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老冤家在战犯管理所重聚，若无人阻止，他们捉对厮杀谁能赢？

沈醉刚从重庆战犯管理所转入北京功德林，就先出了一身冷汗——他的一个冤家对头已经当了小组副组长，并要求把沈醉分到自己一组，从“参加工作”就当特务的沈醉，自然知道这意味什么：“某学习组的副组长，原是国民党东北营口市市长，一再向管理员要求把我调到他那组去。别人告诉我这个消息后，我知道大事不妙，他肯定是想让我在他那个组里，好对我进行报复。（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沈醉回忆录）”

这位副组长的姓名，笔者查到了，但因为与本文无关，所以不提也罢，咱们今天要聊的是战犯管理所的三对“冤家对头”，如果没有人管着，分到同一个小组肯定要打架，至于谁输谁赢，那可就不好说了。

那位“袁副市长”基本属于文官，所以报复沈醉只能“利用职权”，而沈醉的另一位真正冤家，那可是“大内高手”，给中山先生和老蒋都当过卫士，沈醉说他写《战犯改造所见闻》的时候，中山先生的卫士，全国就剩下两个了：“一位在广东中山翠亨村中山故居安度晚年，另一位便是现在北京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的特赦战犯周振强了，周振强是青年时期在孙中山先生身边任卫士。黄埔军校成立，孙先生送他去第一期受训。毕业后，他又给蒋介石担任警卫工作，一直升到蒋的警卫大队长、教导总队旅长，，我从重庆一到北京，就认出这位仁兄和我也是冤家对头。”

除了沈醉和原浙西师管区中将司令兼金华城防指挥周振强，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还有两对冤家，其中有一对大家更熟悉，那就是原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与该兵团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杨伯涛说黄维指挥打仗是个外行，而黄维则不承认杨伯涛是正经的少将军长。

杨伯涛1959年第一批特赦，黄维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他们在战犯管理所写材料的时候就针锋相对，后来都当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也是开会不同室，吃饭不同桌。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第三对冤家，就是桂系的第三兵团中将司令张淦和曾任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的宋希濂。

有人说原军统电讯处少将副处长、第十五绥靖区第二处处长董益三跟黄维也是冤家，那并不完全准确——董、黄二人并无积怨，董打黄耳光也是一时冲动，双方并没有就此结怨，后来还在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成了同事，黄和董再没有发生冲突，而杨伯涛最后也没原谅黄维，他们这对冤家之间的仇怨，八九十岁也没能解开。

沈醉跟周振强结怨，过错一方绝对是沈醉：周振强当在抗战期间担任过战时干部教导总团副教育长兼綦江警备司令，沈醉当时是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督察长（后又升任副处长），沈醉的手下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周振强职责所在，枪毙了一个罪大恶极且极为嚣张的“稽查员”，沈醉居然带了两卡车特务，要把周振强抓起来。

戴笠得报后及时阻止了沈醉，但沈、周二人的冤仇却结下了：“我当时对那件事的处理一直不服气，认为很不妥当，所以，我在一次宴会上见到周的时候，还和他吵了一架，弄得宴会不欢而散。到北京战犯管理所，彼此一见，只说了一句：想不到我们在这里相见了。”

沈醉自称会武术，但跟真正的高级卫士周振强打架，估计胜算连半成都没有，而杨伯涛和黄维，从第十二兵团组建那天起就不对付：第十二兵团是在胡琏的“整编十八军”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包括原任十八军十一师师长杨伯涛在内，绝大多数“十八军老人”都认为兵团司令应该是胡琏，结果蒋系高层斗争的结果是黄维空降，这让已经升任十八军军长的杨伯涛很是愤怒。

杨伯涛在《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记》中毫不客气地批评：“黄维性情孤僻、严峻寡恩，一贯对之不满，这次又来领导，无不灰心丧气。特别因黄维久离部队，对反人民战争是一个外行，害怕断送在他手里。”

杨伯涛最生气的，是黄维在双堆集逃跑时，不但没有叫上自己，反而坐着坦克车冲散了杨伯涛用装沙土的汽车构筑的临时防线，黄百韬在回忆文章中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黄维、胡琏怕坐战车在夜间行动不了，逃不了命，下午四点多钟就命令第十一师和战车部队开始突围，他俩跟着在后面冲出，根本没通知覃道善（第十二兵团第十军军长，1961年第三批特赦）和我。直到我等得不耐烦，出外瞭望的时候，才发现西北乱成一片。派人联络，才知道黄维、胡琏已经走了。”

黄维在交代材料中说自己把毒气弹都发给了第十八军使用，杨伯涛则说自己反对使用，而覃道善比较“老实”，所以一开始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沈醉在回忆录中还特意记载了这件事：“淮海战役结束之后，追究战场上施放毒气的责任时，只有覃道善和几个人因负了下令放毒气和执行的责任，被判处了死缓。等到了北京战犯管理所之后，他才知道黄维和杨伯涛都没有判过刑，这时他有点难过。第一批特赦时，他就被宣布由死缓改为无期徒刑。第二批特赦时，又由无期改为有期徒刑十五年。”

管理所方面可能也知道杨伯涛和黄维积怨甚深，所以分组的时候并未将他们分到同一个小组，沈醉1956年进入功德林的时候，跟黄维分到了同一个小组：“我刚从重庆战犯管理所移送到北京战犯管理所时，编在第二组。学习组长是第六十六军军长宋瑞珂，生活组长是第十军军长覃道善，同组的有十二兵团司令黄维、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第七十三军军长韩浚、第七十九军军长方靖等十来个人。我只认识王耀武。”

沈醉进京的时候，董益三打黄维的事情已经过去四年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管理干部雷皓在《进京前后参与管教国民党战犯纪实》中说打架的时间是1952年），小组已经重组好几回了——黄维挨耳光的时候，跟董益三、陈长捷、林伟俦、梁培璜等人是一个小组的。

沈醉和宋希濂都是从重庆转到北京功德林的，董益三和康泽则属于“功德林老人”:康泽和董益三去的最早，跟康、董同在1949年进入功德林的还有罗历戎、梁培璜、、邱行湘、陈长捷、林伟俦，1950年11月前后，杜聿明、文强、黄维、宋瑞珂、杨伯涛、覃道善才去，直到1956年，功德林的将军级战犯才算“大团圆”，宋希濂和张淦这对老冤又聚头了。

电视剧《特赦1959》中那个比较搞笑又喜欢打架的蔡守元，历史原型就是张淦——张淦是白崇禧的绝对嫡系，也曾跟宋希濂打过不少交道，但两人却是冰火不同炉。

宋希濂当过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官，张淦当过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三兵团司令，淮海战役期间，宋希濂奉老蒋之命调动部队驰援徐州，白崇禧指派张淦重兵拦截，最后宋希濂连华中“剿总”副总司令也当不成，在大西南逃窜期间，张淦和宋希濂也是各跑各的，绝不互通声气。

宋希濂是老蒋嫡系，张淦是桂系大将，蒋白之争，宋张二人顶在最前头，摩擦不断就差开枪放炮了。

张淦的第三兵团是桂系第一等主力，张淦也不像电视剧演的那样是个小老头：他喜欢算卦而得绰号“罗盘将军”是真的，在青树坪打伏击也是真的——这个“桂林才子”其实也是很能打的。

不是冤家不聚头，功德林数以百计的将军级战犯，原本有新仇旧恨的数不胜数，咱们今天只举出沈醉与周振强、黄维与杨伯涛、宋希濂与张淦这三对老冤家，主要是管中窥豹，来看一看当年蒋军内斗有多严重。

功德林里的“冤家对头”当然不止这三对，沈醉跟周养浩、王耀武跟杜聿明，也曾闹过不愉快，原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在《新生之路》中也说战犯们“互掐”几乎成了日常，功德林办的《新生园地》中经常有互相揭老底的文章贴出来，细看相关人员的回忆文章，读者诸君肯定也是又好气又好笑：成为“战犯同学”之后还争斗不休，他们手中有兵的时候，能做到“胜则举杯相庆，败则出死力相救”吗？

如果张灵甫、黄百韬和邱清泉没有死于战场而是进了功德林，他们捉对厮杀以命相搏都是有可能的，至于上文这三对冤家，要是没有管理人员看着，就让他们一对一单挑，您说谁能打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