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坠机吴敬中难过：郑介民和毛人凤，都不会放过他这只“蝙蝠”

1948年，南京保密局的看守所，冷得像个冰窖。

吴敬中缩在阴冷的囚室角落里，没等到《潜伏》大结局里那张飞往台湾的机票，更别提什么“海峡计划”的宏图大业了。

此时此刻，等着他的只有冰凉的手铐，还有那一轮接着一轮、没完没了的审讯。

就在几个月前，他还做着左右逢源的美梦，以为凭着自己多年在官场练就的那些“太极拳”，哪怕天变了也能全身而退。

可这会儿他才明白，自己这只“蝙蝠”，终究是飞不出那张看不见的大网。

这一切的倒霉运，其实早在两年前那个雨夜，戴笠乘坐的飞机一头撞上岱山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

那是1946年3月17日。

消息传来的那天，军统局内部简直像炸开了锅。

按理说，像吴敬中这种手里握着不少贪污把柄、在天津还没少发“接收财”的地方大员，听到戴笠这个“紧箍咒”没了，应该高兴得开香槟才对。

连沈醉在回忆录里都写得明明白白，那几天南京、上海的特务头子们心里乐开了花，终于没人逼着他们交出抢来的日伪财产了。

可吴敬中没有笑。

他不但没笑，反而如丧考妣，整个人吓得要死。

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戴笠一死，他这只“蝙蝠”，就真的没地儿落脚了。

要想读懂吴敬中的恐惧，得先看懂国民党特务圈里的“动物世界”。

在这个残酷的丛林里，派系斗争从来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你死我活。

那会儿的军统，主要分两大帮派：一派是以戴笠、毛人凤为首的“江山帮”（浙江派），另一派就是以郑介民为首的“广东帮”。

这两派斗到什么程度？

从穿衣服都能看出来。

郑介民是海南文昌人，当年的海南还归广东管。

他是黄埔二期生，早在1943年就混到了陆军少将，1944年更是升任军令部第二厅的中将厅长。

这人长得又黑又壮，最爱干的事儿，就是穿着一身笔挺的、挂满勋章的军服在局里晃荡。

这身皮穿在身上是威风，可看在戴笠眼里，那就是“恶心”。

戴笠直到1945年才勉强混个陆军少将，平时最恨手下穿军装摆谱。

郑介民这么干，就是明摆着告诉戴笠：在铨叙军衔上，我是长官，你是下属。

如果把戴笠和毛人凤比作凶猛的走兽，那郑介民就是高飞的飞禽。

两派表面上一团和气，骨子里恨不得把对方生吞活剥。

而在禽兽相争的夹缝中，吴敬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他就是那只蝙蝠。

吴敬中跟郑介民的关系，本来该是铁板钉钉的“自己人”。

两人不光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班同学，早年郑介民当中苏情报所所长的时候，吴敬中就是他的总务科长。

这种既有同窗情分，又有上下级提携的交情，在官场上本来是最硬的靠山。

要是吴敬中老老实实跟着郑介民混，戴笠死后，郑介民接了局长的位子，他吴敬中怎么着也能混个“国防部”二厅副厅长当当。

坏就坏在，这只“蝙蝠”心野了。

在当科长那会儿，吴敬中看出了戴笠的势头更猛，于是毫不犹豫地背叛了老同学郑介民，主动向戴笠投诚。

他在戴笠的私宅“漱庐”吃了一顿拜师饭，纳了投名状，一转身就被戴笠提拔成了军统局东北区区长，后来又调任西北区区长、天津站站长。

这种封疆大吏的肥缺，只有戴笠有点头权，绝不是郑介民的意思。

吴敬中以为自己选对了明主，成了“走兽”一族。

他在戴笠的庇护下，跟戴笠的嫡系沈醉称兄道弟，成了所谓的“江山帮”外围成员。

他以为只要抱紧了大腿就能飞黄腾达，却不知道这正是给自己挖了个大坑。

人算不如天算，1946年那一声巨响，把吴敬中的如意算盘砸得粉碎。

戴笠死了，靠山塌了。

接替戴笠执掌大权的，偏偏就是被吴敬中背叛过的老同学——郑介民。

这情形简直就跟小学课本里的故事一模一样：凤凰过寿，百鸟朝贺，蝙蝠不去，说自己有脚是兽；麒麟过寿，百兽朝贺，蝙蝠又不去，说自己有翅膀是禽。

等到禽兽双方停战会面，一聊起蝙蝠，双方都恨得牙痒痒。

这会儿的吴敬中，就是那只尴尬的蝙蝠。

作为“广东帮”的老大，郑介民怎么可能给这个叛徒好果子吃？

曾经的提携之恩被背叛，如今大权在握，不新账旧账一起算就不错了。

吴敬中贪污的那点破事儿，只要郑介民想查，随时能让他把牢底坐穿。

更让人绝望的是，即便吴敬中想回头再去抱“江山帮”的大腿，也已经晚了。

戴笠的接班人毛人凤，虽然表面上看着像个笑面虎，实际上心狠手辣远超戴笠。

毛人凤这辈子最恨的，恰恰就是两面三刀的叛徒。

沈醉在回忆录里记录过毛人凤的手段：在大陆解放前夕，大批特务撤往台湾。

许多曾经背叛过军统、或者立场不坚定的“老叛徒”，哭着喊着甚至下跪求一张机票，毛人凤就是不给。

毛人凤冷笑着对手下说：“这种人留下来，让共产党收拾他们。”

那些替军统卖命一辈子的人，最后连家里的老妈子都送走了，自己却被像垃圾一样丢在机场，眼巴巴地等着当俘虏。

这就是吴敬中面临的死局。

在郑介民眼里，他是背信弃义的小人；在毛人凤眼里，他是唯利是图的叛徒。

飞禽不收，走兽不留，这天地之大，竟然没他容身的地方。

所以，电视剧里吴敬中在飞机上对余则成说的那番话，其实是在掩饰内心的极度恐惧。

他在天津站疯狂敛财，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在最后的审判到来前，给自己攒一点保命的买路钱。

历史的真相，远比电视剧残酷得多。

1948年，吴敬中刚到南京，就被毛人凤下令逮捕。

没有什么“海峡计划”，也没有什么生意可做，直接关进大牢。

这一关，就是整整一年。

郑介民作为当时的国防部次长，名义上管着保密局，但他对这位老同学的遭遇不闻不问，完全就在那儿冷眼旁观。

最后救了吴敬中一命的，居然是蒋经国。

吴敬中的儿子跟蒋经国是莫斯科的同学，这层关系成了他最后的救命稻草。

在这位“建丰同志”的出面担保下，吴敬中才被开除军籍，捡回一条命，灰溜溜地去了香港做生意。

1950年代的香港街头，偶尔能看到一个发福的老人望着北方发呆。

谁能想到，这个落魄的商人，曾经是呼风唤雨的天津站站长？

他用半生钻营演绎了什么叫“聪明反被聪明误”。

蝙蝠总以为自己比鸟飞得快，比兽跑得远。

殊不知，在光天化日之下，那对不伦不类的翅膀，不仅飞不高，反而成了最显眼的靶子。

在这个世界上，左右逢源的终点，往往是左右为难；两头下注的结局，通常是一无所有。

这也正是历史给所有投机者，最响亮的一记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