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70余年保持统一，莫迪言论颠覆认知

中央政府曾推动印地语的普及推广，这一举措在南部各邦引发了较大的反对声音，其中泰米尔纳德邦的反对行动尤为突出。

地理上，印度的地域隔阂也为治理带来了挑战：北部山地与南部半岛之间有河流、高原等地理屏障，克什米尔地区因气候原因，冬季有近半年时间处于封山状态，当地的物资补给主要依靠空运完成，这也为军方的后勤保障带来了较高的成本。

邦权与中央权的博弈也时常显现，2023 年，喀拉拉邦因反对中央推出的教育政策，拒绝执行相关举措。

喀拉拉邦人口约 3500 万，是印度识字率较高的邦，由左翼政党主导治理，该邦教育部门明确表示，中央的新教育方案侵犯了地方的自治权益。

当地通过基层动员、签名请愿等方式表达反对，也使得这一政策在该邦的推进陷入停滞。

这类地方邦与中央的政策对抗在印度联邦制框架下较为常见，但并未影响国家整体的统一格局。

宗教与种姓问题，是印度社会长期存在的议题。

2020 年，新德里曾因公民身份法的实施引发冲突，该法案的相关条款被部分穆斯林群体认为存在政策倾斜，自身权益受到排挤，冲突最终造成人员伤亡，据公开统计有 53 人遇难、200 余人受伤。

种姓制度的影响仍深植于印度社会，达利特群体约占印度总人口的 16%，在教育、就业等资源分配中仍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2021 年北方邦发生的涉达利特女孩的相关案件，因地方政府信息披露不及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经济发展的区域差距，也是印度面临的现实问题。孟买作为印度的经济中心，人均 GDP 远高于北部的比哈尔邦，社会财富分配也存在不均衡的特征，少数群体掌握了较多的社会财富。

在联邦制框架下，印度各邦拥有一定的自治权，可自主开展征税、组建地方警察队伍等工作，这也使得中央政府的政策调度有时会面临地方层面的阻力，2024 年马哈拉施特拉邦便因认为资源分配不公，未参与中央推出的 “数字印度” 相关项目。

整体来看，印度的富邦主要依靠招商引资推动经济发展，而经济相对落后的邦则更多依赖中央的财政援助。

例如对罗摩神的认同，古吉拉特邦与泰米尔纳德邦对罗摩神虽有不同的地域化称呼，但相关信仰跨区域存在。

莫迪发起的 “清洁印度” 等全民性社会运动，也通过动员民众线下参与、线上注册等形式，增强民众的国家归属感。

在教育领域， 2021年，印度启动了课本内容的改革调整，对印度历史相关内容的编排进行了优化，其中涉及对不同历史时期内容的占比调整，这一举措曾引发教师工会的抗议，但中央政府仍推进相关改革。

莫迪政府也多次强调包容的理念，将印度的社会多样性视为国家的发展优势，提出 “团结在多样中” 是印度的核心力量之一。

不过，2021 年新冠疫情的第二波冲击，也暴露了印度在公共治理与国家整合中的部分问题。

当时印度疫情形势严峻，新增确诊与死亡病例大幅增加，德里等城市的火葬场超负荷运转，甚至出现了木材短缺、露天火化的情况，据相关统计，此次疫情波次造成的死亡人数超 30 万。

疫情期间，中央政府的资源调配效率受到质疑，部分地方政府还曾推出恒河净身等带有宗教色彩的举措，将死亡解读为宗教意义上的转生，试图缓解民众的恐慌情绪，这一做法也被外界认为是用信仰缓冲公共治理的短板。

同时，疫情也让印度的经济结构与社会公平问题更为凸显，下游流域曾出现的浮尸问题，因当局初步解释为洪水冲刷、相关信息未及时登记，也引发了社会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