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岁开始，写了17年，季羡林先生晚年为何执意要写一本关于糖的书？

今天是个讲究“控糖”“低糖”甚至“无糖”的时代，你大概不会想到，糖曾是不可多得的奢侈品，更不会意识到，它的背后隐藏着跨越两千多年、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文明交流。

《诗经》中《大雅·文王之什·绵》：“周原膴膴（wǔ），堇（jǐn）荼如饴”。这时的糖被称为“饴”，饴糖用糯米或麦制成，俗称麦芽糖，而非后来的蔗糖。

季羡林先生曾发现，英文里的 Sugar、德文里的 Zucker，根源都在梵文的śarkarā和khandaka，而印度人管白糖叫 Cīni（中国糖）……这说明西方原本没有糖……

季羡林：“糖”这种东西背后，隐藏着一段不寻常的历史。

这令他欣喜不已，由此出发进行“小题大作”，促使季老在年过八旬的年纪里，写出了一生中规模最大、用力最勤、凝聚心血最多，也最能反映他的学术水平的一本书，这就是《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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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张敦煌残卷开始

历时十七年的苦心孤诣，大海捞针

真正引起季老研究热情的，是一张曾被伯希和从敦煌抢走、藏匿千年的残卷，其背面竟奇迹般地记载着印度造糖法。

敦煌马圈湾汉简“寒具毋置饴饧乘□酱炙”，其中提到的“饴饧”即两种糖类之名。

这背后是怎样一段历史？面对这个无数中外学者都未能啃下的“硬核桃”，他决定“另起炉灶”，开启一场后来才知道将长达十七年的学术远征。

由于资料极度稀缺，季老只能在茫茫书海中“大海捞针”。他曾每天往返五六里路前往北大图书馆，无论酷暑寒冬、暴雨大雪，在浩如烟海、重如磐石的《四库全书》与各大丛书中，寻找一个几乎被历史尘封的答案。

20世纪90年代，八十多岁的季老为撰写《糖史》，仍风雨无阻、寒暑不辍地往返北大图书馆查阅资料。

季老曾自述，关于糖的资料极其罕见，与盐、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没有索引，没有线索，更没有数字化检索，他只能用最原始、最“愚笨”的方法，对着几十万页密密麻麻的古籍，一行行、一页页地读下去。

到后来，他笑称自己练就了“目下二十行”的特异功能，眼神仿佛能把“蔗”和“糖”这样的字眼从字丛中抠出来。而每当寻得一条珍贵资料，那份快乐在他看来更是连“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都难以企及万一。

北魏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饧餔第八十九》“用粱米、稷米者，饧如水精色。”饧餔指麦芽糖。

现在人很难想象，夏天要忍受书库三十五六摄氏度的酷暑，季老本身又有较为严重的白内障，有时候即使枯坐大半天，也可能一条资料也找不到，只能拖着沉重的老腿，带着满心的嗒然走回家中。

这种近乎拼命的努力，既有和国际学人一较短长的野心，也是为了对得起学术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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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法陈寅恪的“笨功夫”

坚持论从史出，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当海量的资料搜集齐全后，如何将这些散落的珍珠串联成线，成了摆在季老面前的又一道难题。在写作方法上，他选择了一条最艰难却也最严谨的道路——“先列资料，后出论述”。

“想开辟一个新领域，创造一个新天地，那就必须自找新材料，偷懒是万万不容许的。”图为2006年1月26日，95岁高龄的季羡林在就医的解放军总医院借助高倍放大镜读书。

他回忆起在清华读书时，老师陈寅恪先生上课总是先在黑板上密密麻麻地写满第一手材料，然后才开始旁征博引。季老决定效仿这种古朴的学风，他没有急于动笔写结论，而是坚持先把搜集到的珍贵史料尽可能完整地抄录下来。

这种做法看似笨拙，背后却是对历史的敬畏：他担心若只是断章取义地摘取片段，资料的完整性就会被割裂。即便有些材料超出了他当前讨论的范围，他依然坚持如实记述，而这些得之不易的文字对未来的研究者无疑是无价之宝。

1934年，季羡林先生在清华大学毕业时留影。

他按朝代顺序，耐心地梳理着每一条文献的来龙去脉，即使后代书籍中出现了前代的重复记载，他也视之为文明流转的明证。这种宁肯自己多费笔墨，也要为读者保留“全貌”的做法，让《糖史》不仅是一部个人论著，更成为了一部关于糖的微型百科全书。

与此同时，正如季老所强调的，他绝不是为了考据而考据，他希望做到的是“于考据中见义理”。他认为，那些看似枯燥的考据后面，其实隐藏着一种理想，一种“道”，这就是“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

3

“糖史”上那些激动人心的瞬间

从唐朝“公派留学”到宋元“技术反哺”

正是基于这样扎实的资料梳理，季老为我们还原了极具戏剧性的技术流转。

你可能很难想象，在漫长的先秦到魏晋时期，中国人舌尖上的甜味主要来自“饴糖”，也就是用粮食发酵而成的麦芽糖。虽然南方早有甘蔗种植，但那时的人们大多只是直接啃食蔗肉，或者榨取汁液饮用，由于缺乏提纯技术，很难做出固体糖块。那些偶尔随丝绸之路流入的、状如石块且极甜的“石蜜”，对古人来说是奢侈品。

甘蔗制糖最早记载于公元前300年印度的《吠陀经》和中国的《楚辞》。屈原在《楚辞·招魂》中写道“胹鳖炮羔，有柘浆些”。这里的“柘浆”就是指“甘蔗汁”。

为此，尽管唐代中国已有熬制砂糖的技术，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二十一年还专门派遣使者远赴印度，向摩揭陀国学习熬糖法。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贸易，更是一场国家级的“技术引进”。当时印度制糖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影响远及波斯和埃及。

然而，文明的魅力在于“互鉴”。中国人并没有止步于模仿，到了宋元时期，中国匠人发明了独特的“黄泥水淋脱色法”，利用黄泥的自然吸附作用，硬是将原本褐色的、潮湿的糖液过滤成了洁白如雪、颗粒分明的白砂糖。当这种纯净的白糖后来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回流到印度时，当地人惊叹不已。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印地语中，白糖的名字里永远烙印着“中国”的痕迹——Cīni。这不仅完美诠释了中国古人强大的学习能力与创新精神，也不断提醒着我们，文明不是单向的传递，而是多向的互相奔赴。

4

没有一个文明是孤岛

在每一次“甘苦”中读懂人类命运交织

如果说技术演变是《糖史》的骨架，那么深邃的文明观就是它的灵魂。

季老通过这一颗糖，让我们看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全球化图景：为了吃一口甜的，阿拉伯商人在季风中冒死航行；为了描述这种甜味，各种语言在互相借用词汇；为了满足全球的味蕾，人们在各大洲之间频繁迁徙。

1890年昆士兰的一座糖料种植园

季老曾坦言，他之所以在晚年如此执着于这部巨著，是因为他逐渐形成了一个清晰的体系：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在他看来，人类只有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进步，而进步的终点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

在科学技术一日千里的今天，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可人口、环保、资源等威胁生存的危机却越来越大。季老借《糖史》发出了一声近乎呐喊的提醒：人类应当彻底改弦易张，化干戈为玉帛，化仇恨为友爱。

因为只有当我们对彼此的交融有了深刻的共识，人类的前途才会比现在更光明。

1994年季羡林先生在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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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心孤诣，大海捞针

国学大师季羡林十七年心血力作

在浮躁时代重温最纯粹的学术良心

读懂人类休戚与共的真相

-End-

观点资料来源：《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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