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思考一个经典的问题。
电车难题。
这个问题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过:一辆失控的电车冲过来,主轨道上绑着100个人,备用轨道上绑着1个人。
你手里握着变道闸机,拉还是不拉?
乍一看,这简直就是一道送分的小学数学题。
100大于1,这还用想吗?
牺牲一个人救一百个,也就是那个著名的词儿——性价比。
我们先得搞清楚,思考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在网上跟杠精对线赢了吗?
显然不是。
是为了道德准则的建立,本质上是为了让人类这个集体过得更幸福、更稳定。
既然是为了幸福,很多人就会说:“那更得拉闸了啊!100个家庭的幸福显然大于1个家庭的幸福,这是集体利益最大化。”
这就是典型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思维。在他们的眼里,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账本,人是可以被换算成数字的。
但这恰恰是最大的陷阱。
一旦你接受了100条命 > 1条命这个设定,你就承认了一个可怕的前提:生命是可以被量化的。
大家别小看这个量化。只要开了这个口子,潘多拉的魔盒就打开了。
如果数量可以比较,那么质量是不是也可以比较?
大家想一下,如果那1个人是像爱因斯坦那样的顶级科学家,或者是你最亲的家人;而那100个人全是穷凶极恶的连环杀人犯。
你还觉得100 > 1吗?
这时候大多数人肯定会犹豫,甚至反水:“那肯定保科学家啊,杀人犯死不足惜。”
看吧,当你开始计算的那一刻,你就已经不再把人当人看了,你把人当成了商品。
既然是商品,就有贵贱,就有优劣。
社会学家把这个过程叫做人的物化。
一旦社会接受了这种逻辑,结局注定是灾难性的。因为在这个评价体系里,总有人会被定义为低价值人口。
富人会觉得自己的税收贡献大,所以自己的命比穷人贵;高智商的人会觉得笨蛋浪费粮食。
如果这种逻辑成为社会共识,那么在医疗、教育、资源分配上,弱势群体将被理所当然地牺牲掉。
这里不得不请出哲学界的一尊大神——康德。
在电车难题上,康德老爷子估计会气得从棺材板里跳出来敲你的头。他有一句振聋发聩的名言,也就是康德主义(Kantianism)的核心立场:人是目的,而非手段。
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任何人的生命本身就是至高无上的终极目的,你不能为了达成别的什么目的(哪怕是救更多的人),而把一个人当作工具或垫脚石来使用。
在电车难题里,如果你不拉闸,那100个人的死是失控电车造成的,是那个绑架犯造成的,不是你造成的。
你只是一个无辜的旁观者。
但如果你拉了闸,性质就全变了。
你把那个无辜的人当成了手段。单方面剥夺了他生存的权利。
这就好比说,医院里有5个病人分别需要心脏、肝脏、肾脏等器官,能不能在大街上随便抓一个健康的路人,把他嘎了,拆零件救这5个人?
按数学题算,1死救5,赚了啊。
但如果这事儿能干,咱们谁都别想睡安稳觉了。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哪天走在街上,会不会被判定为那个为了集体利益必须牺牲的耗材
道德之所以存在,不是为了服务于冰冷的数字,而是为了保护每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不被随意牺牲。
这时候肯定有人会说:你这就有点太理想主义了,现实社会里,为了大局牺牲小局的事儿还少吗?
没错,这正是我想说的第三层逻辑。
在真实世界里,我们每天都在面对弱化版的“电车难题”。
比如,化工厂建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还是人口稀疏的小县城?
比如,城市建设要不要为了盲人修盲道,哪怕这会挤占正常人的行走空间?
比如,科技飞速发展,要不要停下来等一等那些不会用智能手机的老人?
如果你在电车难题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牺牲那一个,那么在现实中,你大概率也会支持把化工厂建在穷乡僻壤,支持取消盲道,支持让老人被数字时代抛弃。
因为你的逻辑是通用的:为了大多数人的便利,少数人是可以被牺牲的。
这就导致了一种叫多数人的暴政。
当你认可多数人的价值高于少数人时,社会就会疯狂地向头部集中,向大多数集中。那些处于边缘的、弱势的、声音小的群体,他们的利益会被无情碾压。
但大家别忘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永远属于大多数。
你在年龄上是年轻的大多数,可能在财富上就是贫穷的少数;你在身体上是健康的大多数,可能在某种观点上就是不被理解的少数。
如果牺牲少数成为公理,那么当屠刀挥向你的那一天,将没有人为你说话。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完善道德学?为什么要死磕这个难题?
就是为了打破这种功利主义的诅咒。
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不是一个为了100个人可以理直气壮弄死1个人的社会;而是一个哪怕为了1个人,也要想办法保全,而不是简单粗暴地让他去死的社会。
前文说了,不能把人命标价。其实从数学角度看,这个结论也是铁板钉钉的。
生命的价值是多少?在人文主义的语境下,生命的价值是无穷大(infty)。
学过高等数学的朋友都知道一个基本常识:无穷大 和 100个无穷大,是不能比较大小的。
你不能说100个人的命就比1个人的命更大。当你试图做减法,认为“死了1个比死了100个损失小”的时候,你其实是在把无穷大退化成了有限的常数。
这里肯定有人说:“照你这么说,那杀人犯的命也是无价的?难道不该死?”
这又混淆了一个概念。
我们说生命无价,指的是作为自然人的生存权。杀人犯之所以该死,是因为他先破坏了规则,剥夺了别人的生命。法律审判他,是为了维护契约和正义,而不是因为他的命不值钱。
正义的惩罚与功利的牺牲,是完全两码事。
说了这么多,其实回到最开始的问题。
为什么要死磕这个看似无解的电车难题?是为了在键盘上赢过别人吗?
不是。是因为那个电车,其实已经开到了我们面前。
它的名字,叫AI。
说实话,这种焦虑最近我也越来越强。记得从去年开始,我在街上溜达,看到满街跑的都是无人快递车,不知疲倦,不需要五险一金,也不会因为失恋了送错快递。
那一刻我有种很深的恍惚感:如果按照功利主义的那套逻辑,人类是不是已经输了?
大家想想,如果我们坚持价值论——即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能创造多少财富、能干多少活。那么,在AI面前,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那个应该被牺牲的少数。
AI比你聪明,比你效率高,比你便宜,比你听话。
如果社会遵循的是谁效率高谁留下,谁没用谁去死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那等AI完全成熟的那一天,我们这些低算力的碳基生物,将变得一文不值,理应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这才是最恐怖的事情,就像马斯克说的那样,我们碳基生物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开启硅基文明。
我们在电车难题里如果不假思索地认可了“为了更大的利益可以牺牲个体”,那我们就是在给未来的自己挖坟墓。
因为在AI这个庞然大物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个弱小的、没有效率的、挡在轨道上的一个人。
所以,康德的那句人是目的,而非手段是人类文明最后的防线。
我们的价值在于感受,在于存在本身,而不在于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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