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要去美国大使馆,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1967年3月6日,印度新德里的夜色正浓,一辆普通的出租车在美国大使馆门前猛地停下。车门打开,下来的是一位神色慌张、手里紧紧攥着小皮箱的中年妇女。她也没管门口荷枪实弹的卫兵是个什么表情,直接就往里闯。
值班的美国外交官看着眼前这个风尘仆仆的女人,心里估计还在犯嘀咕,这大晚上的,又是哪路神仙来寻开心?
可当这女人把护照往桌子上一拍,报出自己家门的时候,外交官手里的咖啡差点没拿稳,直接洒了一裤子。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
这个姓氏可能听着有点绕口,但要说起她那个让半个地球都抖三抖的亲爹,那可是无人不知——约瑟夫斯大林。
没错,站在美国人地盘上的这位,正是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唯一的亲闺女,那个曾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克里姆林宫“小公主”。
这事儿要是传出去,那就不是新闻了,那是核弹。要知道,那时候正是冷战斗得最凶的时候,美苏两国恨不得用眼神杀死对方。结果倒好,苏联老大的亲闺女,居然跑到美国大使馆来申请避难。
这一夜,新德里静悄悄的,但华盛顿和莫斯科的电话线,那是真的快要烧红了。
谁能琢磨得透呢?一个在苏联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红色公主”,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干出这种把亲爹的棺材板都要掀翻的事儿?
02
说起斯维特兰娜的前半生,那简直就是拿了顶级剧本的“凡尔赛”人生。
1926年,她出生在莫斯科。斯大林那时候都46岁了,老来得女,那真是把这个闺女宠到了天上。
平日里看着铁面无私、不苟言笑的钢铁领袖,一回到家见到闺女,立马就变了个人。他给闺女起了个特别肉麻的昵称叫“小麻雀”,每次见面又是亲又是抱,那是真的含在嘴里怕化了。
在那个年代,谁见了斯大林不得哆嗦两下?可斯维特兰娜不。她在家里那是真的“霸道”,直接管斯大林叫“秘书同志”,自封为家里的“女主人”。斯大林还真就吃这一套,乐呵呵地给闺女当“下属”,听她发号施令。
有一次斯维特兰娜心血来潮,给斯大林写了个“命令”:我的第一秘书斯大林同志,命令你允许我和你一道去看电影。
斯大林看到这纸条,非但没生气,还认认真真地签了字,执行了“命令”。那时候的父女关系,看着那是真叫一个铁。
但这种宠爱,就像是裹着糖衣的炮弹,甜是甜,炸起来也是真要命。
斯大林表达爱的方式,那是绝对的控制,一种让人窒息的控制。
就拿穿衣服这件小事来说吧。小姑娘长大了,爱美,想穿个短裙显摆显摆。斯大林一看照片,火气蹭地就上来了,直接拿红铅笔在照片上画了个大大的叉,让人把照片寄回去,还附带一句话:以后裙子必须过膝盖,还得宽宽大大的,像睡衣那样才行!
这哪是养闺女啊,这简直就是在管理一个特殊的“囚犯”。
更要命的事儿还在后头。
斯维特兰娜6岁那年,家里突然出了大事。那是1932年,有人告诉她,妈妈得了急性腹膜炎,没救过来,死了。
小姑娘那时候懂什么啊,哭得稀里哗啦的,也就信了。
直到十年后,她长大了,开始学英语,有一天闲着没事翻看一本外国杂志。翻着翻着,她愣住了,那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当初那件事的真相:她的母亲根本不是病死的,而是在一次晚宴上和斯大林大吵了一架,回到卧室后,绝望地拿起手枪,对着自己开了一枪。
这一刻,斯维特兰娜感觉天都塌了。
她那个慈祥的父亲,那个把她捧在手心里的老头子,瞬间变成了逼死母亲的“凶手”。
信任这个东西,一旦有了裂痕,那是怎么补都补不回来的。从那天起,父女俩之间那层温情的面纱,算是彻底被撕开了。
03
裂痕一旦产生,后面发生的事儿,就像是多米诺骨牌一样,稀里哗啦全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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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那年,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斯维特兰娜谈恋爱了。
对象是个叫卡普勒的电影导演,比她大了整整20多岁,还是个犹太人。这事儿要是放在普通人家,顶多也就是父母唠叨两句,但在斯大林家里,那就是捅了马蜂窝。
斯大林知道这事儿后,那是真气炸了。他倒是没打闺女,也没骂闺女,就是简单动了动手指头。
结果呢?那个倒霉的导演卡普勒,直接被扔进了古拉格劳改营,这一判就是5年。后来斯大林觉得还不解气,又给加了5年。
这就是当斯大林女婿的风险,一般人那心脏还真扛不住。
为了彻底断了闺女的念想,斯大林开始插手她的婚事。他给闺女安排的对象,那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必须是根正苗红的二代。
第一次结婚,离了。
第二次结婚,对象是日丹诺夫的儿子,这可是当时苏联政坛的显赫家族。婚礼办得那是相当风光,连叶卡捷琳娜女皇留下的金餐具都拿出来用了。可这有什么用呢?强扭的瓜不甜,这道理谁都懂。没过多久,又离了。
斯维特兰娜就像是个提线木偶,在父亲的安排下,结了离,离了结,生了孩子,却始终找不到一点点属于自己的幸福。
1953年3月,那个让整个苏联都屏住呼吸的老人,终于走了。
斯大林去世的时候,斯维特兰娜就守在床边。看着父亲最后那痛苦挣扎的样子,她心里五味杂陈。一方面是失去亲人的悲痛,毕竟那是疼了她几十年的爹;可另一方面,她居然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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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座压在她身上几十年的大山,终于搬走了。
她以为,好日子终于要来了。
可生活这玩意儿,从来不会按照你的剧本走。
斯大林虽然走了,但他留下的阴影,就像是粘在鞋底的口香糖,怎么甩都甩不掉。
在苏联,她走到哪儿,人们看到的都不是斯维特兰娜,而是“斯大林的女儿”。有人巴结她,有人躲着她,更多的人是在背后指指点点,眼神里带着各种复杂的意味。
这种日子,过得那是真叫一个憋屈。
04
转机出现在1963年。
那一年,斯维特兰娜生病住院,在医院里碰到了一个叫布拉杰什辛格的印度老头。
这老头是印度共产党员,比她大了17岁,还没什么钱,甚至还一身病,肺结核、支气管炎样样都有。
但在斯维特兰娜眼里,这个温柔、谦逊、甚至有点瘦弱的印度男人,那就是上帝派来拯救她的天使。他没有把她当成什么“公主”,也没有把她当成什么“魔鬼的女儿”,就是把她当成一个普通的女人来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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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纯粹的感情,斯维特兰娜这辈子都没遇到过。她疯了一样爱上了他,铁了心要和他结婚。
她兴冲冲地跑去申请结婚登记,结果呢?当头一棒。
苏联当局直接给驳回了:你是谁?你是斯大林的女儿!怎么能嫁给一个外国人?这不符合国家利益!
为了这事儿,当时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甚至亲自把她叫过去谈话。
柯西金指着她的鼻子劝道:“你说你一个身体健康的俄罗斯女人,要那个病歪歪的印度老头干什么?我们大家坚决反对!”
这话听着是为她好,其实就是在告诉她:你的身体、你的婚姻、你的感情,那都是国家的资产,由不得你自己做主。
斯维特兰娜这次是真的绝望了。她不明白,为什么父亲都死了这么多年了,她还是不能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
虽然没领成证,但她还是和辛格住到了一起,像真正的夫妻那样照顾他。可惜好景不长,辛格的身体本来就不好,折腾了一年多,1966年,他还是死在了莫斯科。
辛格临死前的遗愿,是希望把骨灰撒入恒河。
为了这个遗愿,斯维特兰娜又开始和当局磨嘴皮子。她提出申请,要亲自送丈夫的骨灰回印度安葬。
一开始当局肯定是不答应的,这风险太大了。但斯维特兰娜这次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软磨硬泡,甚至动用了以前父亲的一些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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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当局也是想着,反正她的儿女都在苏联,这就是最好的人质,她还能跑了不成?
于是,勉强批准了她去印度,但期限只有短短的七天。
05
到了印度,斯维特兰娜就像是一只被关了40年的鸟,突然闻到了自由空气的味道。
印度的风土人情,辛格家族的热情款待,还有那种没人监视的轻松感,让她一下子就“醉”了。
她在印度待了两个月,这里没有克格勃盯着,没有人对着她指指点点,她甚至可以穿着宽松的衣服在恒河边散步。
这种日子,实在是太诱人了。
眼看着回国的日子一天天逼近,莫斯科那边催促的电报一个接一个,口气也越来越严厉。斯维特兰娜心里那个念头,就像野草一样疯长:我不回去了!
1967年3月6日,那是她原定回国的最后期限。
这天晚上,她把自己的衣服简单收拾了一下,塞进一个小箱子里。她跟苏联使馆的人说,晚上想早点休息,谁也别来打扰。
等使馆的人一走,她立刻拎着箱子溜出后门。
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美国人这边反应过来后,那动作是真快。CIA立马介入,连夜安排她坐飞机离开了印度,先去了罗马,又转道瑞士,最后直飞美国纽约。
这期间,苏联方面甚至都没反应过来人去哪了。等他们发现斯维特兰娜不见了的时候,人早就飞出了苏联的势力范围。
到了纽约,斯维特兰娜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记者招待会。
那场面,真的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全世界的记者都来了。
在无数闪光灯的咔嚓声中,斯维特兰娜当着全世界的面,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她掏出那本象征着苏联特权阶层的红色护照,当众一把火给烧了。
她对着麦克风,语气激动地说:“我在苏联,没有一天是自由的!”
她甚至在公开场合,把自己的父亲称作“道德和精神的魔鬼”。
这一巴掌,那是结结实实地打在了苏联高层的脸上。在那一刻,斯维特兰娜成了西方世界的“自由斗士”,成了反抗暴政的英雄。
06
到了美国,斯维特兰娜的日子一开始过得那是相当滋润。
她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叫《致友人的二十封信》。这本书还没出版就被各大出版社抢疯了,毕竟作者是“斯大林女儿”,光这个噱头就值老鼻子钱了。
最后,这本书给她带来了250万美元的稿费。
那是1967年的250万啊,要是换算到现在,那就是妥妥的亿万富婆。
有钱了,名气也有了,斯维特兰娜觉得自己的好日子终于开始了。
她在美国又结了一次婚,嫁给了一个叫威廉彼得斯的建筑师。为了彻底和过去割裂,她甚至改了名,叫拉娜彼得斯,还生了个小女儿奥尔加。
但生活这玩意儿,它有时候就是个回旋镖,你扔出去多远,它飞回来砸你就多疼。
这个美国老公彼得斯,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接近斯维特兰娜,很大程度上就是冲着她的钱和名气来的。
婚后没几年,斯维特兰娜那笔巨额稿费,就被这两口子挥霍得差不多了。再加上彼得斯这个人家里有点像邪教组织似的,规矩特别多,斯维特兰娜那种强势的性格哪受得了这个?
两人吵吵闹闹,最后还是离了婚。
钱没了,婚姻破裂了,新鲜感也过去了。斯维特兰娜开始发现,美国的月亮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圆。
以前在苏联,她是痛恨没有自由;现在在美国,她是痛恨没有隐私。
那帮美国记者就像苍蝇一样盯着她,律师们变着法子想骗她的钱,出版商如果觉得她的书没爆点就直接甩脸子。
她开始在公开场合抱怨,说美国的自由是“金钱的牢笼”,说这里的医生和律师都在算计她的钱包。
这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开始想家了。
她想念莫斯科的雪,想念留在苏联的那两个孩子——约瑟夫和卡佳。当年她跑得太急,把这一儿一女扔在苏联,这一晃就是十几年没见。
于是,更离谱的剧情上演了。
07
1984年,在叛逃美国17年后,58岁的斯维特兰娜带着小女儿奥尔加,突然出现在了苏联驻英国大使馆门口,说要回家!
这回轮到美国人傻眼了,苏联人乐坏了。
当年你骂得那么狠,现在还不是乖乖回来了?这简直就是送上门的宣传素材啊!
苏联当局为了宣传“浪子回头”,那叫一个大度。不但立马恢复了她的国籍,还给了她莫斯科的豪宅,配了专车、司机、保姆,还有优厚的养老金。
斯维特兰娜也是个狠人,回到莫斯科,立马开了个发布会。
在会上,她把当年骂苏联的话全吞了回去,转头开始痛骂美国。
她对着记者说:“我在美国一天自由都没有!我就是中情局的一只宠物!那就是个被金钱腐蚀的国家!”
这脸变得,比翻书还快,让在场的记者都看愣了。
但是,有些东西,破了就是破了,再怎么补也是有裂痕的。
她在苏联留下的那两个孩子,早就成年了。儿子约瑟夫是个医生,女儿卡佳是个火山学家。这十几年里,因为母亲的叛逃,他们没少受白眼和审查。
母子相见的那一刻,没有抱头痛哭,只有尴尬和冷漠。
儿女们根本不认这个当年抛弃他们的母亲,甚至都不愿意让她进家门。在他们眼里,这个女人既自私又疯狂,只是个有着血缘关系的陌生人罢了。
而且斯维特兰娜发现,虽然物质待遇好,但那种被监视的感觉又回来了。电话被监听,出门有人跟着,这种窒息感让她再次抓狂。
她在莫斯科待了不到两年,那种熟悉的恐惧感让她受不了了。
1986年,她又双叒叕后悔了。
她给当时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写信,说我还是不适应这里的生活方式,我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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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苏联正在搞改革,戈尔巴乔夫也是个开明的人,看着这个反复无常的老太太也是无语,挥挥手:走吧走吧,爱去哪去哪,别在这儿折腾了。
于是,斯维特兰娜又带着小女儿,灰溜溜地回到了美国。
08
这一来一回的折腾,斯维特兰娜算是彻底把自己的人品给败光了。
美国人觉得她是疯子,是个不知好歹的白眼狼;苏联人觉得她是叛徒,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晚年的斯维特兰娜,日子过得那是相当凄惨。
书卖不动了,因为大家早就看腻了她的故事;积蓄也早就花光了;那个小女儿奥尔加长大后,也受不了母亲这种古怪的性格,跑得远远的。
最后那几年,她一个人住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家养老院里。
每个月靠着700美元的社会救济金度日,这点钱在美国,那真是只能勉强饿不死。
谁能想到,这个当年住在克里姆林宫里,用着女皇金餐具吃饭的“公主”,最后会落魄成这个样子?
她的房间里,摆满了家人的照片,有母亲的,有孩子的,甚至有孙子的,唯独没有她父亲斯大林的。
但讽刺的是,每当有记者偶尔来采访她,问的问题永远都绕不开斯大林。她这一辈子,最想摆脱的就是这个名字,可她这一辈子赖以生存的,也是这个名字。
2011年11月22日,这个被称作“红色公主”的女人,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终年85岁。
她走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回过头来看斯维特兰娜这一生,简直就像是一场找不到出口的迷宫游戏。
她拼命地想逃离父亲的阴影,不惜烧掉护照,不惜背叛祖国;她以为换个国家、换个名字就能换个人生。
可到头来她才发现,无论是在莫斯科的红墙内,还是在纽约的摩天大楼里,她始终都是那个被困在历史夹缝中的人。
就像她临终前不久说的那句大实话:
“不管我走到哪里,去美国,去欧洲,还是回苏联,我永远都是我父亲名字的政治囚徒。”
这大概就是生在帝王家的宿命吧。
你想当个普通人?对不起,历史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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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
半生叛逆寻自由,烧书断义恨悠悠。
大洋彼岸非乐土,故国回首已成仇。
富贵荣华皆散尽,众叛亲离泪难收。
强人之后多薄命,空留叹息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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