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独子孙科，49年并未跟随蒋介石去台湾，他后来过得如何

“1949年1月15日凌晨四点，’孙先生，这份机票，您到底要不要？’蒋经国把泛着冷气的机票递到孙科面前。”一盏昏黄的台灯下，纸片轻轻抖动。孙科合上手中的英文报纸，没有接票，只说了句：“我还留在香港看看。”几小时后，蒋经国带着那张空出的机票离开，后来那份随行名单也少了“孙科”二字。

三大战役尘埃落定，南京政府已经支离破碎。蒋介石在溪口老家闭门三天，拟好两份文书：一份是宣布“引退”，另一份是秘密撤台方案。随行名单共有一百七十人，大多是军方核心、财政要员和亲信幕僚。孙科本在初稿中，却被蒋介石亲手划掉，墨痕重重。原因并不复杂——信不过，也用不上。

时钟往回拨二十多年。1925年春，孙中山病榻弥留，最担心的并非自己的病情，而是革命事业的后继无人。孙科在北京香山站台迎接父亲灵柩，哭到失声。外界一度以为这位“国父之子”会顺理成章接班，可事实却是：党内山头林立，谁都不肯让出一步。孙科心里明白，这家底厚但权力薄，他只有另辟蹊径。

少年孙科在檀香山长大，英语、古文都不差。哥伦比亚大学公共管理硕士毕业后，他带着一摞《城市规划学》手稿回国。广州城政务百废待兴，胡汉民、廖仲恺对他格外器重，力荐其任市长。短短三年，环城马路、珠江防洪堤、现代医院拔地而起，广州面貌焕然。但好评声中，也夹杂着“脾气傲”“难共事”的议论。

一次预算会议上，胡汉民提出缩减军饷。孙科不耐烦，抄起手杖拍在桌上，口气冲得让全场尴尬。消息传到广州东山医院病房，孙中山气得拔枪指着儿子额头，喝道：“再胡闹就滚回檀香山！”那一刻孙科才发现，父亲给的不是保护伞，而是一双放大镜，缺点被无限放大。

1926年北伐伊始，蒋介石崛起。孙科察觉局势微妙，选择跟随汪精卫，企图以“孙家正统”遏制蒋的势头。在汉口会议上，他一句“家父曾嘱托汪先生继续革命”，彻底触怒蒋介石。由此两人嫌隙埋下。此后无论孙科怎样摇摆，蒋介石心里那根刺始终在。

1931年“九一八”后，全国主张抗日之声四起。蒋介石坚持“先安内后攘外”，孙科联合胡汉民、李宗仁施压，迫蒋下野；结果南京政府财政枯竭，孙科一筹莫展，只得再度“请蒋公归位”。同年12月1日，蒋介石抵宁下火车，孙科亲自驾车相迎。蒋毫不客气地坐进后排，把他当成司机，面子里子全数讨回。

抗战期间，孙科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立法院长，名头大，权限小。他常年往返重庆、桂林之间，为财政拨款与军方争执，又被蒋介石晾在一旁。久而久之，孙科明白：自己不过是为国民党贴金的门面。

1948年春，内战胶着。孙科曾秘密赴香港，与何应钦商议“划江而治”。他在私人日记写道：“长江以北难保，长江以南或可自救。”然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接连失败，江南也难守。蒋介石决定撤台，孙科则与李宗仁合流，主张和谈。两人再一次分道扬镳。

1949年5月，解放军兵临上海。孙科随家眷经澳门抵香港，入住九龙何文田一栋三层小楼，临走时除随身行李外，再无产业。他刚到香港便被旧友们“围堵”借钱。一周不到，五十余位军政人物先后登门。孙科嫌烦，带家人去了法国尼斯。那段时间，他甚至靠卖父亲手书稿本贴补生活。

1950年初，美金见底，孙科转赴美国。洛杉矶海边，他用杉木板搭了间十几平米的小屋，邻居是渔民和留学生。有人问他是否后悔，他轻声回：“错一步，并非全盘皆错，只是日子难过些。”同年冬，周恩来通过香港朋友向他递话：“归来，共议发展。”孙科踌躇再三，以“年事已高，舟车劳顿”为由婉拒。这事后来被他解释为“身不由己”。

1965年4月，蒋介石再度发电报邀请：“来台共商国是，复兴文化，重振考试院。”孙科权衡再三，应允赴台。抵达台北松山机场时，媒体反复呼喊“国父之子归来”。表面风光，实际权力依旧有限——考试院虽名列五院，却无军事、财税、党务实权。孙科也认了，住进士林官邸后，他把时间用在整理父亲遗稿、撰写回忆录，以及在淡水海边钓鱼。

1973年9月13日清晨，台北“新生报”刊出简短消息：考试院前院长孙科病逝，终年77岁。讣闻篇幅不大，却附上一句评语：“一生起落，莫测荣枯。”讽刺也好，叹息也罢，这位生来背负万丈光环的“国父之子”，终究没能成为左右时代的人物，只留下若干城建蓝图、一部《国会制度论》，和一段多次转身的政治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