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强硬的“城管”，晚清天津的占道小贩们加入总商会，借助商会的力量和警务公所交涉

“这条路以后不许摆了，谁摆抓谁！”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天津北马路的几十个小贩盯着墙上那张墨迹还没干透的告示，感觉天都要塌了。
为了让城市看起来更像个“文明样板”，巡警总局下了一道死命令，要把这些影响市容的摊子彻底清理干净。
这些靠着一点小买卖养家糊口的底层百姓，突然间就被逼到了悬崖边上，而在那个动荡的年月，这不仅仅是生计的问题，更是生与死的考验。

01

那时候的天津卫，正处在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局里。

袁世凯坐镇直隶总督府，一心想要把天津打造成个新政的模范生。城墙拆了，填平了成了大马路，铛铛车——也就是有轨电车，在马路上跑得飞快。路边的洋楼一栋接一栋地起，电灯电话这些稀罕玩意儿也开始往城里进。这一套行头置办下来，天津确实有了点国际大都市的模样。

既然面子上光鲜了，那里子也得跟上。在那些喝过洋墨水或者是想在洋人面前露脸的官员看来，宽阔的柏油马路上挤满了卖大力丸的、剃头的、卖估衣的，这实在是大煞风景。

特别是北门外、北大关马路这一带，那是老天津卫的商业心脏。卖手巾的、卖刀剪的、卖镜子的、卖钟罩的，还有那卖书的、倒腾古玩的，摊子挨着摊子，人挤着人。

这里头最热闹的得数估衣街。这条街的历史那可就长了，早市延续了二百多年，光是卖糖果干鲜的货摊就有二百多家。老百姓觉得这就叫繁华，这就叫日子。但在巡警总局的眼里，这简直就是脏乱差的代名词。

有的摊贩为了招揽生意，直接把摊子支到了马路当间儿。这还不算完，还得搭个棚子遮风挡雨，挂上幌子招摇过市。风一吹，那幌子呼啦啦地响，看着是挺热闹，可把路都给堵死了。

那时候便道本来就不宽，有的地界儿也就一丈来宽，有的才七八尺。这摊子往中间一横，行人要想过路，那就得练就一身穿墙术。

更让官员们心里不痛快的是，租界就在不远的地方。那边的马路那是出了名的整洁，洋人的巡捕把路面管得跟自家客厅似的。两边一对比，这边的官员脸上就挂不住了。

这种落差感，成了整治小贩最直接的导火索。1906年，巡警总局觉得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必须得下狠手整治。

这不仅仅是为了交通，更是为了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里，争那么一口气，要那么一张脸。

02

巡警总局的命令下得那叫一个干脆利落。

一道手令下来，北马路、估衣街等地方的小摊一律取缔，不准再设。这命令没留一点回旋的余地，就是一刀切。

这一刀下去，北马路的71家摊贩，估衣街干鲜晓市的16家摊贩，直接就懵了。

您得知道，那个年头，能在路边摆个摊的，那都不是什么大户人家。都是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指着这一天几个铜板的进项买米下锅呢。这摊子一撤，就等于把他们的饭碗给砸了。

那时候也没什么社会保障，没了营生，那是真要饿死人的。

这帮小贩也是被逼急了，但他们是被压在最底层的草根，没那个胆子去跟官府硬碰硬。他们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找个能说得上话的人去求情。

他们找到了天津总商会。

这天津总商会，在当时可是个有分量的组织。它不仅仅是商人们的娘家，很多时候也充当着官府和民间之间的缓冲垫。

小贩们跪在商会的门口，那眼泪鼻涕一大把。他们也不是要闹事，就是想求条活路。商会的头头脑脑们一看这阵势，心里也明白，这事儿要是处理不好，那是要出大乱子的。

于是，商会出面了。他们给巡警总局递了一份呈文。

这呈文写得那是相当有水平。商会并没有上来就指责官府不体恤民情，而是先承认官府整顿路政是为了大家好。紧接着，话锋一转，开始摆事实讲道理。

商会在文书里特意强调，这些小贩家里都有一大帮子人等着吃饭，这要是失了业，马上就会变成流民。到时候，这就不仅仅是市容的问题了，那就是治安的问题了。

商会还替小贩们做了担保，说以后肯定让他们守规矩，紧挨着墙根台阶摆，绝对不敢再侵占便道。

这话说的，既给了官府面子，又把利害关系讲得清清楚楚。

可巡警总局那时候正是一门心思要搞政绩的时候，哪能这么容易就松口。他们回的话那是冷冰冰的四个字：“碍难从命”。

意思就是，这事儿没商量，必须得禁。

这四个字，像四块大石头，重重地压在了那几百个家庭的心口上。

03

这第一回合的交锋，小贩们算是败下阵来。

但为了活命，人总是能爆发出惊人的韧性。

根据当时留下的档案统计，从1906年到1914年这几年间，因为被取缔摊贩而跑到商会去告状求助的，前前后后加起来有将近900人次。

这数字背后，是多少次绝望的呼喊，又是多少次无奈的奔波。

商会也没闲着，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跟巡警总局磨嘴皮子。这就像是一场拉锯战，官府要面子，百姓要肚子。

终于，在1907年的10月，事情出现了一丝转机。

巡警总局大概也是被磨得没了脾气，或者也是看到了如果真把这些人逼急了后果不堪设想。他们终于松了一道口子。

新规定出来了：允许那些无业的贫民暂时在路边摆摊。

但是，这后面跟了个极其苛刻的条件——只能紧靠着便道边缘，占地的宽度不得超过二尺。

二尺是个什么概念？大概也就六十多厘米。您想想，一个成年人蹲在那儿都嫌挤，更别说还得摆货了。

但这对于那些已经在绝望中挣扎了许久的小贩来说，这二尺宽的地方，那就是他们的救命稻草。

哪怕是像壁虎一样贴着墙根，只要能让卖东西，那就有了活路。

到了1911年，这个宽度稍微放宽了一点点，增加到了二尺五寸。但这也就是杯水车薪，根本解决不了大问题。

官府那边其实一直不死心，他们总觉得这路边摆摊有碍观瞻。1908年4月，巡警局脑洞大开，想出了个“退路进厅”的办法。

他们在贾家大桥那边仿照菜市场的样子，修了个百货售卖场，想让小贩们都搬进去。

这想法听着挺美，把大家都圈到一个大厅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管理起来也方便。

可小贩们不傻。做买卖讲究的是个人气儿，是客流。那马路上人来人往，走过路过顺手就买了。您把大家都关到一个偏僻的大厅里，谁没事专门跑那儿去买根针头线脑？

所以，这个计划遭到了小贩们的集体抵制。商会这次又站了出来，他们直截了当地告诉巡警局，对于小贩来说，一日不出摊，一日就没有生计。这一进厅，生意没了，那就等于断了粮。

最后，这个听起来高大上的“百货售卖场”计划，也就这么黄了。

这说明了一个道理，坐在衙门里拍脑袋想出来的招儿，往往敌不过老百姓在风雨里摸爬滚打出来的生存智慧。

04

时间一晃到了1912年，大清朝亡了，民国来了。

但这并没有给天津的小贩们带来什么好日子。相反，随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矛盾反而更加尖锐了。

1912年，天津县议事会又开始找茬了。他们给警务公所递话，说北大关、大胡同这些地方的小贩占地太严重了，便道简直形同虚设，秩序乱得一塌糊涂。

他们还搬出了个大理由，说这样下去，电车车马很容易碰伤行人。这理由那是相当的正当，为了公共安全嘛。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博弈中，一个狠角色登场了。

这人叫杨以德，当时的天津警察厅厅长。这人办事那是出了名的雷厉风行，手腕也硬。

1915年，杨以德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颁布了一个《整顿路政办法》。

他在告示里把这事儿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说，看看人家国外的通都大邑，哪有不讲究路政的？那都是政治文明的标志。再看看咱们旁边的租界，那路政整肃得井井有条。

杨以德话锋一转，说咱们这儿呢？一进入中国地界，就是龌龊腐败，跟人家简直是天壤之别。这让那些文明开通的人看来，简直就是国耻，是官家的耻辱。

好家伙，这一顶“国耻”的大帽子扣下来，谁还顶得住？

杨以德这次是铁了心要清理门户。他在告示里说得明白，绝不听人民请求从中掣肘。意思就是，谁来求情都不好使。

他规定，把小摊贩能占用的空间再次压缩，从原来的二尺五寸缩减到了一尺五寸。

一尺五寸！这就不到半米宽。这就等于是让小贩们贴在墙上做生意。

而且，他还下了最后的通牒，说到阴历年为止，所有的小贩必须进入夜市或者商场营业，路边不许再留人。

这简直就是要把人往绝路上逼。

那时候的天津街头，风声鹤唳。警察拿着棍棒尺子，在街上量来量去，多出一寸都要把摊子给掀了。小贩们战战兢兢，在那一尺五寸的夹缝里，艰难地喘息。

05

可是，历史总是充满了讽刺。

哪怕杨以德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哪怕是顶着“国耻”这么大的罪名，天津的小摊贩们并没有消失。

他们就像是石缝里的野草，只要有一点点土，一点点水，就能顽强地活下来。

商会在这中间，始终扮演着那个保护者的角色。他们给小贩们的批语里，透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生存智慧。

商会告诫小贩们，这所谓的路政，其实就是官府要做个样子。只要咱们稍稍收敛一点，别太喧宾夺主，就能达到目的。

这话里的意思是，官府要的是面子，咱们给他们面子，但也得保住自己的里子。

就这样，小贩们在商会的庇护下，跟官府玩起了“猫鼠游戏”。

风声紧的时候，大家就缩一缩，躲一躲；风头一过，大家又像雨后的蘑菇一样，一个个冒了出来。

这一场拉锯战，从清末一直打到了民国二十一年，也就是1932年。

当局终于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想要彻底消灭小摊贩，那是不可能的。只要有人要吃饭，只要有人要买便宜东西，这小摊就永远有市场。

1932年，当局出台了《管理摊贩规则》。

这个规则的出现，标志着官方政策的彻底转变。他们不再强行限制小摊贩在路边设摊了，而是换了个法子——办执照。

规则要求，小摊贩只需要花一角钱，办一个执照，就可以合法地在路边经营。

一角钱，买来了一张合法的护身符。

这一张薄薄的纸片，终结了长达三十年的争斗。

这看似是官方的一种妥协，其实也是社会运行规律的一种必然回归。

这场跨越了两个朝代的博弈，最后没有输家，也没有赢家，只有生活本身那不可阻挡的力量。

那些曾经想要把小摊贩赶尽杀绝的官员们，大概怎么也没想到，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小摊，撑起了这座城市最真实的烟火气。

那个年代，官员们看着租界宽阔马路时的那种自卑和急切，最终还是让位于了老百姓要吃饭这一最朴素的真理。

所谓的面子，在生存面前，终究是要低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