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 14 香港沦陷后，潘汉年的情报工作重心就完全转移到了上海

作者：尹琪

香港沦陷借助敌手实施撤退计划

苏德战争爆发后，世界各国，首先是中国和苏联等国家的关注焦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动向如何。日本侵略军入侵中国已达四 年之久，占领了中国东部和中部的很大一部分领土。

但它同时已深 深地陷入了中国的持久战和人民战争的泥潭。它既不能一口把庞 大的中国侵吞吃掉，又无法从中国的泥潭中摆脱深陷的困境。

与此 同时，日本国内的矛盾却日益加剧和尖锐。资源的短缺已经使日本 的战争机器难以继续高效运转，它所储存的汽油仅够一年使用，并 且已经失去了来源(美国从1940年8月起就对日采取禁运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不愿放弃它的侵略扩张政策，为了摆脱资源的危机，就只有继续扩大战争，寻求新的资源供给。于是， 一直存在于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所谓“北进派”和“南进派”的分歧与争论又重新激化起来。

“北进派”主张对苏作战，以占领苏联远东大片土地，掠夺那里的丰富资源。

1941年6月22日，德军在西线向苏联发起攻击后， “北进派”的军政大员一片欢呼。认为这是发动对苏联战争夺取西 伯利亚的大好时机。日本外相松冈积极鼓动天皇下决心“北进”。

6 月30日，德国再次要求日本出兵远东和德军一起夹击苏联，以达到消灭苏联的目的。

但是“南进派”坚持认为，“北进”的战略是不可取的。因为对苏 作战，主要靠陆军兵力。而日本陆军将近三分之二已深陷中国领土 而难以自拔。如进攻苏联即使把关东军全部用上，也不过70万人 左右，而苏军远东地区的兵力是一直保持着100万左右的。他们担 心， 一旦对苏作战，即使取得一定进展，日军又将陷入另一个大泥 潭而且削弱了在中国的兵力，其后果也不堪设想。因此，日本驻中 国的派遣军司令畑俊六大将一听说日军要进攻苏联，立即向东条 首相提出反对意见。

“南进派”主张向东南亚的地区进军以解决石 油等资源。南洋地区多岛屿，战争主要靠海空军，尤其是海军，而日 本的海军自恃强大无比，自发动战争以来似乎还没有充分的“用 武”之地，因而一直跃跃欲试。

他们积极鼓动天皇下决心“南进”,并 最终取得了胜利：1941年7月2日日本天皇主持召开的“御前会 议”上终于做出了不惜与英美开战也要进攻越南的决定。

8月9 日，日军大本营最终放弃了进攻苏联的计划，同时答复德国，解释不能出兵进攻苏联的原因。

1941年12月8日(美国当地时间为12月7日)日军偷袭珍 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宣告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美国正式参战，使 第二次世界大战升级为全球性的两大集团的军事对抗：德、意、日 法西斯结成了战争同盟，而美、英、法、苏、中等国形成了反法西斯 的军事同盟。

日军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全面展开了“南进”战略， 向东南亚和南洋诸岛发动军事进攻。香港这块英属殖民地首当其冲，战火迅速弥漫到了这个弹丸之地。

由于英国在香港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军事设防，在日本强大攻势下，港督不得不在12月下旬 宣告投降，日军完全占领了香港。由于日本法西斯是以反共为其重 要目标之一，在港的中共人士以及一大批进步的朋友不得不匆忙撤出香港向内地转移。

珍珠港事变前夕，潘汉年正在上海活动。太平洋战争全面爆 发，香港卷入战火之后，潘汉年已无法返回香港直接部署他所属的 情报系统的撤退转移和工作安排问题。

由于情报工作仍必须以敌 后为重点，他的情报班子不可能像在港的其他那些人士一样一起 撤退到内地了事。他也不能把自己所属的摊子人马及其今后的工 作部署问题完全推给在港的廖承志。事实上当时廖承志在港主持 撤退工作是十分紧张而且仓促的。许多情况无法预料， 一些难题也 无法妥善解决。他在部署许多重要人士穿越九龙山区向东江根据 地撤退时，是冒着很大风险的。

据夏衍说，廖承志在部署撤退时，曾要求大家要做好意外的思想准备，遇到危急情况时每个人就独自 采取适当的措施。

潘汉年人在上海，心系香港，他估计到了在香港同志的种种困难，便当机立断，决定继续“以夷制夷”,借日本人之手解决自己的难题。

他首先将把在香港的情报力量一分为二， 一部分撤到内地， 一部分转移到上海的计划向延安总部报告，得到延安总部的同意后，他立即亲自去找岩井商量。

潘汉年说：“岩井先生，香港现在已由日军占领。我在港的一批情报干部现在已经无法继续活动了。我打算把他们撤出来， 一部分去内地，继续帮助我搜集那边的情报， 一部分转到上海来帮助我们搞“和平运动”。我希望你能够赞成我的这个计划。”

岩井说：“胡先生，你的这个计划我可以考虑。让我先向香港方面了解一下情况再做决定好吗?”

几天之后，岩井便约见潘汉年。

岩井说：“我们已经接到驻香港领事馆的报告，说小泉先生和陈曼云女士的联系已因战事而中断。希望上海方面派人去帮助恢 复和陈曼云的联系。我想，你可以派人去香港按你的计划部署撤退和转移了。”

潘汉年：“我很高兴岩井先生对我的计划的支持。我准备派叶文津先生去香港执行我的计划。最好再请你通知一下香港领事馆给予帮助，以免发生安全问题。”

岩井：“这可以的。叶文津先生可以从我们总领事馆拿一封介 绍信去和我们香港领事馆接洽。我同时还准备派一名助手同叶先生一起去香港协助办理你们的撤退事项。”

潘汉年：“那就更好了。我希望我们的继续合作能够取得更多的成绩。”

几天之后，叶文津便拿着潘汉年给张唯一的一封亲笔信和岩井派出的领事馆工作人员德田一起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到达香港后，德田去香港领事馆转达了岩井的指示。叶文津则 找到了陈曼云，将潘汉年给张唯一的信，还有一份潘汉年让刘人寿 编好的密码， 一起交给了陈曼云。

那信的内容是说明此次撤退和转 移的必要性以及有关人员一分为二的具体安排意见。那密码是供 撤退到内地去的情报班子今后和上海情报据点联系用的。张唯一 在见到潘汉年的亲笔信之后，随即和几位主要干部商量决定，迅即按潘汉年的指示意见执行。

由于得到了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帮助。潘汉年在香港的一班 情报人员撤退和转移的计划很快就顺利落实了：张唯一带领几位 干部和叶文津一起转移到了上海，陈曼云等另外几位干部在一位情报骨干的带领下撤退到了内地。

不久，转移到上海的情报班子便开始了新的运作。转移到了内地的一拨人也和上海联系上了，通过无线电电波，潘汉年系统的情报网络又继续运转起来。

重 心 转 移进 一 步开展汉奸上层工作

香港沦陷后，潘汉年的情报工作重心就完全转移到了上海。

上 海毕竟不是香港，尤其不像沦陷前的香港那样具有非常特殊的政 治活动空间，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种种从事政治活动的方便条件。这 时候的上海，已经完全成了日本人和汉奸的一统天下，曾经被称为 “孤岛天堂”的租界地区这时也不存在了。

潘汉年在上海曾经工作 与生活了许多年，他认识的和知道他的人都不少，而且其间有不少 时间(如左联时期和进行国共谈判，从事抗战工作期间)他的身份 是公开或半公开的。他的中共要人的政治面貌几乎众所周知。

他 现在要以上海为基地，从事情报活动，积极开展工作，就不能不格 外地考虑到自身的安全问题。在日伪的军、警、宪、特密如蛛网，随 时有可能遇到麻烦的情况下，潘汉年决定继续利用岩井英一的关 系作掩护；以避免发生意外。

于是，他在会见岩井时，向岩井提出：他现在已经到上海来定居了，但他仍将和袁殊合作，继续为“岩井公馆”搜集中国内地和大后方的情报。他希望岩井能为他的人身安全提供必要的保证，以免被下面的人误会而发生意外。

岩井经过两年和潘汉年的交往，已经清楚潘汉年的特殊身份 和他的不寻常的活动能量。他知道潘汉年在内地的情报班子和在 上海的情报干部必将继续发挥作用，因此，他当即答复说：“我们欢 迎胡先生继续和我们合作。就请胡先生给我们拟一份在上海开展 工作的计划，我们仍将在经费上给予必要的支持。至于胡先生的安 全问题，我们可以为你办一个特别证件，就不致引起麻烦了。”

潘汉年当即表示同意。

第二天，潘汉年便拿到了一张由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签发的 特别证件。

上面明确写着：凡日本军、宪、警如对持证件人有所查 询，请先与日本总领事馆联系。这就等于是一张“护身符”了。

岩井 还以自己的名义在汇中饭店开了一个房间供潘汉年使用。这无疑又为潘提供了一个既安全又方便的活动条件。

潘汉年当然也如约写了一份他将如何开展工作的计划交给岩 井。

此后，他就坐镇上海，继续指导和指挥他的情报系统，搜集国际 国内，首先是将日伪方面的各类情报源源不断地向延安总部报告。 同时，他也要定期让一位情报干部将主要是从延安广播电台广播 的和从根据地报纸上抄来的一些有关内地的情况拼凑起来，以胡越明的名义交给岩井公馆。以实现对岩井的许诺。

这期间，潘汉年的主要精力除了继续和岩井英一周旋外，已经 逐渐地把重点放在了对付汉奸的工作方面，首先是在进一步利用 李士群方面做出一些新的努力。

他在香港时，只是偶尔来上海作短 期逗留，对于上海的某些重要工作对象，只能采取间接的方式开展 工作。对于李士群的工作，他主要是通过吴成方联系关露去做。

1941 年关露撤离李士群那里之后，他又通过袁殊去和李士群取得联系。现在，他既然已经把工作重心放到了上海，对李士群这样重要汉奸头目就不能只满足于一般性的联系和获得一般性的情报。

这时李士群在汪伪政权中已先后占据了警政部长和江苏省省长的高位，同时仍牢牢控制着“七十六号”特工总部。潘汉年认为，应该进一步利用李士群在汉奸内部与周佛海等人的尖锐矛盾，利用他 要为自己留一条退路的投机心理，加强对他的争取和策反工作。尽 可能做好李士群的工作，对于中共在上海的情报系统以及地下党 的活动安全问题都是有利的。同时可以在情报方面取得更大一点 的收获。

欲达此目的，间接的依靠一般情报干部去和李士群联系就 不够了。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上对李工作。他应该亲自出马直接和李士群打交道，尽可能取得更多的成效。

他当然知道，在情报战场上投入愈大，风险也愈大。和李士群这样反复无常的政治投机人物打交道，其中也包含着许多未知数。但他绝不会因此怯步不前。

岩井英一在运用胡越明(潘汉年)的问题上是颇费一番心思 的。他很看重潘汉年的能量，知道潘汉年有强有力的情报班子，通过潘汉年所得到的有关中国内地以及蒋介石政府和英美等国关系的情报，对于他在外务省系统工作的业绩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将直 接影响到他在外交界和情报界的地位与前途。因此他一直不愿意 放弃这条重要情报渠道。

但他同时也知道潘汉年的实际政治身份 和潘汉年同他合作的真正意图。他因此也就知道同潘往来合作的 风险。

在日本军界、政界派系林立.矛盾重重的背景下，稍有不慎便 会授人以柄，甚至会给他加上一个通共或受共党间谍利用的罪名。 为了防止出现这样的后果，他便将和“胡越明”往来合作的情况有保留地向日本在华最高情报首脑影佐祯昭作了报告，并且在潘汉年从香港转移到上海之后，引荐潘汉年和影佐见一次面。

潘汉年既然已经以胡越明的身份(一位主张中日亲善和平，同 时反蒋的民主进步人士)和岩井合作搞情报活动，当然也不便拒绝和岩井的间接上司影佐见面。

于是，经岩井安排，影佐在“六三花园”以请客吃饭的名义和潘汉年见了面。这种见面是礼仪重于实际的。因为具体问题无须在这种场合谈。彼此只是泛泛地说些符合自己身份的客套话而已。岩井和袁殊也都在座，使会见更显轻松自 然。

不过在会见影佐时，潘汉年又利用这个场合向影佐提出了一个 要求：他想和李士群见见面，理由是过去他们相识，现在又都在从 事中日亲善和平运动，今后可以互相联系以增进了解。影佐当即表 示可以。

这样，潘汉年就把对李士群的秘密争取和策反工作在形式 上合法化了。这可以减轻李士群的心理压力。也使自己的行动获得了更多的安全保障。

在会见李士群之前，潘汉年又和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共同 研究了李士群近年来的情况，以便知己知彼、工作更具有针对性。

他们认为由于李士群在汪伪内部树敌过多，特别是与周佛海的矛 盾更趋尖锐，因而目前的处境相当微妙： 一面要继续在日本人和汪 精卫面前积极争取信任和支持， 一面又在悄悄地为自己留着退路、后路。

除了和中共方面已经沟通了联系渠道，并且在实际行动上不再过份打压中共在上海的地下活动以及其他进步人士的活动外， 和重庆方面也在暗中达成了某种默契，他利用破获的“军统”电台 密码给戴笠打电报表示：今后不再捕杀渝方人员，以求彼此谅解。

重庆派驻上海的内线人物唐生明和李士群之间也已往来频繁。这时候，中共采取步骤加强对李士群的工作正是恰当时机。

经过袁殊从中联系，李士群也表示愿意和潘汉年会见。会见地 点就约定在愚园路李士群的公馆里。这是1942年初的事。

一天傍 晚，潘汉年由袁殊陪同按约乘车到了李士群公馆，李士群已派其助手胡均鹤在门口迎接。

这次会见，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急迫问题需要解决。因为两年多前就已经由关露把双方的关系接上了。现在无非是要在更高的层面上建立联系渠道，试探性地讨论一下今后继续合作的前景。

在礼节性地寒喧叙旧(30年代初，李士群曾在中共情报部门工 作过，投靠国民党CC 后又曾主编过《社会新闻》杂志。他和潘汉年 过去是相识的)之后，李士群即对潘汉年表示：中共和新四军方面 有什么需要他帮助的，他将尽力。同时又对潘汉年说：希望你们对 我也多加帮助。

潘汉年当即回答李士群说：我们欢迎你的这一态 度。随后，他们商定：今后他们之间的联系，潘汉年仍将通过袁殊，李士群则委派他的助手，现任特工总部副厅长兼江苏实验区区长胡均鹤负责。

这次会见时，除袁殊和胡均鹤陪同外，在场的还有李士群的老 婆叶吉卿。这位叶吉卿也是个不简单的人物。她在李士群的政治 生涯中一直扮演着内助和高参的角色。

李士群第二次被国民党特 工机关逮捕后，她变卖了自己的大量珍藏到南京各处打点，凭着他 的积极奔走呼吁(据说也包括女色),最后才将李救出。李后来出任 汉奸高职时，对叶仍十分倚重，往往是言听计从。

李士群被日伪谋 害致死后，叶吉卿又曾为其丈夫的死因而同汪伪当局闹腾了很久。 抗战胜利后，叶以汉奸同谋罪入狱，直到解放后仍长期被关押于青 海的监狱中，直至老死。

此人晚年唯一的作用，就是作为历史知情人成为诸多外调人员反复提审的对象。

隔了一段时间后，李士群又主动邀潘汉年在上海愚国路公馆 见面。这时李士群正主持江苏地区的“清乡”工作，所谓“清乡”就是 日伪军队和地方汉奸政权相结合对其占领区逐一进清理，目的在 于清除一切抗日力量的存在，以维护日伪统治的安全。

这个罪恶目 的虽然不可能完全达到，但也确实使各地的抗日力量受到了不少 损失，更给当地的老百姓造成了许多灾难。日伪军暴虐成性， 一下乡就闹得鸡犬不宁。

李士群此次会见潘汉年，有意识地向潘汉年透露了下一步“清乡”行动的某些计划，并且告知日伪军即将在苏北地区有所谓“扫荡”行动，希望新四军及其地方政权能有所准备。

潘汉年对此表示了谢意。

在会见结束时，李士群又将一本伪储备银行 的支票簿送到潘汉年面前.说潘随时可以取用，以表示他对潘在上 海活动的经济支持。

潘汉年当即婉言谢绝。李士群执意表示这是 他希望和潘合作的一片心意。潘汉年为不使对方难堪而造成拒人 于千里之外的印象，就暂时接受了下来，但他又表示决不会动用的。这本支票簿最终成了废纸。

会见李士群后，潘汉年及时将有关日伪“清乡”和“扫荡”计划 的最新情报发往新四军和根据地的领导机构，为他们的反清乡和 反扫荡斗争赢得了宝贵的提前准备的时间。

在此之前，袁殊经潘汉 年同意，进入了清乡的领导机构，即所谓“清乡委员会”。这个委员 会主任委员由汪精卫亲自担任，陈公博、周佛海担任了副主任委 员，李士群则是委员会秘书长。袁殊被委派担任了委员会下属的政 治工作团团长。

当袁殊问潘汉年是否接受此职务时，潘表示可以接 受，但同时明确指示了三条工作原则：

一、政治工作团不能做危害人民的坏事。

二、注意搜集有关清乡的情报。

三、对被捕被俘的地 方抗日干部要尽量保护或营救。

这三条，袁殊在后来的实际工作过程中基本上是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