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法学》编辑部尽速出台隔年用稿制实施细则

，然而，细读之下，笔者赫然发现，其实施细则却语焉不详，弹性极大，极易引发争议。这则发布于2012月23日下午五点多的启事，像一份匆匆草拟的备忘录，而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制度文本。它试图用"隔年"两个字解决学术资源过度集中的难题，却制造了一个新的不公平陷阱。这个陷阱隐藏在时间计算的细节里，对2025年第1期和第12期发文的作者，意味着截然不同的等待周期。前者要熬够24个月，后者只需等待13个月。同一年发表，待遇天差地别，这哪是什么公平分配，这是在用粗糙的制度，掩盖新的不公正。

法律人讲究权利义务的明确性，讲究规则的普适性与可预期性。一部法律如果规定"隔年处罚"，却不说明从哪天起算，必然会被视为恶法。一个期刊规定"隔年用稿"，却不界定"隔年"的起止点，同样难以服众。2025年1月刊文，要等到2027年1月，这是两年。2025年12月刊文，也要等到2027年1月，这算隔年吗？从2025年12月到2027年1月，跨越了2026这个"隔年"，确实符合字面意思。但两个作者的等待时间，一个是整整两年，一个是一年零一个月。这种差距，用"隔年"二字轻轻带过，未免太过敷衍。法律讲究同等情形同等对待，这是基本原则。同样是2025年发文，只因为期次不同，就享受不同待遇，这有违公平的本意。

诚然，期刊不是法院，不必像司法解释那样严谨到标点符号，但《法学》毕竟不是普通杂志，它是中国法学研究的标杆性期刊之一，它的规则理应体现法学的基本素养。如果连时间起算点都不说清楚，如果连"隔年"指的是"完整年度"还是"跨越年度"都不加说明，如何让法学界信服？如何让投稿者依规行事？一个模糊的规则，执行起来必然依赖编辑部的自由裁量。自由裁量一旦介入，人情、关系、网络就有了运作空间。规则越模糊，操作越灵活，离最初的公平目标就越远。

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小题大做。只要有心限制多发，细则上的瑕疵可以后续弥补。但问题正在于此。一个仓促出台的规则，暴露的是决策过程的不周延。这种不周延，和学术资源分配的严肃性，形成了刺眼的反差。我们指望用制度限制学术大佬的资源垄断，结果制度本身漏洞百出，反而可能让善于钻营者找到新的缝隙。想想看，如果某位高产作者2025年12月刚发一篇，2027年1月又能再发，他损失的不过是13个月。而如果他的竞争对手2025年1月发了文章，那就要等到2027年1月才解禁，整整两年不能在这个顶刊露面。这个竞争对手，很可能是没有退路的青年学者。他不能像大佬那样，文章被拒还有几十家期刊等着抢。对他而言，《法学》的一篇可能就是全部。规则的粗糙，惩罚的恰恰是那些最守规矩、最没有议价能力的人。

这让人想起某些法律条文，看似正义凛然，实则含糊其辞，最终解释权落在执行者手里，结果事与愿违。隔年用稿制如果缺少实施细则，可能会陷入同样的困境。什么是"发文"？合作发表怎么算？如果一位学者2025年作为二作发了一篇，2026年能否作为一作再发？这些问题，启事里只字未提。法律人都知道，权利界定不清，必然引发纠纷。投稿规则不明，必然引发投机。编辑部或许可以凭借权威地位，事后解释、个案处理。但这种依赖权威而非规则的治理方式，正是学术界的旧病灶。我们批判学阀，批判小圈子，不就是因为资源分配看人下菜碟吗？现在竟然用一个模糊的规则来对抗这种积弊，何其讽刺？

更严重的是，这种规则制定方式，违背了法律人应有的思维方式。法律训练让我们追求逻辑的严密，语言的精确，后果的预判。一个知名法学期刊，在制定自身规则时，却表现出对精确性的漠视，这极可能令它的学术公信力打折。一个缺乏形式正义的规则，很难实现实质正义。时间计算的bug，看似技术细节，实则关乎整个规则的正当性基础。

当然，这个规则的本意值得肯定。限制多发，扩大作者群，向青年倾斜，这些目标都切中要害。中国法学界确实存在发表资源过度集中的问题。少数知名学者，凭借人脉、地位、影响力，在各大顶刊轮番登场。他们的文章未必篇篇精品，但他们的名字就是敲门砖。这种马太效应，让年轻学者苦不堪言。你辛辛苦苦做研究，却发现通往顶刊的大门，早就被预定了。隔年用稿制，试图用时间冷却的方式，打破这种循环。这种尝试，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

但勇气不能替代审慎，善意不能豁免严谨。一个好的制度，意图与效果必须统一。如果因为技术缺陷导致效果南辕北辙，再善良的初衷也会落空。与其事后打补丁，不如事前想周全。编辑部既然已经迈出了这一步，何不走得更远一点，把细则制定清楚？比如，明确起算点。是从发文之日算起，还是从期刊出版之日算起？比如，明确解禁时间。是"隔一整年"，还是"跨越一个年度即可"？比如，明确合作发表的处理。是按全部作者算，还是按第一作者算？比如，明确例外情形。笔谈、综述、纪念文章，是否也在限制之列？这些细节，投稿者有权知晓，编辑部也有义务说明。

更深层次讲，隔年用稿制只是治标之策。真要扩大作者群，让青年学者有出头之日，还需要更系统的改革。比如，设立青年学者专号，比如，公开每篇文章的审稿意见。这些措施，比单纯限制发表频率，更能从根本上改善生态。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规则必须清晰，执行必须透明。否则，再好的制度，也会在人治的传统中变形走样。

《法学》的启事，已经引发了学界的关注和讨论。这种讨论，本身就是进步。但讨论不能止于点赞或吐槽，应该指向建设性方向。编辑部不妨广开言路，听取意见，然后出台一份详尽的实施细则。这份细则，应该体现法律人的专业水准，应该让所有投稿者看得懂、算得清、能预期。它应该是一份法律文件，而不是一份道德倡议。时间计算的公平性，只是底线要求。真正的公平，是让青年学者的文章，能够得到与大佬文章同等认真的对待，是让质量而非名头，成为发表的唯一标准。

我们生活在一个规则社会。规则的好坏，决定社会的成色。学术圈也不例外。隔年用稿制迈出了第一步，但这一步有点踉跄。现在需要做的，是稳住身形，把脚步踏实。出台实施细则，不是自找麻烦，而是自我完善。一个敢于自我完善的期刊，才能真正赢得尊重。它的规则，才会成为其他期刊跟进的典范。否则，这个看似创新的举措，最终可能沦为一场姿态性的表演。表演过后，资源依旧集中，青年依旧困顿，改变的只是一个说法，而不是实质。

时间不等人。2026年1月眼看就要过去，投稿者们正在算账，算自己的等待周期，算自己的发表规划。他们需要一个明确的规则，而不是一个模糊的承诺。编辑部手里掌握着解释权，这个解释，应该尽快公之于众。法律人制定规则，讲究征求民意、公开发布、统一实施。期刊规则虽然不必如此繁琐，但精神应当一致。毕竟，我们天天在课堂上教学生程序正义的重要性，自己总该先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