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南亚邻国接连爆发学生抗议，巴基斯坦为何“风平浪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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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牛马白日狂想

编辑|龙风穆

审核 |单敏敏 江怡

图源：网络

2022年，斯里兰卡的青年冲进了总统府，终结了拉贾帕克萨家族的统治；2024年，孟加拉国的大学生用鲜血染红了达卡街头，总理哈西娜仓皇出逃。

在南亚邻国接连爆发由青年和学生主导、足以推翻政权的“海啸式”抗议时，有超过三分之二人口在30岁以下的巴基斯坦却显得异常“平静”。

这里并非没有愤怒。但这些怒火始终是碎片化的，从未汇聚成一场能够撼动伊斯兰堡的全国性风暴。

这些国家都存在、压制异见、暴力镇压等情况，巴基斯坦为什么没有发生孟加拉式的“学生革命”？

这绝非因为巴基斯坦人的“懒惰”或“恐惧”。

一、谁都能喝口汤

巴基斯坦的腐败系统是多孔的，对每个人都半开放。。

每个人都依附于一个层级分明的恩庇网络：贫民窟的穷人依附于街区的话事人，这个人可能是工头、帮派分子；话事人依附于选区的议员；议员依附于掌握资源的部长或军方。

这种“只要找对人，就能办成事”的预期，像一种强力粘合剂，将底层与顶层黏在了一起。

你没造反，是因为你觉得只要努力钻营，明天或许也能成为既得利益者的一员。这种微小的个人希望，消解了集体的革命意志。

对比之下，邻国的危机在于系统的封闭与崩塌。

在孟加拉国，哈西娜政府后期建立的是一个排他性系统。公务员配额制度将稀缺的就业资源彻底锁定在了执政党核心圈子内部。对普通学生来说，这扇门被焊死了。当“走后门”无路可走时，砸碎大门就成了唯一选择。

在斯里兰卡，革命则源于恩庇资源的枯竭。国家破产意味着没有油、没有电、没有钱。当选区议员再也无法给支持者分发福利时，维持统治的恩庇链条瞬间断裂，被抛弃的民众随即冲向了总统府。

巴基斯坦的悲哀在于：它的系统既不够好以实现发展，又不够坏以引发革命。它就这样在“找关系”的缝缝补补中，耗尽了变革的动力。

二、学校的“政治真空”

巴基斯坦的学生会曾是培养政治领袖的摇篮，但在1984年，齐亚哈克为了对抗左翼力量，挥刀切断了这条血脉，他在全国高校禁止学生会。

为了填补真空，齐亚哈克政权引入了“卡拉什尼科夫文化”（Kalashnikov Culture），扶持武装化的伊斯兰学生组织（IJT）进入校园清洗异己。

齐亚哈克政权视IJT为对抗左翼学生和苏联意识形态的“爱国力量”。因此，大量武器通过非正式渠道流入了IJT手中，导致暴力激增。

如果左翼学生带枪，警察立刻抓人坐牢；如果 IJT 学生带枪在校园巡逻，警察和校方假装没看见，结果IJT成了校园里唯一拥有武装优势的组织。

IJT长期被视为旁遮普大学的主导力量，尤其在上世纪80-90年代至2010年代初，几乎垄断校园学生政治，常被指控干预活动，如阻止文化日、音乐会或少数族裔事件。

IJT背后是宗教政党Jamaat-e-Islami（JI）。虽然JI选票少，但在街头动员能力很强，政府怕抓了学生，惹来宗教势力的全国抗议。

此外还有其他政党的“学生翼” （Student Wings）比如，PSF（Peoples Students Federation）是PPP的下属单位；MSF（Muslim Students Federation）是PML-N的下属单位。

学生会和学生翼有本质区别：前者听命于学生，而学生翼直接听命于政党领袖。它们不是为了争取更低的学费，而是作为政党的“后备打手”，在校园里争夺地盘、收保护费，甚至持枪火拼。

虽然贝布托在1989年短暂恢复过高校学生会，但在1993年，巴基斯坦最高法院以“防止校园暴力”为由，发布了一项全面禁止学生政治活动的判决。

直到今天，多数大学依然要求学生入学时签署“不参与政治活动宣誓书”。

三、齐亚哈克的“毒药”

传统权贵阶层并非不可战胜。1970年大选中，阿里布托领导的PPP横扫旁遮普中部和北部地区，大量的中产阶级（律师、医生、工程师）甚至底层活动家，进入国民议会。

这批人本可以形成新的政治阶层。

然而，这一进程被齐亚·哈克打断了。1985年，为了防止PPP卷土重来，齐亚举行“无党派选举”。他剥夺了政党的选举符号，选民退回到依靠关系投票。

结果，地主和部落首领凭借家族势力卷土重来，重新占据了国民议会。

为了控制这群散沙般的独立议员，时任总理居内久发明了一种维持忠诚的毒药——“议员发展基金”。

国家直接给每个议员发放巨额资金，名义上是修路，实际上成了议员的私家金库。议员利用这笔钱给亲戚承包工程、给支持者修水管，以此建立私人的恩庇网络。

这种“公款私用”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后果：政治资本被“私人化”了。 因为路是议员以个人名义修的，警察是议员靠个人面子搞定的，这种恩情和关系网只人，不认党。当老议员退休时，只有他的儿子能继承这份庞大的人情债和关系网。因此，议席变成了家族资产。

到了1988年恢复党派选举时，新来的挑战者发现自己面临着绝望的准入门槛。因为1985年选上的那批人，已经利用公款修了路，安插了亲戚当警察。

这种游戏规则一旦确立，就停不下来了。后来的谢里夫、布托都需要拉拢这些自带票仓的人（Electables），靠意识形态玩不转了。

作为这种交易的润滑剂，“议员发展资金”从未消失，而是换了多个马甲，比如可持续发展目标计划 (SDGs Achievement Programme/SAP) 。

IMF 2025年治理与腐败报告的批评，这种“自由裁量分配”至今仍是加剧不透明与腐败的根源。

四、死循环

不过，地方权贵（宗族长、大地主、商人）和政党的关系后来又发生了微妙变化。

地方权贵虽然在选区有影响力，但如果他们单干，充其量只是个无权的独立议员。要想在国家层面分蛋糕，或者获得更高级别的保护，必须挂靠大党。

PML-N、PPP、PTI这种全国性政党自带政党品牌（选民认党不认人）、政党机器支持（宣传、组织、拉票），上台后更容易分到部长、委员会主席等职位。

地主们需要向政党缴纳高额的“门票费”（Ticket Fees），换取当选后对警察局和行政机构的控制权。

这导致了一个死循环：

普通人付不起高昂的“门票费”，也无法提供“宗族选票”，永远进不了核心权力圈子。而权贵家族因为有祖传的资本和票仓，实现了权力的代代相传。

本文转载自“牛马白日狂想”微信公众号2026年1月21日文章，原标题为《 南亚的“青年震荡”与巴基斯坦的沉默 》

编辑：龙风穆

审核：单敏敏 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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