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声在户外散步，听闻周恩来到来便连忙回避，直言总理事务繁忙，时间尤为珍贵

“总理来了，快扶我起来！”
一九七四年一月，北京的冬天冷得像铁块一样硬，就在三零一医院的病房里，已经病入膏肓的王树声大将，突然挣扎着要从床上爬起来。
推门进来的那个人，瘦得让人心疼，脸上的老年斑都掩盖不住那种极度的疲惫，这正是那个让王树声躲了一辈子的周恩来。
谁能想到，这两位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老战友，最后一次见面竟然是在这样的光景下，一个躺在床上连气都喘不匀，一个站在床边连腰都快直不起来了。

01

咱们先把时间轴往回拉，拉到一九四三年的延安。那时候的王树声，那可是赫赫有名的战将，在战场上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玩命的主儿，谁见了不竖大拇指？可就是这么个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硬汉，到了三十八岁这年，还是光杆司令一个。这事儿把周恩来给急坏了，你想啊，那会儿革命形势虽然紧张，但这终身大事也不能耽误啊，周恩来看着王树声那孤零零的背影，心里头那个急啊，恨不得立马给他变个媳妇出来。

那时候中央门诊部有个女医生叫杨炬，才二十二岁，长得那叫一个端庄秀丽，是当时延安出了名的“一枝花”。王树声这人平时看着粗枝大叶的，可这眼光是真毒，一眼就看上了人家杨医生。但这大将军打仗是把好手，谈恋爱那就是个门外汉，心里头那是万马奔腾，可真要让他去表白，那腿肚子比上战场还软。

你猜这王树声想了个什么招？这操作简直能把人笑岔气。那天他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换了身还得体的军装，跑到门诊部去了。杨炬看见首长来了，还以为身体哪不舒服呢，赶紧问诊。结果王树声哼哧半天，指了指自己的脚后跟，非说那儿裂了个大口子，疼得不行。杨炬那是医生啊，救死扶伤是天职，二话不说就让他脱鞋检查。这一检查不要紧，哪有什么大口子啊，连个皮都没破。

这时候王树声那脸红得，跟刚喝了两斤烧刀子似的，憋了半天，终于憋出一句话，大概意思就是说他对杨医生印象挺好的。说完这话，这大将军也不等人家姑娘反应，扭头就跑，那速度快得跟后面有鬼子追似的。这一出把杨炬给整懵了，心想这首长看着挺威风的，怎么跟个愣头青似的。

这事儿后来还是周恩来知道了，那是又好气又好笑。他知道王树声脸皮薄，就专门找了当时的中央卫生处处长傅连暲，也就是后来的中将，让他去当这个月老。傅连暲也是个热心肠，跑去跟杨炬做工作，把王树声在战场上怎么英勇、平时为人怎么实在，那是从头到尾夸了一遍。再加上王树声后来鼓起勇气写的那封信，那字写得是真漂亮，浑厚有力，直接把杨炬给震住了。姑娘家这才发现，原来这看着粗犷的将军，肚子里还藏着墨水呢。

一九四四年，这两人终于把事儿给办了。那时候的婚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没有现在的豪车宴席，就在那个黄土高坡的窑洞里，几盘花生米，一帮老战友，热热闹闹地就把这辈子的大事给定了。周恩来看着这对新人，笑得比谁都开心，他是真把王树声当亲兄弟看。可那时候谁也没想到，这份兄弟情义，到了后来，竟然演变成了一种让人看了心酸的“躲避”。

02

新中国成立后，大家都进了北京城。按理说，这条件好了，住得也近了，老战友之间串个门、喝个茶，那不是挺正常的事儿吗？可王树声偏不。他有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怪癖，只要是在外面，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在理发店修面，只要一听说周恩来的车队要过来了，或者总理也要来理发了，他的第一反应绝对不是迎上去寒暄，而是“跑”，而且是那种拔腿就跑。

有这么一回，王树声正在理发店理发呢，脸上还涂着厚厚的肥皂泡，刚准备刮脸。这时候警卫员跑进来说，总理的车马上就要到了，好像也要来这儿理发。你猜王树声怎么着？他“蹭”地一下就从椅子上弹了起来，那肥皂泡都来不及擦干净，抓起帽子就往外走，一边走还一边催警卫员快点撤。旁边的人都看傻了，心说这大将是咋了？难道是怕总理批评他？还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不敢见总理？

等跑远了，躲到了没人的地儿，警卫员才敢问他，说首长您这是干啥啊，咱们跟总理那是老交情了，这见个面打个招呼多亲热啊，您这躲得跟猫见老鼠似的，至于吗？王树声听了这话，停下脚步，叹了口气，说了一句让警卫员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他的意思大概是说，总理太忙了，那个忙不是咱们能想象的。咱们这些老粗，没事就别去占他的时间，哪怕是握个手、问个好，那都得耽误总理几分钟。这几分钟对咱们来说不算啥，可对总理来说，那可能就是能不能多睡一会儿觉，能不能多批一份文件的关键。

这就是王树声的逻辑，一种近乎执拗的逻辑。在那个年代，咱们的周总理那是出了名的“不睡觉的总理”。中南海的灯光，经常是一亮就亮到天亮。王树声心里清楚，总理为了这个国家，那是在透支自己的生命。他王树声帮不上什么大忙，唯一能做的，就是离总理远点，绝不让他为了应酬自己而浪费一分一秒。

这种“躲避”，其实是一种最高级的爱护。你想想，在那样的位置上，谁不想跟总理多亲近亲近？谁不想在总理面前露露脸？可王树声就是不凑这个热闹。他宁愿当个“隐形人”，宁愿被人误解，也要守住总理那点可怜的休息时间。有时候在路上，远远看见那辆熟悉的红旗轿车开过来，王树声就会拉着身边的人躲到大树后面，或者是拐进小胡同里，直到车子开过去了，看不见尾灯了，他才慢慢走出来，望着车子消失的方向发呆。

03

时间这一晃，就到了一九七四年。这一年，对于整个中国来说，都是个沉重的年份。王树声倒下了，食道癌，晚期。那个在战场上怎么打都死不了的铁汉，被病魔折磨得瘦脱了相，躺在三零一医院的病床上，连喝口水都费劲。

而这时候的周恩来，其实情况比王树声好不到哪去。他也得了癌症，膀胱癌，而且已经很严重了。但他谁也没说，依旧每天像个陀螺一样转个不停。得知王树声病危的消息，周恩来那是心急如焚，硬是挤出时间赶到了医院。

当周恩来走进病房的那一刻，整个房间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王树声正昏昏沉沉地睡着，一听到身边人说“总理来了”，那原本浑浊的眼睛突然亮了一下，那是回光返照般的精神。他挣扎着想要坐起来，那是刻在骨子里的军人本能，是想给自己的老领导、老大哥敬这辈子最后一个礼。

周恩来一看这架势，赶紧快步走上前去，一把按住了王树声的手。那一刻，两双苍老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周恩来的声音有些颤抖，他告诉王树声不要动，千万不要动。他说他是代表党中央、代表毛主席来看望王树声的。这话一出，王树声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这个一辈子流血不流泪的硬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哭得像个孩子。

周恩来坐在床边，轻声细语地跟王树声说话。他夸王树声是个好同志，说他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功臣，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王树声听着这些话，拼命地摇着头，那意思是说自己做得还不够，配不上这么高的评价。在场的医生护士，看着这一幕，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这就是生离死别啊，两位为这个国家操劳了一辈子的老人，在用他们的方式做最后的告别。

一月七日，王树声走了，享年六十九岁。他走的时候，外面的风很大，像是老天爷也在为这位将军送行。他终于可以休息了，不用再忍受病痛的折磨，也不用再担心会不会打扰到总理的工作了。

04

王树声走了，可周恩来的战斗还在继续。而且，那是一场更加残酷、更加惨烈的战斗——与死神抢时间的战斗。

如果咱们现在去翻看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的历史记录，也就是王树声去世两个多月后的那一天，你会看到一张让人头皮发麻、心惊肉跳的工作表。这张表，不仅解释了王树声为什么要躲，更像是一把锤子，重重地砸在每一个后来人的心上。

那一天，下午三点，周恩来起床。请注意，是下午三点。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前一天晚上又是通宵达旦地工作，直到天亮才睡下。

下午四点，他要跟坦桑尼亚的尼雷尔总统会谈。这可是外交大事，容不得半点马虎。周恩来强打着精神，谈笑风生，谁能看出他此时正忍受着癌症带来的剧痛？

晚上七点，陪同外宾吃饭。这哪是吃饭啊，这是工作，是应酬，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要得体，脑子得时刻绷紧了弦。

晚上十点，很多人这时候都该洗洗睡了，可周恩来得主持政治局会议。这一开，就是几个小时，要在会议上处理国家大事，解决那些棘手的难题。

但这还没完。到了次日凌晨两点半，也就是二十七号的凌晨，周恩来又约了民航局的同志开会。那时候民航工作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总理那是事必躬亲，一点都不敢耽搁。

早上七点，天都亮了，周恩来回到了办公室，继续处理那一堆永远也批不完的文件。

中午十二点，他又出现在了机场，去迎接西哈努克亲王夫妇。

直到下午两点，他才终于可以躺下休息。

咱们来算算这笔账，从二十六号下午三点，到二十七号下午两点，整整二十三个小时！一个七十六岁的老人，一个身患绝症的病人，在这一天里，只休息了一个小时。这哪里是工作，这分明就是在燃烧自己的生命，是在拿命换国家的运转。

看到这儿，咱们终于能彻底明白王树声当年的良苦用心了。他躲的不是周恩来，他躲的是对总理生命的消耗。在王树声看来，哪怕是多占用总理一分钟，那都是在犯罪，都是在从总理那本来就不多的时间库里偷东西。他宁愿自己受点委屈，宁愿不见面，也要把这一分一秒省下来，留给总理去休息，去处理更重要的大事。

05

这种感情，咱们现代人可能真的很难理解了。现在的职场，现在的社交，多少都带着点利益交换的味道。可那个年代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们之间的那种情义，纯粹得像一杯白开水，但又浓烈得像一壶老酒。

王树声和周恩来，一个是战将，一个是总理。他们在延安的窑洞里笑过，在北京的红墙下忙过。他们不需要天天黏在一起，也不需要说什么肉麻的话。只要知道你在那个位置上好好地干着，只要知道你身体还撑得住，那就是最大的安慰。

王树声到死都守着那个规矩：不给总理添乱，不占总理时间。而周恩来呢，他也懂这位老战友的心思。他知道王树声躲着他，不是疏远，而是心疼。这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比什么千言万语都来得实在。

后来周恩来常常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有些事只有他去办了，毛主席才能腾出手来考虑更大的战略问题。这话听着轻描淡写，可谁知道这背后是多少个不眠之夜？是多少次咬着牙忍着痛的坚持？王树声是懂的，所以他选择做一个“躲在树后的人”。

有人说，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君子之交”。其实这哪止是君子之交啊，这是过命的交情。这种交情，是在生与死的考验里炼出来的，是在为同一个信仰奋斗的路上结下的。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也走了。这两位老战友，终于可以在另一个世界重逢了。我想，这一次，王树声肯定不会再躲了。他可以大大方方地走上去，拉着总理的手，找个安静的地方，摆上一盘棋，好好地杀上几盘。那时候，肯定没人再来催总理开会了，也没人再拿文件来烦他了。他们终于可以像普通的老头一样，晒晒太阳，聊聊过去那些烽火连天的岁月。

这故事讲到这儿，心里头总觉得堵得慌。咱们现在日子好过了，不用再像他们那样拼命了。可回过头去看看，正是因为有了像周恩来这样拼命工作的人，有了像王树声这样懂得体谅、懂得牺牲的人，咱们这个国家才能一步步走到今天。那一代人的脊梁，那是真硬啊。他们把所有的苦都吃尽了，把所有的累都受完了，留给咱们的，是一个挺直了腰杆的中国。这种精神，这股子劲儿，咱们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