被反复强调，何以顷刻又要后撤？最要命的是，配套的撤退方案只寥寥几句：“嫡系部队由下关渡江，其余部队正面突围”。要知道，唐之前已撤走大轮船，而正面突围则需跨越长江，再冲日军封锁线，几乎是九死无生。

十二日晚八时，唐生智率参谋人员驱车离城，经长江大桥工地向浦口撤离。军士们见司令离去，急了眼，蜂拥向挹江门，试图抢渡。冰冷的江水、稀少的小船、枪炮声中的拥挤践踏，让撤退瞬间变作人间惨景。短短数小时，上万人溺毙、践踏或被日机扫射。最终，只有三十六师与教导总队部分船队抢先东渡，剩余将士与大批难民被堵在城内，成为后续惨剧的受害者。

兵败之后，唐生智抵武昌，连夜上疏：“既不能为持久之守备，又不克为从容之撤退，咎在职等。”字里行间请罪，却对始作俑者只字未提。蒋介石压下处分，口头一句“留职察看”，把锅盖合上。几年后唐回湖南讲学、礼佛，再未统兵。史料显示，他留下的战后警语是：“临阵决策，先思退路；不用，则更当想生路。”

唐是庸将抑或替罪羊？若单看布防失当、渡江失策、仓皇弃军，他难辞其咎；可若追根，临战指挥系统层层掣肘，政治考虑压倒军事常识，以至“死守”与“撤退”在数日内朝令夕改。承平年代或许可以慢慢权衡，当日军炮火已近城墙，一点犹豫就会要人命。唐的缺陷被放大，蒋的摇摆被淡化，两者共同铸成首都陷落与十余万军民覆没。

有意思的是，战后的国民政府内部，人们提起南京失守，往往指向唐生智；几乎没人追问决策链上更高的一环。替谁背锅，背多久，本无定论。但对已牺牲的守城官兵而言，无论责任如何划分，他们在雨花台、在下关江滩洒下的血，已不容谁轻描淡写一句“情势所逼”。

用兵如破竹，知进退者方为良将。南京保卫战写进了军事院校教材，却更多地被当成反例。战略与战术失调、派系与中央掣肘、情报与后勤短缺，全在那座六朝古都的断壁残垣里摆得明明白白。若非亲历，谁能想到，一张“死守”的令纸与一句“可以撤退”的电报之间，只隔了四天，却隔着无数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