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深秋的某日上午,我尚在防城港谋生。忽然接到一位已退伍的同连队战友老张的电话,他是河南平顶山人,说有事想当面和我谈。
我应了声“好”,把租住处的地址告诉他。不多时,他便寻了过来。
进门头一句便是:“我饿了。”
我说:“那你坐会儿,我去买点菜。”
他连忙摆手:“别麻烦,家里有啥就吃啥。”
我看了看:“只剩挂面和青菜,没肉了。”
他说:“这就中,能吃饱就中。”
于是我开火煮面。说是“一碗”,实则下了一斤挂面,掺两把青菜,煮了满满一锅。他也不挑味道,埋头便吃,一碗接一碗,竟把一锅面吃得干干净净。
看他这副狼吞虎咽的模样,我便知道他遇着了难处。问他怎么突然来了防城港。
他叹口气:“当年咱们连队不是帮码头干过装卸吗?我认识那儿的人,听说挣钱容易。回家就带了十几个老乡过来,结果活干不下去,钱花光了,连回去的路费都没着落。你说咋办?”
我问来了哪些人。他说出一个名字,竟也是团里认识的战友。
我问:“那现在打算怎么办?”
他沉默片刻,压低声音:“他们几个说……实在不行,就铤而走险,抢点钱,先回家再说。”
我心头一凛,赶紧截住话头:“这可使不得!”
他迟疑道:“要不,让带头的某某某来跟你说?是他领队来的。”
我说好,让他下午过来。
某某某来了,坐下说了原委。原来在部队时,连队曾与码头共建,帮清过万吨轮的货舱。那时他们就注意到,装卸工虽然辛苦,但收入很高——多是四川来的民工,个子精干,力气却惊人。扛水泥、背粮包,左右手各夹一袋,肩上再摞两袋,踩着一尺宽的跳板往来装卸,一天能挣七八十块。
在九十年代初,一天七八十块钱的工资,这无疑是笔大钱。
老张想必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回乡一说,十几个同乡年轻气盛,凑了路费就跟他南下了。
可真上了工,才知道这不是光靠力气就行的活。码头装卸像台不停转的机器:门吊抓货、传送带运送、自动打包,最后送到工人肩头。两人抬起百斤重的货包往装卸工肩上一搁,工人就得扛着走上颤巍巍的跳板,装车、码齐,节奏紧张,不能停歇。
他们这些在家种惯地的人,哪里经过这般连续的重体力消耗?干不了多久就跟不上节奏,整个工序因为他们而卡住。自然做不下去,最后沦落到身无分文、进退两难的地步。
听他说完,我问:“你们回去一共要多少路费?”
他说了个数。具体多少如今已记不清,只记得对我当时每月百来块的临时工工资来说,不是小数目。我凑不够,还找领导借了五百块钱,才帮他们十几个人凑齐了回家的盘缠。
某某某有些过意不去,说:“要不让他们先走,我留下来。等他们到家寄钱来还你,我再回。”
我说:“不必。既然是你带出来的,就一起平安回去。钱的事不急,以后有了再说。”
他们最终都回去了。这件事埋在心里三十多年,昨日写《我不够努力》时,忽然又想起来。
有些苦,真不是人人都能吃得了、扛得住的。就像种地的松散,和流水线上的紧绷,看似都是体力活,内里却是两番天地。
吃不来那样的苦,自然也挣不到那份钱!
如今想来,人生许多境遇大抵如此:看见别人碗里的饭香,却未必端得起那口碗。
年轻时总以为“力气”是顶简单的事,后来才懂,力气也分很多种——有的是泥土里长出来的韧劲,有的是流水线上淬出来的硬劲。老张他们带了一身乡野的气力南下,却到底没能转化成码头需要的筋骨。
这世上的路,有时候不是不想走,是脚下的茧,铺错了地方。26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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