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六年,庚辰年,四九城里的杏林行当,忽然刮起了一股邪风。
往日里那些悬壶济世的名医,这会儿全都没了踪影,有的借口年老体衰回了老家,有的干脆卷起铺盖卷连夜逃之夭夭。
特别是那些平日里削尖了脑袋想往紫禁城里钻、想给皇亲国戚瞧病的御医们,如今只要一听“进宫”俩字,膝盖骨都忍不住打摆子。
缘由倒也不复杂:深宫大院里那位当家做主的老佛爷身子骨不爽利了。
可但这病是个烫手山芋,谁敢伸手,谁的脑袋就得搬家。
这一年,慈禧太后四十五岁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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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先帝爷走了有些年头了,按说这个岁数的妇人,正是知天命、享清福的好时候。
外头洋务办得热火朝天,左宗棠也在西域大展拳脚,大清朝面子上看着倒也有几分回光返照的意思。
可老佛爷心里头并不痛快。
她变得这脾气大得没边。
宫里伺候的人都发觉,主子最近的无名火那是压都压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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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压住这股子烦躁劲儿,她传话御膳房摆上一桌满汉全席,想犒劳犒劳自个儿的五脏庙。
哪成想,平日里最馋的那道清炖肥鸭刚端上来,她只瞅了一眼,胃里那股翻江倒海的劲儿就上来了,筷子还没动,哇的一声就开始狂吐不止。
大总管李莲英那是个人精,眼瞅着主子又是犯困又是反胃,心里跟明镜似的,但他把嘴闭得严严实实,只照着规矩去传太医进殿。
就这么着,两颗好端端的脑袋不得不落地,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关于“官场保命”的血淋淋教训。
咱们不妨把这事儿当成一道要命的“危机处理”考题。
题目摆在明面上:太后有了身孕,可太后是个守了多年活寡的妇道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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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大夫,这局怎么解?
这时候,摆在太医面前的路,其实就三条。
头一条路,是属于“死心眼技术派”的绝路。
头一个进宫的大夫,是个实在人。
他照着望闻问切的老规矩,先问哪儿不舒服,再搭手切脉。
在他看来,脉象绝不会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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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往常被称为“喜脉”的圆滑脉象,此刻正在慈禧手腕上蹦跶。
这位大夫觉得自个儿的任务就是查出病因,于是犯了个掉脑袋的大忌——他把慈禧当成了寻常百姓家的病号,忘了她是个碰不得的政治图腾。
他扑通一声跪下,脸上堆满了笑:“给老佛爷道喜,这是大喜啊!”
这一声“喜”,直接算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
慈禧守寡二十多年,这“喜”打哪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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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反应那是极快,当场脸都绿了,拍着桌子大骂:“混账东西!
哀家对先帝守身如玉,怎么会干那种苟且之事!”
李莲英也在旁边帮腔:“老佛爷母仪天下,哪容得你这老东西在这儿胡说八道!”
下场毫无悬念,这大夫直接被架出去砍了。
他死就死在“太懂医术,不懂人心”。
他以为说了实话就能交差,却忘了在权力漩涡里,实话往往是最尖锐的刀片,头一个割断的就是老实人的喉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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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多久,第二个大夫进宫了。
这位自诩是个“聪明人”,吸取了前一位的血泪教训。
进宫前他早就打听明白了同行的死因,心里的小算盘打得震天响:既然说真话是死路一条,那我就睁着眼说瞎话。
只要我一口咬定太后身子骨硬朗,或者就是点无关紧要的小毛病,不把“怀孕”那层窗户纸捅破,能不能保住这条小命?
一番装模作样的检查后,他给出了第二种答案:“老佛爷凤体安康,没啥大毛病。”
照他的逻辑,这是最稳妥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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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保全了太后的名声,又否定了怀孕的事实。
哪知道,慈禧听了这话,火气比头一次还大。
她直接把手里的茶碗摔得粉碎,恶狠狠地骂道:“哀家这阵子吃不下睡不着,上吐下泻的,你居然敢说哀家没病?”
这大夫吓得魂飞魄散,跪在地上把头磕得咚咚响:“不是微臣乱讲,太后身子确实没事啊…
结局没啥两样,照旧是菜市口走一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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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这个“聪明人”也没活成?
咱们站在慈禧的立场盘算盘算。
慈禧晓得自个儿怀孕了吗?
那是肯定的。
月信停了,腰身粗了,怀孩子的反应一样没落下。
她传太医来,不是为了听“你没怀上”这种废话,而是为了解决“肚子里的那个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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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个大夫指出了问题(怀孕),可因为问题本身见不得光,被杀了。
第二个大夫否认了问题(没病),这下麻烦更大了——既然没病,那就不用喝药,那肚子里的孩子咋整?
等着肚子大到遮不住,让全天下人都看笑话,说太后偷汉子吗?
第二个大夫的死因就在于“不干实事”。
他光顾着避嫌,却把太后逼到了悬崖边上。
这会儿,局面彻底僵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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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的名医们算是看明白了:说有病是个死,说没病也是个死。
这就是个必死之局。
所以才有了开头那一幕,大夫们纷纷逃离京城,皇榜贴出去十来天,愣是没人敢揭。
眼瞅着慈禧肚子一天天鼓起来,愁得整宿整宿睡不着,破局的高人终于露面了。
李莲英来报,皇榜有人揭了。
揭榜的这人叫薛福辰,无锡人士,是直隶总督李鸿章亲自举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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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让李中堂作保的人,不光医术高超,那脑子绝对够用。
薛福辰进宫前,那是做足了功课。
他不但清楚前两个倒霉蛋是怎么死的,更摸透了慈禧当下的核心心思:她需要一个既能把孩子打掉,又绝不能承认怀过孕的两全法子。
这是一场顶级的智力博弈。
薛福辰给慈禧搭脉,脉象自然是心知肚明。
但他接下来的手段,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借坡下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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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提“喜脉”,也没说“没病”。
他给出了第三种说法:
“太后为国事操劳,日理万机,导致气血不通,淤血积在了肚子里。
只要把这口淤血排干净,凤体自然就安康了。”
这几句话,简直绝了。
头一条,他把病给定性了:是“气血郁结”,不是“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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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从根子上保住了慈禧的政治脸面。
第二条,他找了个好理由:是“为国操劳”。
这不但没罪,反而有功,给慈禧戴了顶高帽子,听得老佛爷心里那个舒坦。
第三条,他给了个解决路子:要“排出郁气”。
这就是暗示慈禧,我有招儿把那东西弄出来,而且名正言顺。
慈禧那是何等精明的主儿,一听这话,立马就明白味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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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头,薛福辰开了一张方子。
说白了就是一副打胎药,但他给这药披上了“行气化瘀”的马甲。
为了把戏做全套,薛福辰还提了个稀奇古怪的要求。
他让太监预备一张床,在床的正当间挖个洞,让老佛爷躺在上头,说是有助于“排气”。
这其实就是为了遮人耳目。
等药力上来,胎儿滑落的时候,顺着床洞直接掉进底下的盆里,由心腹太监火速处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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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来,既避免了血淋淋的场面被外人撞见,又给了大伙儿一个台阶下——瞧见没,排出来的就是一团“淤血”嘛。
果然,药喝下去没多久,慈禧顺利地排出了那股“郁气”。
肚子平下去了,恶心止住了,“怪病”也好了。
薛福辰不光保住了脑袋,还领了慈禧的重赏。
他能成事,不在于医术比前两个大夫高明多少,而在于他听懂了权力的弦外之音。
在这个局里,谁都清楚那是孩子,但谁都得配合着把它演成“气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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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辰就是那个不光愿意配合演戏,还能提供完美剧本和道具的导演。
至于这孩子是哪个男人的?
虽说正史上没记,但在晚清宫廷的流言蜚语里,矛头大多指向一个人——瓜尔佳·荣禄。
那时候的紫禁城规矩虽大,那都是做给外人看的。
慈禧守寡这么多年,私生活在宫里高层那儿并不是啥秘密。
荣禄作为慈禧的心腹,常进出后宫,甚至在寝宫待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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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有个叫巴恪思的,在他那本争议挺大的回忆录《太后与我》里,也提到了这段陈年旧事。
虽说巴恪思的书因为内容太劲爆又没旁证,常被史学界当成野史看,但他书里提到1880年慈禧出现“小产血崩”的细节,却跟薛福辰进宫治病的传闻有着惊人的巧合。
回过头再看,1880年的这场风波,面子上是一次医疗事故,骨子里却是晚清权力场的一个缩影。
在这个体系里,真相是最不值钱的玩意儿。
第一个太医死在说真话,第二个太医死在不敢平事儿。
只有薛福辰活了下来,因为他门儿清:在权力面前,怎么解释比事实本来啥样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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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一个“为国操劳导致的气血郁结”,把一桩足以颠覆朝廷的丑闻,包装成了一次体现太后勤政的辛劳病史。
这就是那个年头的生存法则:你不光得能治病,还得能“治”人,更得能“治”这个早就千疮百孔的世道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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