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货币立法启动，中国告别“野蛮生长”时代

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一纸通知，中国虚拟货币监管正式从“被动封堵”迈入“法治规制”的新阶段。这场静悄悄的监管革命，正在重塑数字经济的未来图景。

2026年1月，中央政法工作会议部署年度重点工作时明确提出，对虚拟货币等新问题要“开展前瞻性研究，主动提出立法建议”。短短一句话，标志着中国对虚拟货币的治理思路发生重大转变。

过去十年，中国对虚拟货币主要采取“禁令”模式：2017年叫停ICO融资，2021年全面禁止虚拟货币挖矿与交易炒作。这种“封堵式监管”虽短期遏制了风险蔓延，但随着技术迭代与全球化交易普及，瓶颈日益凸显。

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高位阶法律支撑，虚拟货币跨境追赃、电子证据认定等面临法律空白。2025年全国破获涉加密资产电诈案同比激增76%，利用“混币器”洗白赃款的平均时间仅18分钟，传统监管工具几乎失效。

01 监管思路转变：从“运动式治理”到“规则之治”

本次会议释放的信号表明，虚拟货币不再只是专项整治对象，而成为需要用法律长期治理的问题。治理方式正从“政策管控”走向“规则建构”。

与“虚拟货币”一同被提及的还有“新就业群体权益保护”和“低空经济”。这释放出一个宏观信号：中央正在系统性地回应“新技术、新业态、新风险”的法治供给问题。

在虚拟货币问题上，立法的真正含义是 “把红线写进法律” 。过去更多依靠政策文件、监管口径、专项行动；未来则更强调明确什么行为违法、违法到什么程度构成犯罪、涉案虚拟资产如何依法处置。

这种转变的本质是从“被动应对新问题”升级为“主动构建新规则”，从“单一风险防控”转向“安全与创新并重”。

02 现实倒逼：为何此刻推进立法？

虚拟货币已深度嵌入洗钱、电信诈骗、非法集资、跨境赌博等黑灰产资金通道，这些正是政法系统重点治理的领域。当虚拟货币成为犯罪工具和风险放大器，其治理自然要上升到法治和社会治理层面。

司法实践也倒逼立法完善。由于虚拟货币法律属性不明确，各地法院在裁决时常常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虚拟货币算不算“财产”？涉案金额如何认定？链上资产能否冻结、追缴？这些基本问题仍存在争议。

全球格局的变革同样催生这一决策。欧盟《MiCA法案》已正式生效，美国通过《GENIUS法案》将稳定币纳入联邦监管。若中国固守禁令模式，不仅会错失数字金融规则制定的话语权，还可能加剧行业资源外流。

03 立法核心：破解“定性困境”与“规则冲突”

虚拟货币立法的核心法理难题，在于其“技术属性”与“金融属性”的交叉冲突，以及与现有法律体系的适配性。

首要问题是明确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2013年通知将比特币定性为“特定虚拟商品”，但“商品”属性难以覆盖其支付功能、价值储存等金融特性。

未来立法大概率采用“分类定性”模式：将稳定币纳入“准金融工具”监管，对比特币等加密货币明确“非法定货币、可受财产权保护”的边界。

立法还需解决监管规则与传统法律体系的衔接问题。未来需将虚拟货币纳入《反洗钱法》监管范围，要求服务提供者履行KYC义务，同时通过《刑法修正案》增设相关罪名，解决“执法无据”难题。

04 未来走向：分类监管与协同治理

结合立法思路与国际经验，未来1-3年虚拟货币领域将迎来系统性变革。

监管模式将走向“分类监管+协同治理”。稳定币受央行主导监管，加密货币交易由多部门协同监管。网信办、工信部管理技术备案，央行、证监会负责准入，公安部负责违法惩戒。

“监管沙盒”机制可能在特定区域试点，为区块链技术应用创新提供安全空间。同时，跨境监管合作将进一步深化，黑名单地址共享、跨境协查机制逐步完善。

对行业而言，“合规洗牌”与“优质突围”并行。无资质平台、空气币、传销币将批量出局，而持牌交易所、合规钱包、联盟链应用将获得政策支持。

05 普通投资者：不确定性减少，合规成本上升

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一信号的影响偏中长期，核心变化在于“不确定性减少，合规成本上升”。

立法旨在规范市场秩序，而非鼓励虚拟货币投资。炒作虚拟货币的法律风险和金融风险依然存在，价格的高波动性本质不会改变。

未来合规投资可能设置资金门槛、风险测评等要求，大额资金出入需接受问询与税务核查。普通投资者需摒弃“炒币暴富”幻想，增强合规意识。

若持有虚拟货币，务必妥善保管钱包私钥、交易记录等关键证据，这些是未来维权的基础。立法后，若遭遇盗窃、诈骗或非法侵占，将有更明确的法律依据进行报案、追索。

未来几年，中国虚拟货币监管将呈现“法律规制常态化、监管执法精准化、风险防范系统化”的趋势。虚拟货币问题的法治化进程，标志着中国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重大升级。

规则会越来越清晰，模糊空间会越来越小。只有明确禁止非法的，数字人民币、合规区块链应用等才能真正在安全轨道上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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