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还有续命的机会吗？有，但被年轻气盛的载沣给玩砸了！

1912年的年关刚过，北京城的风还透着一股子寒气。

在醇亲王府的深宅大院里，载沣接到了那个让他透心凉的消息：大清，完了。

这离他1908年接过权杖，满打满算也就三年。

三年，对一个庞大的王朝来说，眨眼就过。

那时候的大清，虽说已经是百病缠身，可凭着洋务运动攒下的那点底子，再加上预备立宪画的大饼，本来就像件破棉袄，只要缝缝补补，勉强还能再穿几个冬天。

可偏偏载沣是个急性子，才用了三年，就亲手把这件棉袄给撕了个粉碎。

后人提起他，总爱贴上“无能”或者“昏庸”的标签。

这话，其实说偏了。

载沣这人，不是不想干活，反而是太想出成绩了。

他勤快得很，脑子里全是“改革”的念头。

回过头看他这三年拍板的每一件事，要是站在爱新觉罗家的立场上琢磨，那逻辑严丝合缝，甚至称得上“精刮”。

坏就坏在这个“精刮”上。

咱们不妨把这位年轻摄政王心里的算盘珠子拨弄拨弄，看看他是怎么把这盘棋下死的。

第一笔账：兵权这东西，不是简单的加减法

1908年深秋，光绪和慈禧前后脚走了。

25岁的载沣一下子被推到了权力的顶峰，成了摄政王。

新官上任，他烧的第一把火，就烧向了袁世凯。

那会儿摆在他跟前的路有两条：

一条是接着用老袁。

好处是稳当，北洋六镇是人家一手带出来的，除了老袁，谁喊口令都不好使。

坏处明摆着，皇权那是摆设，这江山看着像是姓爱新觉罗，其实更像姓袁。

另一条就是干掉老袁。

既能给光绪帝报仇（都说光绪是被老袁告密害的），更要紧的是，理论上能把兵权收回朝廷。

载沣选了第二条。

但他手不够黑，没敢杀人，而是给老袁编了个“腿脚不好”的体面借口，让人回老家养着去了。

在载沣看来，这步棋走得漂亮：把拦路虎踢开，原本属于老虎的肉，自然就回到了自己碗里。

这简直就是一道最简单的算术题：减去一个袁世凯，等于加上一个摄政王。

可惜，他算漏了一个要命的变量：权力的属性。

在晚清那个烂摊子里，兵权靠的不是那颗大印，而是靠“人情”和“银子”维系的。

北洋新军那是老袁用官位和真金白银喂出来的私家卫队，大兵们只认给饭吃的袁宫保，不认坐龙椅的摄政王。

载沣天真地以为，只要把袁世凯这个人搬走，“北洋统帅”这把椅子空出来，自己就能舒舒服服坐上去。

结果呢？

老袁是拍拍屁股走了，北洋军也跟着“半身不遂”了。

载沣压根没接管到军队，他只是剪断了朝廷和军队之间唯一的电话线。

这哪是切除肿瘤啊，分明是把心脏给掏了，还以为自己治好了病。

第二笔账：谁才是自己人？

这笔信任费太贵

收拾完袁世凯，载沣转头开始攻克第二个难关：立宪。

当时全国上下，脖子都伸得老长，等着朝廷立宪。

汉族的士绅、地方的大员，眼珠子都盯着呢。

要是这时候载沣能顺水推舟，弄个像模像样的“责任内阁”，让满汉分权，大清或许还能在汉族精英的拥护下，再苟延残喘个几十年。

但在载沣眼里，这事儿悬。

他脑子里的弯弯绕是这样的：立宪可以搞，但权柄绝不能松手。

汉人在地方上已经权势熏天了，要是中央内阁再让他们占了大头，这大清国以后还是不是旗人的天下？

于是，1911年5月8日，那个让人大跌眼镜的“皇族内阁”名单公布了。

内阁统共13把交椅。

按理说，怎么也得满汉对半开，做个样子也行啊。

谁知道名单一贴出来，天下哗然：满族亲贵独占9席，汉族官员只捞到4席。

关键是这4个汉人，干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闲差。

更绝的是，这9个满人里头，有5个是皇族。

这哪是国家内阁，简直就是爱新觉罗家的“团圆饭”。

载沣这笔账算得那是相当“精”：外人靠不住，还得是自家人贴心。

他把权力分给了两个亲弟弟——载洵管海军，载涛管军咨处（总参谋部）。

这帮人，就是历史上出名的“少年新贵”。

这帮哥们儿最大的特点就是年轻气盛、啥都不懂，唯一的本事就是投胎投得好，姓了“爱新觉罗”。

载沣觉得，只有把枪杆子和印把子都攥在亲兄弟手里，晚上睡觉才不至于做噩梦。

这是典型的“血统迷信”——他觉得权力的合法性是娘胎里带的，跟能力没关系。

但他忘了一件事：信任是有成本的。

原本那一拨支持立宪的汉族士绅、改良派，是被这份名单直接一巴掌扇醒的。

之前他们还对朝廷存着念想，觉得能通过温和手段改良政治。

“皇族内阁”一出，等于载沣亲手撕破了脸皮，给所有汉族精英发了个通知：别做梦了，这国家是我们家的私产，没你们的份，一边玩去。

这一巴掌，把原本一大群“潜在的帮手”，硬生生给逼成了“死对头”。

第三笔账：抢钱抢到了炸药桶上

兵权“收”了，内阁“收”了，载沣觉得还不够圆满，钱袋子也得攥手里才行。

这就引出了他任内第三个，也是把他送上绝路的决策：铁路国有。

当时的情况是，川汉、粤汉这些铁路都是地方商绅集资修的。

因为各种烂事儿，修得慢吞吞。

载沣一看，机会来了。

他琢磨着把这些铁路收归国有，然后拿路权去抵押给外国银行，贷出来的款子正好用来搞建设、练新军。

从中央集权的角度看，这逻辑没毛病：把基础设施抓在手里，充实国库。

坏就坏在载沣的吃相太难看：直接硬抢。

他也没跟大家伙商量，一道命令下来就宣布国有。

对于四川商绅们投进去的真金白银，朝廷给的补偿方案抠门到了极点，基本上等于让大伙拿手里的银票换废纸。

在载沣的账本里，这是为了国家大计，地方上受点损失算个啥。

可他低估了“利益”这两个字的杀伤力。

之前的“皇族内阁”只是伤了汉族精英的心，这一回“铁路国有”却是直接要把人家的饭碗给砸了。

饭碗被砸，改良派彻底绝望了。

四川保路运动像火山一样爆发，原本最温顺的士绅阶层带头闹事。

为了按住四川的葫芦，清廷只好拆东墙补西墙，从湖北调兵去镇压。

这一调兵，湖北防务空虚，给武昌起义留出了一个巨大的防守漏洞。

大结局：三年把家底败光

回头再看，载沣掌权的这三年，其实就忙活了一件事：收权。

从袁世凯手里抠军权，从汉族官僚手里抠政权，从地方商绅手里抠财权。

他以为把这些权力像搭积木一样，从别人手里抢过来，堆在自己面前，江山就稳了。

殊不知，清朝之所以能维持，靠的恰恰是满汉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那种微妙的平衡和利益分沾。

1908年之前，大清虽然破，但大伙都在一条船上，汉族大员、立宪派士绅还愿意为了不翻船，出钱出力修修补补。

载沣这一通“骚操作”，本质上是在对所有人喊话：这船是老子的，舵得我掌，钱得我管，你们只配在底舱划桨，别想染指。

结果就是，当1911年10月10日，武昌那声枪响划破夜空的时候，载沣四下一看，发现自己成了孤家寡人。

立宪派不光不帮忙，反而第一时间倒向了革命党；地方大员隔岸观火，甚至直接宣布单干；而他以为已经收回手里的北洋新军，根本不听他的吆喝。

这时候他才猛然惊醒，自己手里那张唯一的底牌——北洋新军，实际控制权早在1908年那场“罢官”大戏里，就被他自己给弄丢了。

当大清皇室眼瞅着要完蛋，他不得不硬着头皮重新请出袁世凯。

而这一回，袁世凯回来可不是当救世主的，而是来当掘墓人的。

载沣想用血统的傲慢，去对抗时代的洪流。

他以为自己在给地基加固，其实是一铲子一铲子地把地基下的土往外掏。

从1908到1911，短短三年。

这位年轻的摄政王，用最勤奋的态度，做出了最完美的“自杀式”决策。

他想让大清从“慢性死亡”变成“起死回生”，结果却把它变成了“猝死”。

当权力的迷梦醒来时，留给他的，只有那张冷冰冰的退位诏书。

信息来源：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01-15《浅析载沣为政与清朝灭亡》

贵州文史丛刊2005-07-30《摄政王载沣与清政府的倾覆》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5-05-20《载沣之误——宣统朝速亡原因新探(上)》

史林2019-10-01《世袭特权与国家治理-宣统朝摄政王载沣的权力观偏差及其成因》

新疆大学2019-06-30《“少年新贵”与清朝灭亡关系研究——以载沣、载洵、载涛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