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灵魂的宁静”只是一种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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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反自然的道德

文/周国平译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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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激情有一个阶段，当时它们只是致命的力量，当时它们以愚昧的重负把其牺牲者压倒——后来，过了很久，它们才与精神联姻，使自己“升华”。从前，人们因为激情的愚蠢而向激情宣战，发誓将其灭绝，——一切古老的道德巨怪都主张“il faut tuer les passions”（法文：必须扼杀激情）。这方面的最著名的公式见之于《新约》的山顶垂训；顺便说说，在那里，全然不是从高处看事物的。例如，那里在应用于性的问题时说：“如果你的眼睛恶意逗弄你，就挖掉它。”幸亏没有一个基督徒照此办理。

灭绝激情和欲望，仅仅为了预防它们的愚蠢以及这种愚蠢的不快后果，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本身就只是一种极端的愚蠢。我们不再赞美那样的牙医，他用拔掉牙齿的办法来治牙痛……另一方面，很显然，在基督教赖以生长的基础之上，“激情的升华”这个观念完全不可能形成。

众所周知，最早的教会反对“才智之士”以维护“精神的贫困”：怎么可以期望它打一场反对激情的理智之战呢?——教会用不折不扣的切除来克服激情：它的策略、它的“治疗”是阉割。它从来不问：“怎样使欲望升华、美化、圣化?”——它在任何时代都把纪律的重点放在根除(根除感性、骄傲、支配欲、占有欲、复仇欲)上。——但是，从根上摧残激情就意味着从根上摧残生命：教会的实践是与生命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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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同样的手段，切除，根除，也被那样的人选用来与欲望斗争，他们的意志感性的升华叫做爱，它是对于基督教的伟大胜利。另一种胜利是我们的敌意的升华。这就是深深领悟拥有敌人之价值，简言之，行动和推论一反从前之行动和推论。

教会在一切时代都想消灭它的敌人；我们这些非道德主义者和反基督徒却以为，我们的利益就在于有教会存在……现在，政治上的敌意也有所升华，——明智得多，审慎得多，宽容得多了。几乎每个政党都明白，为了保存自己，反对党应当有相当力量；这一点适用于大政治。特别是一个新的创造物，譬如说新的国家，需要敌人甚于需要朋友：在对立中它才感到自己是必要的，在对立中它才成为必要的……我们对待“内心的敌人”并无不同，在这里我们也使敌意升华，在这里我们也领悟其价值。

一个人只有充满矛盾才会多产；只有灵魂不疲沓，不贪图安逸，才能永葆青春……没有什么比从前那种但求“灵魂的宁静”的愿望，那种基督徒式的愿望与我们更加格格不入的了；没有什么比道德的母牛和良心安宁的肥腻福气更不叫我们眼红的了。

谁放弃战斗，他就是放弃了伟大的生活……在许多场合，“灵魂的宁静”无疑只是一种误解，——是不会诚实地给自己命名的别的东西。不绕弯子、不带偏见地说，有这样一些情形，譬如说，“灵魂的宁静”可以是一种丰盈的动物性向道德(或宗教)领域的温柔发泄。也可以是疲惫的开始，是傍晚、形形色色的傍晚投下的第一道阴影。也可以是空气温润、南风和煦的标记。也可以是不自觉地为消化良好而心怀感谢(有时美其名曰“博爱”)。也可以是病愈者的沉静，他重新品味万物，心怀期待……也可以是跟随在我们占支配地位的激情的一次强烈满足之后出现的状态，一次罕有的饱足的舒适感。也可以是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嗜欲、我们的罪恶的衰老。也可以是懒惰在虚荣心引诱下披上道德的装饰。也可以是在一种模糊状态的长期紧张和折磨之后，出现的一种明确状态，哪怕是可怕的明确状态。也可以是行动、创造、劳作、意愿之成熟和熟练的表现，是平静的呼吸，是已经达到的“意志的自由”……偶像的黄昏：谁知道呢?或许它也只是一种“灵魂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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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制定一个原则。道德中的每一种自然主义，也就是每一种健康的道德，都是受生命本能支配的，——生命的任何要求都用“应该”和“不应该”的一定规范来贯彻，生命道路上的任何障碍和敌对事物都藉此来清除。相么，反自然的道德，也就是几乎每一种迄今为止被倡导、推崇、鼓吹的道德，都是反对生命本能的，它们是对生命本能的隐蔽的或公开的、肆无忌弹的谴责。而且，它们声称“上帝洞察人心”，它们否定生命的最深最高的欲望，把上帝当作生命的敌人……给上帝逗乐的圣人是地道的阉人……“上帝的疆域”在哪里开始，生命便在哪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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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一个人领悟了对于生命的这样一种反对(这种反对在基督教道德中已经变得近乎神圣不可侵犯了)的亵渎之处，那么，他因此也就幸运地领悟了一些别的东西，即领悟了这样一种反对的无用、虚假、荒谬、骗人之处。活着的人对于生命的谴责归根到底只是一定类型的生命的征兆，至于是否有道理，这个问题完全没有藉此而提出来。一个人必须在生命之外有一个立足点，用不同的方式，如同已经活过的一个人、许多人、一切人那样去了解生命，方能真正触及生命的价值问题。

有足够的理由表明，这个问题是我们不可企及的问题。当我们谈论价值，我们是在生命的鼓舞之下、在生命的光学之下谈论的：生命本身迫使我们建立价值；当我们建立价值，生命本身通过我们评价……由此可知，把上帝当作生命的对立概念和对生命的谴责的那种道德上的反自然，也还是生命的一个价值判断——什么生命?什么种类的生命?——我早已回答：是衰退、虚弱、疲惫、受谴责的生命。道德，如它迄今被理解的，如它最近仍被叔本华规定为“生命意志的否定”的，是把自己做成一个绝对命令的颓废的本能本身，它说：“毁灭!”——它是受谴责者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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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让我们再思量一下，说“人应当是如此这般的”这种话有多么天真。现实向我们显示了令人愉快的丰富类型，过度挥霍的形式游戏和形式变化，而某位可怜的囿于一孔之见的道德家却说：“不!人应该是别种样子的。”……他甚至知道人应该是怎样的，这个可怜虫和伪君子，他在墙上画了幅自画像，说道：ecce homo（拉丁文：看这个人）!……然而，即使道德家只是向着某一个人说：“你应当是如此这般的!”他也依然把自己弄得很可笑。

个人是fatum（拉丁文：命运）的一个片断，承前启后，对于一切既来和将来的事物是一个法则，一个必然性。对他说“改变你自己”就意味着要求一切事物都改变，甚至是朝后改变……然而确实有一些彻底的道德家，他们要人变成另一种样子，即变得有道德，他们要人仿效他们的榜样，即成为伪君子，为此他们否定这个世界!不要渺小的疯狂!不要适度的无礼!……道德倘若不是从生命的利益出发，而是从本身出发进行谴责，它便是一种特别的谬误，对之不必同情，便是一种蜕化的特性，已酿成无穷的祸害!……

我们另一种人，我们非道德主义者，相反为一切种类的理解、领域、准许敞开了我们的心灵。我们不轻易否定，我们引以为荣的是做肯定者。我们愈来愈欣赏那种经济学，它需要并且善于利用被教士的神圣愚昧和病态理性所抛弃的一切，欣赏那种生命法则之中的经济学，它从伪君子、教士、有德者等丑类身上获取其利益，——什么利益?——但我们本身，我们非道德主义者，就是这里的答案……

（《偶像的黄昏》“作为反自然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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