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余晖（增三）陈东上书宋钦宗弹劾“六贼”，为何没能拯救宋朝

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是我国中原王朝历史上最为屈辱的事件之一，在此事变中金国大军攻破宋朝都城东京汴梁城，将宋朝皇室几乎一锅端，把包括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在内的王公贵族全部抓了俘虏，送到了金国首都献俘。而当时全世界最为繁华的东京汴梁城也被洗劫一空，给中原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后世学者谈起靖康之变，都认为是莫大的耻辱，所以有“靖康耻”之说。实际上在靖康之变前，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宋朝的士大夫们作出了很多的努力。其中以太学生陈东上书诛杀奸臣“六贼”最为著名，但最终也无力回天。

陈东上书诛杀“六贼”被认为是，当时宋朝士大夫阶层为了挽救国家而作出的最大限度努力。在他们的推动下，以蔡京、童贯为代表的宋徽宗赵佶时代的六位掌握朝廷大权的重要奸臣被贬谪或赐死，将宋徽宗赵佶执政时期的祸乱朝纲的权臣党羽一网打尽，振奋了当时的人心，让宋朝朝廷的风气为之大变。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陈东等太学生的努力并没能挽救国家的危亡，最终北宋还是在靖康之变中城破灭亡，只剩下侥幸逃生的康王赵构在江南割据偏安，宋朝疆域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沦入了金国的统治之下。

因此很多人要问，为什么就连“六贼”都诛灭了，宋钦宗赵桓依然无法挽救北宋破灭的危机呢？提出这种疑问的人，很多人对宋朝败亡的原因都归结于集中在宋徽宗赵佶宠信“六贼”。他们认为只要清除了“六贼”及其党羽，让宋朝朝廷恢复大治，就能够抵挡金国的进攻，挽救宋朝的危机局面。实际上这种说法是天真的，他们对宋朝的历史背景认知出现偏差所造成的。北宋面临亡国危机固然是“六贼”造成的，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在宋徽宗赵佶和宋钦宗赵桓父子身上。只清除“六贼”，而不解决父子俩的权力矛盾，最终不会改变北宋败亡的结果。

熟悉宋朝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所谓“六贼”就是宋徽宗赵佶统治时期的六位朝廷奸臣，他们分别是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他们相互勾结，结党营私，霸占朝廷权利，打着国家和皇帝的名义鱼肉百姓，给宋朝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其一是为了满足宋徽宗赵佶享乐的需求，其二也是为了各自的家族谋求最大的权势和利益。因为赵佶执政的荒唐，所以“六贼”祸国殃民的政策大行其道，使得士大夫和老百姓们怨声载道。但由于赵佶的袒护，弹劾“六贼”的大臣往往遭到政治报复，结局相当的惨烈。

也因为“六贼”祸乱天下，使得宋朝的国力不断的衰落，到了宋徽宗赵佶执政的晚期已经岌岌可危的。尤其是在与金国联合灭辽之后，金国方面彻底看穿了北宋的虚弱，于是打起了顺势南下灭宋统一天下的主意。面对野心勃勃的金国军队，宋朝在北方边境驻扎的上百万大军不堪一击，在金国的铁蹄面前一触即溃，只能采取各地求和的办法避免战争的扩大。可是金国女真人的欲望是无穷的，他们并不满足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想要的是整个中原王朝的统治权。所以在完颜宗翰、完颜宗望等女真族名将的率领下，金国军队跃过黄河，靠近东京城下。

面对兵临城下的危局，宋徽宗赵佶第一时间想的不是集中全国兵力不足抗敌，而是打算率领心腹们跑路。他把皇位传给皇太子赵桓，自己退位为太上皇，然后把几乎整个朝廷都搬到南方去了。于是坐镇东京汴梁城的宋钦宗赵桓成为了抗击金国入侵的一线，而逃到镇江的赵佶则打算另立小朝廷偏安一隅。为此他还切断了东南各省输往东京汴梁城的战争资源，使得汴梁宋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就在出现这种亡国危机的时候，太学生陈东挑头上书诛杀“六贼”以震朝纲，借此团结全国力量抗击金国入侵的做法。

之后在整个东京汴梁城的士大夫官员和太学生的团结斗争之下，宋钦宗赵桓被迫罢免了“六贼”的官职，并且处死了其中的部分人员。同一时间内，赵桓也任命太常少卿李纲为东京留守率领汴梁军民抵抗金国侵略，等到了各地数十万勤王大军的到来。因为敌众我寡，金国方面见事不可为后退回到黄河北岸，东京汴梁城终于转危为安。可以说东京汴梁城的第一次保卫战中，汴梁军民之所以能够团结一心对抗外敌，与陈东等士大夫上书弹劾“六贼”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因为赵桓作出了诛杀“六贼”的态度，朝廷才能够团结一致对抗金国大军。

但这一次的胜利却于事无补，不久之后金国大军再度卷土重来。而这一次赵桓的应对却及其的荒唐，表面上支持李纲等人抗金，暗中却派出心腹答应了金国方面的条件。再加上得知第一次汴梁保卫战成功后，宋徽宗赵佶带着他的小朝廷卷土重来，东京城内政治斗争激化。于是民心军心被彻底瓦解，使得金国大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攻破了东京汴梁城，将整个北宋皇室和朝廷一网打尽。对比两次汴梁保卫战截然不同的结果，很多人感到疑惑。为什么第一次能够逼退金国大军，第二次却引发了导致北宋亡国的靖康之变呢？

其实这里面有个深刻的原因，便是士大夫阶层与宋钦宗赵构，对于“六贼”的看法完全不同。士大夫阶层认为“六贼”是祸国殃民的大奸臣，是他们造成了国家的衰败和人民离心离德。他们认为只要诛灭“六贼”，就能重新团结宋朝军民，以当时北宋的体量能过打赢对金国的战争。但宋钦宗赵桓并不这么看，他甚至没有考虑对金国的战争，而是考虑如何对付自己的父亲宋徽宗赵佶。赵佶将皇位甩给赵桓，明显是甩锅的行为。不论抗金胜败，赵桓都无法完全掌握国家权力，只能成为赵佶手中的棋子。赵桓并不想这样，所以他想先摆脱赵佶的控制。

对于士大夫集团而言，诛杀“六贼”是振奋人心的操作，但对赵桓来说这是消灭和瓦解赵佶的党羽心腹，夺取朝廷大权的关键。正是因为两者的看法不同，所以在诛杀“六贼”并取得第一次汴梁保卫战胜利后，赵桓作出了有悖于汴梁军心民心的操作。他的操作包括，罢免了李纲、张叔夜等积极主战派大臣的军权，提拔了自己的心腹李邦彦、耿南仲、李棁掌握朝廷大权。他如此做，实际上是放弃了进一步扩大第一次汴梁保卫战的战果，而表现出急于抢夺国家大权的意图。他的这种意图让汴梁军民寒心，也让宋徽宗赵佶卷土重来。

宋徽宗赵佶不愿意儿子掌握国家大权，带着小朝廷回到东京汴梁城，于是汴梁出现了罕见的天有二日的奇葩景象。在这种政治景象下，北宋朝廷围绕两个皇帝的纷争产生内动，把外面金国大军的威胁放在一边，给了金国趁虚而入消灭宋朝的机会。而急于帮助宋钦宗赵桓争夺朝廷大权的李邦彦、耿南仲、李棁等人有时完完全全的投降派。他们怯于公战，勇于私斗，对治国和救国全然无方，而彼此勾心斗角，玩弄机谋权术，却又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因为他们的胡乱内斗，使得金国大军在战争中占足了宋朝便宜，最终发生了靖康之变。

从靖康之变前后发生的事情来看，宋徽宗赵佶和宋钦宗赵桓的权力斗争，才是导致宋朝被金国所灭的根本原因。陈东、李纲等士大夫官僚集团的努力，并不能改变这对父子为了皇权而引发的内斗，所以也就无法团结汴梁军民一致抗金。尽管“六贼”被罢免或者被赐死，但赵佶和赵桓的矛盾依然延续，那么汴梁朝廷的内部混乱就无法终结。而赵桓提拔的李邦彦、耿南仲、李棁等人比“六贼”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的贪婪和荒唐成了压垮北宋的最后一根稻草。从整个角度看，金国灭宋是典型的“鹤蚌相争，渔翁得利”的表现。

那么问题来了，宋徽宗赵佶和宋钦宗赵桓这对亡国父子皇帝，到底有什么矛盾呢？是什么矛盾能他们连金国入侵都不顾，先要争夺朝廷大权呢？从宋朝史书来看，这对父子最大的矛盾就是皇位的归属问题。据史书记载，宋徽宗赵佶并不想让儿子赵桓接手皇位，他的意中人是赵桓的弟弟郓王赵楷。这位赵楷很了不得，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王爷状元。赵楷是宋徽宗赵佶的第三子，母亲是王贵妃。赵楷与赵佶很像，从小就深受赵佶喜爱。赵楷自小聪明伶俐，文彩非凡，又精通琴棋书画，并且擅长画花鸟，这几乎就是另一个赵佶。

对于痴迷文学艺术的赵佶来说，赵楷几乎就是标准的接班人，而赵桓显得更加的懦弱无能，缺乏决断。赵楷成年后偷偷参加了科举考试，竟考中了头名状元。宋徽宗赵佶非常高兴，但为了避免外人说闲话，把状元点给了当年的榜眼王昂。但是最为史上独一无二的科举第一名兼王爷的身份，赵楷足以青史留名了。因为赵楷的出色，也赢得了朝廷中很多大臣的支持，尤其是接替蔡京出任宰相的王黼竟然谋划废除赵桓的太子位，该力赵楷为新太子。这个想法让宋徽宗赵佶很心动，却让当时的皇太子赵桓非常恐惧。

赵桓让自己的东宫官员耿南仲找到了尚书左丞李邦彦，在李邦彦的连落下勾结蔡攸、梁师成等权臣，组建了对付王黼的政治联盟。这个政治联盟最终取得胜利，王黼被罢相，李邦彦接替王黼出任宰相。就在赵桓刚刚解决麻烦之后，金国对宋朝的入侵开始了，然后他赶鸭子上架继承皇位镇守东京汴梁城，是为宋钦宗。在第一次东京汴梁保卫战胜利后，宋钦宗赵桓最怕的就是宋徽宗赵佶卷土重来。因为一旦赵佶重新掌握朝廷大权，必然回继续搞扶持赵楷的政治活动，这直接威胁到了赵桓的权势和政治地位。

对于一贯自私自利的赵桓来说，失去皇位比亡国更加严重，所以维护自己的皇位是他觉得比抵抗金国入侵更重要的实情。所以在他的主导下，他的心腹李邦彦、耿南仲等人把目标对准了宋徽宗赵佶及其返回东京汴梁城的小朝廷。为了避免抗金的实情干扰内斗，索性直接搞投降，希望用钱打发走了金军后，能很快的控制住汴梁朝廷的局势。然而事与愿违，金国的野心是巨大的，不是一点点金银就能打发的。最终金国利用汴梁父子俩内斗的机会，营造出各种假象，创造出了攻破东京汴梁城的良机，引发了靖康之变。

对于朝廷中的这种局势，作为太学生的陈东是毫无所觉得。他天真的认为搬倒了”六贼“就能解救朝廷，实际上是非常天真的想法。老”六贼“虽然被搬倒了，但又有新的不知道多少个新贼冒出来。只要赵佶父子当政，这种内斗的贼就数不胜数，又如何能团结汴梁军民对抗外敌呢？所以陈东带领太学生上书弹劾”六贼“只是帮助宋钦宗赵桓干掉了政治对手，但却不能解决宋朝朝廷内斗的核心问题。只要整个核心问题不解决，赵佶父子持续内斗，宋朝就无法团结所有力量抗金，被人攻破东京汴梁城是早晚的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