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会做题家”张心怡：在“出题”与“解题”之间

【编者按】

非虚构作品《张医生与王医生》的作者伊险峰和杨樱，最近又推出了新作《富足一代》，深度访谈了多位1995年到2005年间出生的“富足一代”年轻人，回顾他们的成长之路。本文经授权摘自该书第八章《省会做题家张心怡》，有删节，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精确

张心怡语言组织能力很强，说话用词精准，回答我们的问题很爽利，不拖泥带水，不模棱两可。开始的时候我们以为这是长年文字训练表达的一个结果，后来发现不是，她不光说话如此，实际上精确是她的一种状态，或者说一种生活方式。

好比聊天，我们以为聊得热火，感觉意犹未尽又囿于时间到了不得不终止聊天的时候，跟她抱歉，她迅速结束话头，公事公办，就像被按了停止键：好，再见，下次再聊，结束。

是在说到高考的时候，我们意识到“精确”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她先是说高三的时候已经不在乎自己的年级排名，只在乎省排名，“一次联考有十三个学校参加，你就能估算出你在全省的排名”。她说她会看以前的录取榜，联考里的学生有多少进了大学，然后你差不多知道它对应的省排名，“推测下来，联考排名，乘以2或乘2.5就是你的全省排名”。

而且她估分很准，高考答案出来当天晚上她跟她爸爸一起算分，跟实际分数比就差一分。如果你考虑到还有一些类似于作文这样的主观题，你会诧异于她估算的可能不止于分数，简直还有人性。

这时候你去揣摩她前面说的话，会发现更多的精确。

张心怡是湘潭人，11岁就离家去长沙读初中，到了高中，成绩全省掐尖。湖南优秀生源聚集在长沙，有四大名校，张心怡所在的学校排名紧随其后。她说当年北大有一个名额，长沙自主招生，需要自己考，有考试名额。她在高二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夏令营，推荐全省60个人，她进前十名，这样高考有30分加分。高考正常发挥，全省排第140，离北大差10分，离清华差6分，算上加分，她知道她可以上北大了。

上北大也算不上是多久远的梦，她原来对此并没有概念。她考进高中的时候分数是年级第一，但那时她不知道自己学习有多好，直到有一次在年级排第一，在整个教育集团里排第二，她才意识到自己可以上个很好的大学。但什么是好，甚至什么是一本二本，她依旧糊涂。“小时候我妈妈开过一个玩笑，如果我能考上北大，她做梦都会笑死。‘你要是能考上，我就在街上摆流水席。’”因为有妈妈这句话，她理解这是件特别难的事，遥不可及。到了知道自己学习成绩好，开始算计这件事，把自己的成绩换算一番，再算上自主招生，再算上加分，慢慢地，她就把目标定成北大。

为什么学北大的地理专业，也是算出来的结果。这一次用的是排除法。她是理科生，她觉得自己学不了数学，也学不了生物，实际上对基础学科都兴趣不大，唯一例外的是物理。高中时她物理学得特别好，如果不是不小心做错了一道最容易的选择题，她高考物理就是满分，但她又明白做题能力和基础物理学不是同样的东西。“我没有那个激情和毅力，没有那个心力在这个行业继续探索”，所以只剩下地理和环境。考上之后才知道数学、物理还是必修课。

那时候刚开始流行“小镇做题家”这个词，张心怡回顾自己高中，觉得她毫无疑问应该算作一个称职的“做题家”，只是不是小镇，“算是省会做题家吧，介于人大附和小镇之间”。这是她给自己的一个更“精准”一点的定位。

“省会做题家”进了北大，蓬勃热情并没减弱，不再以高考为中心安排学习，她对学地理又没有多少归属感——“没有师门那种感觉”，就想读个双学位，选中了社会学。北大每个人都可以修双学位，有两个学位证，额外交钱，150块钱一个学分。“要自己报名，通过本院系的考核。它要看你的绩点怎么样，如果太差也不行，因为你要证明你学有余力。另一方面就是接受你的院系愿意接受你的申请。”这些都在她的把握之中——至少在这个时候，她的精准主导的学业和生活都有条不紊。

还有余裕，师姐介绍她进了北大的校媒，她做起了记者。也许是这行当门槛不高，也许是张心怡迅速掌握了这一行当的技巧，很快她就成了这个校园媒体的负责人。赶上媒体业变革，她主导做了公众号，后来又做了小程序，独立App，像是一个媒体矩阵的样子。她写了若干篇稿子，满足了她了解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她认为这与对社会学的兴趣一脉相承。“我之所以做记者，没有去做社会学学者，是因为我虽然对社会学议题很有兴趣，但我没有那么多耐心。你要做一个社会学博士，确定一个议题，你要研究五年，完全坚持不了。像做记者，一个题最长也就做三个月吧，我觉得我完全可以。”还是要保持一种“精算”的态势。

张心怡在她人生的各个关键节点上，尽可能用她的精确算法，衡量评估所有选项。精确的结果，也显而易见，就是冷静，她知道自己要什么，会得到什么，结果大体上会怎么样……冷静的结果，就是一切按部就班。

就这么说吧，当生活中大多数发生的事都在你的预料之中和把握之中的时候，除了偶尔会感觉生活中有一点索然无味，还会让那些以往有着独特光环的存在变得黯淡。张心怡举了她父母的例子。

“那个时候，我明白他们很难帮到我什么。”在意识到她在湖南省的排名以及她意识到考上北大的可能性之后，她意识到了父母能力的边界。她知道未来的事可能更多地要依赖自己的判断和决策。

我爸爸是岳阳人，我妈妈是湘潭人。他是为了追我妈到了湘潭。他们俩怎么认识的，我也不是很清楚。他们都是医生，70年代生人。外公外婆都是村子里的，不是单纯务农，做过销售，做过厨师，什么都做过。我妈是做头颈外科。做得最多的是口腔癌，湖南人喜欢嚼槟榔嘛，特别多得口腔癌的。我爸以前是做心外的，后来做医院管理，不做临床了。就是新成立一个院区，他在市场化的院区，成立一个公司。公立医院的新院区，综合性的，还包括养老，他是那个公司的领导。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他们医院怎么样，医疗向大城市集中，但地方也有三甲。我们家条件在小城市里算中产。湘潭算四线城市吧。北京、上海算一线。省里也不算特别好。

湘潭中学成绩可差了，你的市状元可能都录不了北大。长沙离湘潭又很近，被长沙吸纳得很厉害，很多生源一直向长沙流动。家里只有一个孩子。至少是成绩好的人才会考虑去长沙。当时长沙最好的初中都是私立学校，只有私立学校可以跨市招生，一个学期要一两万。非常军事化的管理，跟衡水一样。每当我们校长去衡水学习一次回来，纪律就会更严格一些。

我当时没有概念。初中不属于特别努力、特别上进的那种。我是初三才显示出成绩特别好的迹象。而且班上有一个成绩特别好的女生，她才是好学生的担当。说成绩好，大家都会想到她，不会想到我。但你知道你自己不是最好的那一个，你知道最好的那一个才能考上最好的大学，你就一直处于被老师冷落的状态。班上五六名、七八名。班上六十来个人，老师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我可能自尊心特别强，总希望老师关注我，老师没有特别关注我，我就有点失落。就像高中的时候我违纪都不会被罚。其实我还挺佩服我妈，一狠心就把我送到长沙去了。我高三的时候也没有陪读，就周末来学校看看我这种。他们不是很操心我，我觉得我的发展是超过他们的预期的。

但佩服到此为止。张心怡在讲到这里的时候，开始审视父母扮演的角色。参加自主招生要准备很多资料，填很多表格，那也是高三时间最吃紧的时候，“最后的一模、二模阶段”，她就让妈妈帮她填一些表格，结果后来发现都填错了。“他们不是像很多陪读的家长那样，帮孩子打点好一切，对高考特别特别了解，他们不是。我也不希望他们像那些家长一样，但我感觉到一点，我不可能太依赖他们了。”

“他们很难帮到我什么。他们还停留在做事要找关系这种意识里。我因为到了比较大的城市嘛，知道做事要从遵守一定的规则出发。”张心怡与父母的关系进入新篇章，“生活上无微不至，学业和事业上随我心意。我想转系啊，或者想考研究生啊，包括找工作，他们都无所谓，但对生活上的事比较关心。”

这一番观察下来，她调整了对父母的预期，更残酷一点地说，父母价值走低，这是一个大事件。与后面我们还会说到的一系列变故结合在一起，基本上奠定了父辈形象的坍塌——说是形象，更严酷一点地说是功能。这是一个更大的事件。

“不确定”和“对精确的反抗”

“精确”塑造了张心怡的生活，改变了她对一些人或者事的期待，比如父母。但更多的时候，随着生活中变量的增加，精确的解题思路会遭遇更复杂的问题，有时使她陷入某种困境当中，有时又戏剧化了她的人生。“不确定”和“对精确的反抗”——有时被动、有时主动——张心怡的生活开始从“做题家”模式走出：一个做题家，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反复练习，通过对题型、知识点的掌握像打游戏一样打怪升级通关，但生活不是打怪游戏。张心怡意识到“出题”与“解题”这种打怪模式不可能是未来生活的全部，甚至都不是最重要的生活常规动作。准确一点说，她开始真正地生活。

她意识到自己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的时候，已经把自己架到社会学那个“烤炉”上了——在大二接触那门社会学导论之后，突然萌发的对社会学的兴趣让她一头扎进韦伯、涂尔干们的世界。她开始以为这会是新一轮“出题”与“解题”的继续，好处在于这来自她自己的兴趣。起初也确实如此：学到一些理论，老师也非常厉害，那些都是最优秀、最有价值的学问，大师们的理论自然很高妙，老师的课也讲得特别精彩……但是，课后，看原本——不管是原著还是中文版，发现自己看不懂，不像在课堂上被激情澎湃的老师引导时的那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你感觉自己像个肥皂泡一样往上飘，好像懂得了很多东西，但实际上没有，你的梦想和追求是太阳底下的肥皂泡。”第一次，她说她感觉什么也没有学到。

“你的能力跟不上。”张心怡说自己的痛苦之源，“本专业也是一样，我觉得我们教的地理那些东西都是高中地理的进阶版，就纯文科生的、让你背的那些东西。而这个行业里真正需要做研究学习的东西，比如什么软件、遥感、编程，这些是不会教的。你必须自己艰难摸索才能找到。如果你没有动力去学，你稍微迷茫，你有一课没有跟上的话，你就学不到东西。”

“其实四年的时间非常短暂……”她似乎不经意间说出这句话，这个认知超过绝大多数的本科生，正在上大学的人很少有能力这样体察正在消磨掉的时间，某种意义上，“精确”或者“冷静”意味着进入“忘我”的状态，消除自我对时间、世间万物的感知，以他者的态度来观察。

“其实四年的时间非常短暂，你真的不能有迷茫的时间。”

张心怡当时意识到了自己的现实与困境：外因归结为北京大学教育不够扎实，内因是她的迷茫。不要问一个迷茫的人以找到解决方案，她能做的只是自救，像一个就要睡着的人，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迷茫！不要迷茫！”她给出的自救方案是：“你没有觉醒的时候，你顺着一个规定好的路径去做。”

“毕竟是省会做题家出来的。”她说。她把这段逸出常轨的人生，依旧看作一道她得心应手的题：这道题，她不会做，似乎也没学过这个知识点，甚至可能连题型都没见过，但解题的思路——“规定好的路径”——是她掌握的，姑且算是“人生应用题”吧。

事后（大学毕业之后）过了一年的时间，她可以重新看这个解题的自己，你可以理解成这是另外一种“估分”时刻。

“我当时很浮躁，心态不好。我当时真的很忙。我在媒体实习，还有校媒，本学位的课要学，还有社会学。我为了申请学位，那学期学了七门还是八门社会学的课。那时我的感觉就是跟朋友交流时说的，你在北大读一个本科，什么也没学到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很多文科生觉得自己没有学到东西，是觉得自己没有学到有用的东西。我不考虑有用没用，就是没学到东西。然后，我觉得原因有一点，北大课程设置是这样，地理科、土壤学，上课教理论，有什么类型、有什么成分，考试的时候也考这些东西。但你要应用的话，你会的东西应该是遥感，但它不会教遥感——通过卫星做分类，波频来判断土壤。”

“它（遥感）不是上班之后实际接触，上了手就一下子能学会的，它没有这么简单。学无止境。通过北大的期末考试是很容易的，考前背一背，北大学生应付考试是最擅长的，重点是什么，我一看就知道。”

“有一些同学，做研究，它真的可以变成SCI，学社会学真的可能会出书。像项飙那样读本科时就出书的人，每年都有。这意味着你的同学会做得很好。不是所有人都处于混沌的状态。我当时就很好奇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都能这么快就找到自己想走的路。”

她可以从容处理考试的事。但浮躁与考试无关，找到自己想走的路也与考试无关。

“学前教育，发录取通知书，一个人来到北大，他就会有被选择的使命感：我怎么被选择了。这个很害人。你一旦觉得你是被选择的，你就会觉得自己不一样，你可就完了。”

一方面是驾轻就熟，生活变得简单，张心怡可以轻松应付种种可能性，基本上都在她的掌握之中，就像前面说的与父母之间的关系，直到“不确定”开始侵入她的生活，让她产生困惑；另一方面，则是她的主动出击，她厌倦了“精确”对她按部就班的生活的安排，她希望用不确定性的东西来打破常规生活。

因为有吸引力了，你才会抗拒它，才有反作用力。

你并不是很轻易就能弄明白这句话中，张心怡到底是想要表达什么，后来你听她越讲越多，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精确”生活之外的东西，娱乐圈的，做媒体——校媒、实习或者找工作，包括社会学，未遂的留学之路……生活轨迹之外，她试图用不确定性活跃她的生活，丰富她的生活。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另外的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甚至戏剧性。你可以理解成它是一种“打破”的冲动，也可以更平常一点去理解：它是通过发生更多的事，来求证可能性，它是更广泛意义上的“求解”。

我很少和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们提起我的追星故事，因为这会使我像个异类。我从小到大接受了最标准的应试精英教育，被灌输的目标是“让优秀成为一种习惯”，没有朋友会把这么多时间浪费在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上。就算有时讨论到某个明星，我也不敢表现得对他们太了解，只能附和说：“对，我也真的记不清他们的脸。”

讲述上面这段话的人，是一名“站姐”，在2016年夏天到2018年夏天，这位站姐说她为15位艺人修图修了2万多张，其中有约1500张曾经在微博上发布。她说：“无论是机场、演唱会还是节目录制现场，我总能找到办法进入到最靠近艺人的区域，然后举起相机，摁下快门。”这篇取名《三流站姐回忆录：我的追星之路是如何走到尽头的》的文章，在互联网上流传甚广，自称“三流站姐”的讲述者李满是张心怡的化名。

“对精确的反抗”，试图“打破”常规生活，实际上从她读高中时就已经开始了。她选择的突破点是“追星”，显然，在这个过程中她发挥了她审时度势的优势，迅速切入核心。她成了一个“站姐”。“站姐”是相对于“站子”的一个概念，站子是跟踪艺人行程、发布艺人照片的社交媒体账号。“这套体系从韩国流传进来，迅速适应并改造了整个粉丝圈子”，张心怡说她迅速掌握了这一系列技能——对于她的智力来说，这当然算不上一道很难解的题。

我始终无法全身心地融入这个系统。尽管我成绩不错，考上了这所令人向往的名校，但面对激烈的竞争我总是感到苦闷，也表现得不太合群。上高中的时候，我被同班同学排挤，午休时间没有人愿意和我说话，我就一个人待在厕所浏览视频网站。就在这段时间里，因为一个演唱会视频，我成为了女团成员A的粉丝，她在台上闪闪发亮、受人喜爱，在台下也标榜自己努力奋斗。

我太羡慕这样的状态了，开始在生活里模仿她。她握话筒的时候小拇指会不自觉地翘起，我没有话筒可以握，所以我拿起水瓶喝水的时候，也把小拇指翘起来，这个习惯到现在我也没有改掉。

假期的时候，我会去参加她们团体的活动，即便是要横跨大半个中国。父母表示了支持，他们对我平时的刻苦用功一直很满意，觉得这作为紧张学习中的调剂非常合理。不能否认女团给了我很多拼搏的动力，她们宣扬着要为梦想付出汗水，这显然要比老师们陈旧的说教更有感召力。

这是从她高中开始一直持续到北大的“追星”生涯。那篇文章的评论五花八门，大多数人是跟她同样的粉丝，或者就是站姐，她们大都赞美张心怡的文笔，写得准确；有些同行会认为她追星生涯的结束证明了她的“背叛”——对偶像不是真爱；还有些超脱于此的人质疑了她选偶像的眼光，她在文章中披露了她的偶像的“不成器”，始终没有大红大紫。张心怡的文笔当然无可挑剔，她在文章中抒情：

首都国际机场是我最熟悉的场地，在很多个早晨或者傍晚，我要在这里等上两到三个小时来拍摄偶像登机或抵达的画面。

这种“不确定性”是对她过于平铺直叙的生活的一个奖赏。她那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她拍偶像A的片子，并通过微博私信给了偶像，A的活跃粉丝并不多，因此记住了张心怡。A有时在机场会主动跟她说话，问今天拍得怎么样，能不能把脸修小一点。拍了大概半年，有一天红眼航班，临近安检，A把手机屏幕举到张心怡眼前，她写：

……上面是她的微信二维码。我起初没懂她在干什么，明白了以后，耳边嗡的一声开始轰鸣。

我下意识地扫了码，看到她的微信主页，头像是一个流行的表情包。我手指移到“添加到通讯录”按钮，心里犹豫了一下，没有点下去。

“我还有点事，先走了。”我把手机塞进口袋，转过头叫了一辆出租车，落荒而逃。脸在发烫，口袋里握着手机的手也发烫，耳鸣还在持续。司机问了我三遍，去哪里？我随口答，去市中心。

调整了很久呼吸，我才有勇气去面对那个微信主页，迟疑了很久，点了返回。但我还是无法面对已经拍下的她的照片，我把相机存储卡拔出来，偷偷塞在出租车后座的缝里，下车之后即是永别。

我突然意识到，我和她的关系，完全建立在我是粉丝、她是偶像的基础上，建立在我自己对她形象的幻想和美化上。给我二维码的那一刻，对她来说是一种信任和示好的举动，对我来说，却打碎了我做了很久的梦。

偶像示好与告别偶像的决绝、出租车上的思想斗争、塞到后座缝隙里的存储卡，我们问张心怡这是不是有点过于偶像剧了？我们本来想把它当成一个写作上的伦理问题跟她探讨，她说那个动作是真的，而且还泪流满面了。“我的人生总是很戏剧化，”她自己总结原因，“我情感上是比较冲动的，丰富，什么都做得出来。我去年过生日，没跟爸妈说，一个人跑到日本去，看我偶像演唱会。”

“看演唱会的时候，收到我学校的offer，这是我觉得很梦幻的地方。”学了社会学，又做了校媒，对娱乐文化有兴趣，想到一个东方偶像和西方偶像之间差异的题，这题够大，不是一篇报道文章所能承载的，她越想越投入，就思考要不要再念一个更高的学位。然后就申请，对于她这样一个资深做题家以及北大的本科背景来说，这算不上什么难事。申请成功，伦敦政经学院，在偶像的演唱会上她也收获一枚小小的成功，大约也是“给了很多拼搏动力”“为梦想付出汗水”的一种表现。

当然，也够戏剧化。

你可以理解成偶像这个成分出现的时候，她的生活戏剧化指数陡升，这让人上瘾。“有一段时间，很难抗拒。同时还有一点倔强，它也会产生反作用力。两种力量都在，我感觉到它对我的吸引力了，但我又不愿意放弃已经拥有的东西，我就会拒绝这份吸引力。”

我们说这听起来很像是出轨。

“就是这种感觉。”

“我那时是有精神病了，觉得生命中只有这么一件事。”她这么说，我们原本以为只是一种修辞，“我真的抑郁了。我一直追星，后来确诊了抑郁，开始吃药。”她没有忘记偶像带给她的戏剧化人生体验，“2019年的7月2日，因为前一天7月1日是我idol的生日，然后我看到了他的信，获得了力量，第二天就去了医院。”

那时张心怡已经开始在那家时尚杂志做实习记者，写稿子，获得好反响，编辑鼓励她继续写。“你必须得对这方面感兴趣，这样才会持续下去，所以你就得不断校正自己的兴趣。我今天看了这个，很有趣，那就写，但你冷静下来，就会发现你没有那么多兴趣，就不想继续写。”还有写完了的稿子，编辑没有时间编，一直拖着没发，就像有人把按部就班的工作按了一下暂停键，她的所有工作也都延宕下来。然后，有一天她发现，她什么事也做不下去，感觉日常生活进行不下去的样子。她给这个状态定义为“认知失调”。

爆发点是地理专业的一门课。大二时有个学术项目，她参加了，一直没做出成果来，到了大三，她上台去作论文报告。正讲着，老师就打断她，说，不要做了，你做不出来，我们不指导没有意义的论文。“我觉得她不应该这样，不应该当着所有人的面这么说。那计划是有补贴的，她说，我知道你就是想拿补贴。”

张心怡当时崩溃，跑到教学楼大厅里去哭，身边人来来往往，她也不在意。好在有一个朋友看到了她，带着她离开，去食堂吃了一份黄焖鸡米饭，感觉稍微平复一点，再去求助中心，做一个长程咨询。“咨询不容易约，资源有限。我就夸大了我的病情，不过那时候也确实很严重的，我睡不醒。我每天都是下午两点醒，很冷漠，很淡漠。做自测，做自成像，做脑电，定位，我就是情绪障碍。我自测是重度抑郁，咨询意见是双相障碍二型，脑电显示工作记忆功能丧失，还有什么受损，当时真的觉得生活难以为继，起不来就是起不来，怎么都没用。我那学期没有上过课。”

“咨询师对我的情绪还是有安抚作用，”张心怡觉得北大学生服务中心的心理咨询还不错，虽然她已经不记得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好多大学的心理干预机构不是真正的心理诊疗，它主要是防止你自杀。要不你休学吧，要不你歇一段时间。”

我感觉人分两种：一种是找到自己心中所爱的东西，很幸运，有爱的；另一种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跟心理咨询师说我的人生感觉是在走钢索，感觉不到有力量在支撑着我。

张心怡至少提到有两个原因。她和杂志编辑都有的拖延症让她感到无所适从；专业课老师的当众羞辱。这些显而易见的诱因之外，还有什么？

她的“精确”生活的稳定感与不确定的现实、她有意引入的诸多变量……这些是否会促使某种心理状态的恶化？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她感觉不到支撑的力量？

想象中的自由

张心怡把“双相障碍二期”的消息告诉了父母。“确诊之后，决定开始吃药了，我才打电话告诉他们。我说你们需要知情。”如她所预料的，父母首先选择了“不信”，“一定是庸医误诊”，从老家跑过来把她抓到北医六院，动用了他们作为同样是医生的社会关系，找到了精神科很厉害的医生。这位医生再看一遍，确认，张心怡确实病了，劝她的父母接受现实。张心怡说她自己早就认清了现实，一是信任西医，二是生病确诊让她觉得有所宽慰——“状态不好是因为生病才这样，病好了就会摆脱掉这个状态”，从始至终都很平静。父母当时虽然平静下来，但后来又反复，觉得吃药不对，从“不信”转变为“快点停药”，根本不考虑疗程，骨子里还是不接受。“他们觉得是我自己的事情，心态调整，想开一点就好了。”

我们问张心怡，这算是一次典型的“感觉不到有力量在支撑”吗？

她想了一想，表示基本认可这种看法，但这是父亲形象坍塌和父辈价值讨论的一个余绪。她很快展开了更广泛的关于娱乐圈的话题。不过，我们倒是发现，这些话题之间存在着一些隐蔽的关联，正在把她的困惑或者说她感兴趣的那些东西拼接起来。

我们与她相识的那一年，她放弃了去伦敦留学，从北大毕业了，选择了一家媒体去写特稿，抑郁症看起来已经成了过去时。她实习时的编辑介绍我们相识，她滔滔不绝地讲述很多她自己的故事，随时会因为我们的时间关系停止下来，没有感情色彩地告别，迅速回复到一种路人状态，让我们感受到空前的距离感。不过，我们很快就适应了这一点，她讲述自己时偶尔带出来的局外观察者的口气，告诉我们有这种距离感并非因为我们，她与自己也始终保持着一个可能她觉得必要和安全的距离。

结果就是，我们了解到很多有关她的信息，但我们感觉似乎还是差点什么。

如果我们把张心怡“省会做题家”生涯之外的另一条线索整理一下：

上高中时不合群，没有人理她；

成绩好，为自己争得了一定的自由支配的时间；

开始看视频，追星，从明星身上学“为梦想付出努力”之类，投射到自己身上；

追星变成生活中最具刺激性、充满变数的存在，你可以理解成是沉溺，也可以乐观地理解她对这种行为的驾驭能力；

“她们也是追星。这种追星跟我完全不一样。我就是相当于找到一个精神寄托，跟我养一只猫、养一只狗差不多，就是一种爱好。”她甚至会这么说；

思考追星过程中自己的行为，她有一个“冷静”的优势，就是可以通过他者的视角去审视自己：她既可以客观去写自己的“三流站姐”的故事，也可以看到自己身上“戏剧化”的那一面——这同样是他者视角的一个结果；

这是张心怡智力优势的体现，表现结果就是自由出入某种非常规的状态，她会控制一个度；

第一次成功了，代表性的是那个戏剧化的瞬间，塞到出租车座位缝隙里的存储卡，这件事发生在高考之后的暑假；

到北大之后，显然她获得了更大的空间来处理她的学业之外的生活，例如媒体的工作，例如社会学的学习，她会用这些新技能重新观照她的娱乐圈际遇；

她甚至找到了一个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把娱乐圈的观察作为基石，重新布置她的事业和生活……

我们本来可以把它视为张心怡第二次“自由出入”非常规的状态，但看起来她这一次似乎失败了。

我们意识到可能把事情想得过于复杂了。张心怡面前铺陈开来的世界，越来越大、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但做题家所形成的思维方式还在发挥作用，顽固地控制着她对学业、生活和未来的诸种可能性的把握，这会让她有力不从心之感。

那个“打怪”“通关”的过程，当生活中的那个“怪”难以以自己之力打掉的时候，怎么办？这是张心怡面对的一个巨大问题。我们经常会在各种心理和行为研究当中看到对擅长“打游戏”的一代人的行为方式的担忧，这一点可能忽略了：不论是做题家还是游戏玩家，过关是必经之路，而实际生活当中有些“关”过不去，或者说它不被允许过。

《富足一代》，伊险峰、杨樱/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理想国，2025年12月版

来源：伊险峰 杨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