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他有点不舒服,要去客厅坐一会儿,顺便处理一下工作。”
这是2025年11月29日清晨,32岁的程序员高广辉猝死前对妻子说的最后几句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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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是周六,本该是休息的时间。
谁也没有想到,几个小时之后,这个年轻人就永远地离开了。
他曾经是视源股份的部门经理,入职七年,从月薪两千块的新人一路打拼到税后近两万的中层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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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一个深爱的妻子,两人正在备孕,憧憬着即将到来的小生命。
他在广州买了房,背着贷款,却满怀希望地规划着未来。
然而命运就是这样残酷,一个看似普通的周六早晨,却成了他人生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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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29日早上七八点钟,高广辉起床后感觉身体有些不对劲。
他跟妻子说了一声,就走到客厅去处理工作上的事情。
妻子继续睡了过去,迷迷糊糊间又听到他在喊她。
等她跑到客厅的时候,发现丈夫已经瘫坐在地上,说自己好像晕倒了,从椅子上摔了下来,现在站不起来。
更让人担心的是,他出现了尿失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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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这种状态下,高广辉依然惦记着工作。
他对妻子说:“我感觉这次不对劲,可能要住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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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叮嘱她把电脑带上,打算住院期间继续处理手头的任务。
夫妻俩决定先去负一楼取车。
可电梯门刚打开,高广辉整个人就倒在了妻子身上。
一米九的个子,一百七十多斤的体重,直接把她压倒在地。
邻居帮忙拨打了120,妻子和邻居轮流给他做心肺复苏,一直坚持到救护车到来。
急救记录显示,8点58分接到报警电话,9点14分左右急救人员抵达现场。
经过检查,高广辉已经处于无意识、无呼吸的状态,脉搏也测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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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点20分被送入ICU进行抢救,到了下午1点,医生宣告临床死亡。
死亡原因是呼吸心跳骤停,疑似阿斯综合征,也就是心源性脑缺血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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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个让人感到心寒的细节。
在高广辉躺在ICU里接受抢救的时候,也就是当天上午10点48分,他的微信被拉进了一个新的技术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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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点15分,群里有同事发消息说:“高工帮忙处理一下这个订单。”
而在他被宣告死亡八个小时之后,当天晚上9点09分,还有不知情的同事给他发来私聊消息:“周一一早有急任务,今天验货不过,要把这个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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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消息的发送者或许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这恰恰折射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某些职场环境里,工作对人的侵占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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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后来翻看丈夫的手机记录,发现出事当天他曾五次登录公司的OA系统。
虽然无法确定具体时间,但项目排期显示,那个周六有四项工作任务需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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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周末都不能好好休息的人,究竟是什么在驱使他如此拼命?
要回答这个问题,要从他的家庭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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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广辉是河南人,1993年出生。
十岁那年就跟着父母来到了广东,从小家境并不宽裕。
2015年大学毕业的时候,他的第一份工作月薪只有2000块钱。
为了省钱,他和师兄合租在殡仪馆附近的一间地下室里,每个月租金700块。
那段日子阴暗潮湿,他吃了不少苦,有时候连一罐可乐都舍不得买。
后来他一步步往上走,2018年入职视源股份的时候,到手月薪是1.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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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8岁的他被晋升为部门经理。
七年时间里,他的薪资涨到了税后1.9万元,在广州也买了房子,和心爱的人组建了家庭。
在同事眼中,他是那种“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的人,工作认真负责,技术能力也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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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领导曾经对他说:“你就是下一个总监,压力总要扛一点的。”
他信了,也一直在扛。但扛的代价是什么呢?
妻子回忆说,这几年两人的微信聊天记录里,出现最多的就是“回家”和“加班”这两个词。
事发前的那段时间,她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在微信里喊“还不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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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住宅楼电梯的监控记录,出事前十天里,高广辉回家走入电梯的时间通常都在晚上9点之后,有六个晚上是在9点30分之后,其中有两天分别是23点58分和23点24分。
除了在公司加班,回到家里遇到情况还要随时拿起电脑和手机处理工作。
妻子形容说,工作占了丈夫“清醒时间的近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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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之后,他的工作量进一步加剧。
一名负责售后的下属调岗后,工作由他接手;后来又兼管测试部,还要陪着销售外出拉业务。
他曾经对妻子苦笑着说,工作量起码翻了三倍。
他拒绝过,但责任心又推着他接下。
“我不一定能扛得住,但我会尽力。”
这是妻子听到他跟领导说的话。
一个人愿意扛下这么多,除了责任心,背后往往还有更深层的牵挂。
对高广辉来说,这份牵挂就是他的妻子,以及两个人共同规划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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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广辉和妻子的感情非常好。
两人是大学同学,妻子原本学的是物流专业,后来在他的影响下学习编程,也成了一名程序员。
她曾经因为从小对自己的牙齿自卑,拍照从来不露牙齿。
高广辉知道后,悄悄打听了好几家医院,比较价格,最后带她去珠海做了牙齿矫正。
那时候两人刚在一起一年,他并没有多少存款,但还是坚持出了这笔钱。
他说,希望即便有一天自己不在她身边,她也能靠本事过得很好。
两人结婚后,在广州买了房子,虽然背着贷款,但日子一天比一天有盼头。
出事之前,他们正在备孕,憧憬着新生命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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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备孕期,他却走了。”
妻子至今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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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广辉的遭遇被报道之后,引发了广泛关注。
而随着事件持续发酵,一些前员工也站了出来,透露了更多不为人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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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该公司工作过的前员工刘赫对媒体表示,加班在公司内部是普遍现象,早上九点上班,虽然不用打卡,但每天都要按时参加早会,相当于变相打卡;而晚上下班时间不固定,一般是九点、十点,“特别是测试岗位,十一、十二点下班是常态”。
更让人感到不安的是,刘赫透露:“听说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但是被压下来了,这次会比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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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于2024年7月离职的前员工李维也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她说在职五年期间从来没有休过年假,“干到后来偏头痛,总是吃止疼药就辞职了”。
她还提到,有同事因为长期高强度工作,最后在公司面对电脑就想吐,“都有躯体化症状了,还是保命要紧”。
李维还透露,公司内部存在末位淘汰制度,每季度进行一次考核。
如果不同意加班,绩效就会被打低分,开会的时候会被说效率不高、没有紧迫感。
她曾经向上级反馈工作量太大做不完,得到的回答是:“那你中午不要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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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来自前员工的讲述,让人不禁要问:高广辉的悲剧,究竟只是个案,还是某种系统性问题的冰山一角?
目前,高广辉的工伤认定申请仍在广州市黄埔区人社局的调查阶段。
按照规定,将在受理之日起60天内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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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那些仍在职场中拼搏的人来说,或许最该记住的是高广辉妻子在悼念视频结尾说的那句话:“今天没做完的工作,明天可以继续,但透支的生命无法重启,请好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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