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这一天有点巧,英国《金融时报》和美国彭博社几乎同时把话题抛到台面上:印度那边觉得自己在高科技和关键矿产上被“卡住了”,说是中方在相关领域“垄断”,把印度的制造业升级通道堵得很难走。紧接着,印度媒体接力,把说法往“不公平待遇”上推,语气也更硬一些。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波声音出现得很集中,而且离1月27日世贸组织日内瓦争端解决机构的会议不远,外界自然会把两者放在一起看,认为是在磋商和争端程序之前先把气氛抬起来,让谈判桌外的声音先占住位置。
如果只看这些报道,问题看上去像是资源和技术流动受到了单方面影响。但随着更多细节被摆到台面上,分歧的重心其实并不只在供给端,而是在合作方式和产业政策的设计上。印度这几年在制造业和新能源相关领域推进了一系列政策,目标是加快本土产业链成型,同时尽量把关键环节留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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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发展思路本身并不少见,不过当补贴、税收优惠和市场准入条件被放在同一套政策框架里使用时,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企业在进入市场时,不仅要考虑生产成本和销售空间,还要面对本地化比例、采购来源、技术落地形式等附带条件。合作于是慢慢从单纯的商业安排,转向对核心能力边界的反复讨论。
这种紧张关系后来在电池领域体现得格外具体。印度希望把电动汽车配套产业做起来,电池制造自然是绕不开的环节。外界报道提到,与印度信实工业就锂离子电池授权技术转让合作进行洽谈的一家中企,最终选择退出项目。中方对电池生产技术的海外转让提出更严格的许可审批要求。
单看这个案例,它只是一次合作没有谈成;放到更大的背景里,就能看出双方在技术外溢尺度上的看法已经明显不同。原本被寄予厚望的磷酸铁锂电池产业推进计划因此按下暂停键,这既与印度对技术引进节奏的期待有关,也与技术输出方对风险评估的变化有关。两种考虑在同一阶段叠加,项目走向随之发生转折,也就不难理解。
再往外延伸,双方争议的核心仍然落在贸易政策本身。印度在电动汽车、高性能电池、燃油汽车、风能、太阳能以及信息技术产品等多个领域,对本土企业给予大规模补贴,同时叠加惩罚性关税等措施,提高进口产品的进入成本。更具争议的,是不少补贴政策把“使用印度国产产品”作为前提条件,直接影响企业的采购和供应链安排。
中方的看法是,这样的政策设计违反了世贸组织体系下的国民待遇原则和多边协商精神,属于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贸易保护措施,会对中方企业的正常竞争造成实质影响。英美媒体在报道时更多强调所谓“中方限制”,而对印度这些政策如何改变竞争环境提及较少,双方围绕问题根源的表述因此出现明显差异。
在规则争议不断发酵的同时,中方的应对思路也逐渐清晰。一方面,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对印方涉嫌违规的政策安排提起诉讼,把分歧带入多边规则框架,由机制来判断是非;另一方面,在维权之外同步加强风险管理,对涉及关键技术和关键设备的对印合作进行更细致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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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媒体《印刷报》和NDTV电视台的报道提到,中方通过“两用物项”出口限制措施,对印度实施更为严格的关键矿产和技术投资限制,范围包括大型石化设施设备、钢铁冶炼装备、盾构机等大型工程设备,以及高性能磁体材料等出口。把这些举措放在一起看,可以发现相关管理思路并不只针对个别项目,而是从整体上降低关键技术和核心装备在不确定环境中的外溢风险。
与此相对应,印度对中方企业的态度也呈现出并行的两面。一方面,印度财政部曾宣布要取消对中方企业参与印度国内重大工程和官方合同竞标的限制措施,释放出欢迎投资和工程能力进入的信号;另一方面,在多个产业领域又持续强化对中方商品和企业的防范与限制。这样的组合,让合作预期始终处在反复调整之中。
分析人士认为,印度在全球供应链重组背景下看到了新的机会,希望借助“中方+N”的产业布局调整,把部分制造环节吸引到本国;但印度对华的不信任和战略竞争心态并未减弱,反而使其更倾向于把在印中企视为需要防范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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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形成一种循环:先以投资返还、税收减免等政策吸引企业落地,等产能和技术进入之后,再通过行政和市场手段施压,推动合资化、本地化甚至技术转让。这种反复,使合作关系中始终存在难以忽视的不确定因素。
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企业层面的分歧很难只停留在市场层面,最终还是会被带回到官方沟通和制度框架里去处理。中印双方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围绕印度在钢铁产品、光伏产品、燃油汽车、新能源汽车、高性能动力电池和信息通信技术等领域实施的特殊补贴政策,进行了多轮磋商。
争议的焦点逐渐集中在所谓“进口替代补贴”和被认为违反世贸规则的排他性关税安排上。到了1月6日前后双方最新一轮磋商时,印度方面在四项核心补贴计划上坚持不作让步,包括“制造业生产关联激励计划”“国家先进燃料电池储能计划”“国产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行业生产关联激励计划”以及“鼓励电动汽车生产计划”。
谈判在这种僵持中结束,而印方在磋商无果后并未放缓节奏,反而继续为相关政策辩护并加以强化,使分歧进一步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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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些动向放在同一阶段来看,很多看似分散的动作其实是相互牵连的。国际媒体的报道把焦点放在资源和技术流动上,印度国内的讨论更多围绕产业发展空间,而双方在规则层面的交锋,则始终围绕补贴安排、关税措施以及市场准入条件展开。
中方一边通过多边机制推进争端程序,一边在关键技术和关键设备的出口管理上变得更加谨慎;印度则在推动本地产业布局的同时,对中方企业的参与方式保持高度警惕。不同层面的做法同时出现,使得摩擦的范围逐渐从具体产品延伸到产业链关键环节,以及技术和供应链的安全问题。
对于关注这一进程的人来说,看到的是一连串政策和合作变化不断叠加;而对参与其中的各方而言,这些选择直接关系到未来制造能力的形成路径和在全球产业体系中的位置,因此每一步都会反复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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