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早就赢惯了,输给中国的滋味,恐怕比想死和发狂加起来还难受。
如果以常理度之,让你在强敌和弱敌之间选一个,直觉可能会提示你选后者。
但在地缘政治的逻辑里,常理这玩意未必总是靠谱。
因为对于一个赢惯了、赢麻了的霸主来说,承认自己不再是唯一的王,这种心理上的痛感,可能远比客观实力的下降要可怕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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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看起来平静,水面上波光粼粼,但水下暗礁密布,足以让任何自负的帝国搁浅,那一年,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在唐宁街10号的办公桌前,押上了自己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把赌注——他决定联合法国出兵埃及,夺回刚被纳赛尔收归国有的运河。
艾登绝非蠢人,年轻时反法西斯斗争有功,阿拉伯语流利,风度翩翩,是英国最体面、最讲究的绅士之一,但在那个燥热的夏天,他似乎突然失去了理智,面对埃及总统纳赛尔——在他眼里只是“地方土霸王”——艾登的耐心彻底耗尽,他拉上法国,调动战舰闯入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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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可想而知,英法联军不仅没能赢得荣耀,反而在全世界眼里为自己旧殖民体系敲下丧钟,这个失败告诉人们一个简单的道理:当一个曾经的霸主发现自己正在滑向衰落,最先失去的往往不是资源,而是理智。
半个多世纪后,《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贾南·加内什敏锐地嗅到了类似的气息,他认为,美国正经历它的“苏伊士时刻”,而美国面对的困境,痛苦感可能比当年的英国还要深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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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会完全重演,但总爱重复相似的节奏:强国在衰落时,焦虑和恐惧往往让他们做出荒唐的举动,这种背景下,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动作,也就不难理解了。
正如艾登在苏伊士时陷入恐惧,美国如今的焦虑也源自同样的心理:当权杖从手中滑落,却无法挽回时,帝国本能地用武力和外交冒险试图稳住面子,这种心理层面的失控,为理解美国对中国的强硬态度提供了关键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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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这种深层次的不安,直接催生了它的异常行为,无论是特朗普时期的贸易制裁,还是白宫在关键资源和战略领域的焦虑应对,都不是简单的总统个人作风问题,而是历史惯性下的国家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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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历史与心理交汇的焦虑,也为我们理解美国对盟友、对贸易体系乃至对全球秩序的“失控”提供了钥匙。
如今的美国,就像笼子里的猛兽,它仍有锋利的爪牙和核力量,但发现世界在缓慢改变,自己的霸权正在受到挑战时,不得不焦躁地拍打桌子。
面对中国的核航母、隐身战机和航天工程,它既看得到威胁,又无法轻易扳回局势,面对国内撕裂和盟友的离心力,它同样手足无措,这种“想脱钩却断不了、想掐死却掐不住”的无力感,让美国越来越暴躁,表现为贸易施压、外交威胁甚至军事挑衅。
这背后的逻辑很简单:美国的心态不是个别总统的问题,而是国家利益与霸权思维的惯性反应,无论是口口声声的“美国优先”,还是假装正义的“民主价值”,底层逻辑都是排他性的霸权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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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最终会证明谁站在正确的一边。时间不会偏袒嚷得最凶的人,也不会被焦虑和恐惧左右,正如猛兽临死前还要扑腾翅膀,巨国在衰落时也会疯狂挣扎。
在这段漫长而惊心动魄的博弈中,唯有坚定自身、增强实力,才能在历史的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美国的焦躁,是对我们力量的一种检验,而真正的胜利,是靠稳健、耐心和实力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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