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东陵大盗”,也投靠过蒋介石、冯玉祥等人,甚至还投奔过汪精卫和日本人,可就是这样的一个“墙头草”,竟然在被解放军俘虏之后,受到首长的邀请一起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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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想必许多人都能猜到,这个“他”就是孙殿英。解放军优待他的原因也很简单,他在战争年代不光没有“反共”,还多次帮了共产党。这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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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殿英的人生,其实从一开始就没离开过“投机”两个字。1889年出生在河南永城的一个穷人家,父亲因口角杀人死在狱中,母亲娇惯着把他拉扯大。
7岁进私塾,但孙殿英并不安分读书,反而纠集顽童打架斗殴,嫌老师管得严,竟一把火烧了校舍,被撵出校门后,索性跟着地痞无赖混日子。
赌博、贩烟、当土匪,这些旁人眼里的歪门邪道,成了他安身立命的本事。他精通赌术,能在牌桌上把人耍得团团转;他敢铤而走险,在陕州一带倒卖鸦片,赚得盆满钵满。
乱世里,枪杆子才是硬通货。1922年,孙殿英瞅准机会混进军队,从副官熬到机关枪连连长,又借着直奉战争的乱局,拉着队伍哗变,占了几个县城,自封“襄郏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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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十余年,他就像墙头草,今天投靠张宗昌,明天投奔蒋介石,后天又倒向冯玉祥,谁给编制、给军饷,他就给谁磕头喊“再生父母”。
1928年的东陵盗宝,是孙殿英这辈子最“出名”的一笔。那年夏天,他以军事演习为幌子,炸开慈禧太后的定东陵和乾隆皇帝的裕陵,把墓里的奇珍异宝洗劫一空。夜明珠、九龙宝剑、翡翠……
这些价值连城的宝贝,被他用来贿赂国民党高层。夜明珠送给宋美龄,九龙宝剑献给蒋介石,朝珠、宝石分送各路权贵。
一番打点下来,举国哗然的盗宝案竟不了了之,他非但没受惩罚,还官运亨通,摇身一变成了国民革命军第12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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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打破了北平的宁静,孙殿英又赶上了“抗日”的风口。宋哲元给了他个“冀北民军司令”的空头衔,他愣是靠着收编溃兵、土匪,短短几个月就拉起3、4千人的队伍,半年扩充到万余人。
1938年夏天,他揣着搜刮来的财宝,在武汉见到了蒋介石。蒋委员长大手一挥,给了他“新编第五军”的编制。孙殿英当场跪倒在地,磕了好几个响头,嘴里喊着“再生父母”。
别看孙殿英嘴上这么说,可他心里门儿清,蒋介石从来没把他的杂牌军当自己人。
新5军的日子,过得比黄连还苦。同样驻防豫北,嫡系部队吃白面馒头,顿顿有肉;新5军的士兵只能啃黑面窝头,喝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米汤。军饷更是天差地别,嫡系部队的饷银是新5军的好几倍,弹药补给更是优先供应嫡系。
最让孙殿英憋屈的是,每次跟日本人打仗,冲在最前面当炮灰的,永远是他们这些杂牌军。打完仗,嫡系部队论功行赏,新5军却连句慰问都捞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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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新5军被调到河南林县驻防,正好夹在3股势力中间:前面是虎视眈眈的日军,后面是刻薄寡恩的蒋介石,旁边是日益壮大的八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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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掌村和神郊村不过几里地的距离,两军的摩擦却愈演愈烈。孙殿英的兵缺粮少弹,就去抢八路军的物资;八路军的战士性子直,被欺负了也不手软,直接把抢东西的国民党兵捆起来。
孙殿英看着手下的弟兄们饿得面黄肌瘦,又瞅着蒋介石发来的“剿共”密电,愁得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他知道,再这么闹下去,新5军迟早得被吞得连骨头渣都不剩。
就在这个时候,彭老总找上门了。
那天飘着小雨,彭老总只带了抗大一分校校长何长工和几个警卫员,没带重武器,也没摆阵仗,就这么大大方方走进了新5军的军部。
孙殿英一开始紧张得不行,八路军的大人物突然来访,谁知道安的什么心?他悄悄吩咐手下,把岗哨布得密不透风。可等他看到彭老总那张黝黑的脸,听到对方爽朗的笑声,心里的戒备竟慢慢松了。
看着孙殿英,彭老总也没绕弯子,开门见山地说:“老孙,咱都是带兵的人,你摸着良心说说,现在是打日本人要紧,还是自己人掐自己人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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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像一把锥子,直直戳进孙殿英的心里。他想起前些日子,嫡系27军躲在后方吃香喝辣,自己的兵却在前线饿着肚子跟鬼子拼刺刀;想起蒋介石的密电,字字句句都是“剿共”,半点不提补充弹药粮草。他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彭老总看他不吭声,又加重了语气:“蒋介石那点心思,你我都清楚。他就是盼着咱们互相打个你死我活,好坐收渔翁之利。你手里的兵是中国兵,我手里的兵也是中国兵,真要打起来,死的都是咱中国人的子弟,高兴的是日本人!”
这些话,孙殿英不是没想过,可从彭老总嘴里说出来,却格外戳心。他混了半辈子江湖,见多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像彭老总这样坦荡直白的人,还真是头一回见。没有威逼利诱,没有虚情假意,只有实打实的大实话。
那天两人聊了很久,从日军的扫荡计划,聊到杂牌军的生存困境,又聊到国共合作的抗日大局。临走时,彭老总撂下一句话:“明天抗大搞誓师大会,你要是有种,就来看看。”
孙殿英盯着彭老总的背影,愣了半晌。第二天一早,他真的来了,还拎着半坛子自家酿的米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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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大的操场上,八路军战士和新5军的官兵挤在一起,看文艺宣传队演抗日小剧。台上的演员唱着“打回老家去,赶走日本鬼子”,台下的士兵跟着鼓掌叫好,原本剑拔弩张的气氛,竟慢慢变得热络起来。
孙殿英红着脸,拉着彭老总的手说要结拜兄弟。彭老总摆摆手,笑着说:“结拜不结拜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以后能一起打鬼子,别再窝里斗。”
没过几天,在树掌村和神郊村中间的河滩上,一场热闹的“国共抗战誓师大会”热热闹闹开了起来。彭老总和孙殿英并肩站在台上讲话,台下是八路军的学员、地方机关的工作人员,还有新5军的官兵。大家喊着“团结抗日”的口号,声音在太行山谷里久久回荡。
誓师大会之后,太行山的局势变了天。八路军的战士主动帮新5军修工事、送粮食;孙殿英也下了死命令,谁要是再敢去骚扰八路军,军法处置。
最让孙殿英感动的是,当时八路军129师自己都缺衣少食,却硬是挤出一批棉衣、棉花和布料,送给了新5军。捧着那些崭新的棉衣,孙殿英这个在刀尖上滚了半辈子的硬汉,眼眶竟有些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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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冬天,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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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以西,朱怀冰的97军充当急先锋,三天两头找八路军的麻烦。八路军决定反击,可大家都捏着一把汗:孙殿英的新5军夹在中间,要是他出手帮朱怀冰,八路军腹背受敌,局面就危险了。
刘伯承、邓小平派人给孙殿英的副师长靖任秋捎话,希望新5军保持中立。
战斗打响那天,孙殿英收到情报,八路军和朱怀冰的部队就要在新5军的地盘上交火。他急得团团转,帮朱怀冰,就是跟八路军翻脸;不帮,蒋介石那边没法交代。
最后,靖任秋给他出了个主意:“你带着卫队出去躲躲,把部队交给我。”
孙殿英二话没说,带着人就走了。靖任秋立刻下令,所有新5军的士兵都回营房,关上门,不许出门,不许开枪。
就这样,八路军在新5军的眼皮子底下,痛击了朱怀冰的97军,打得对方溃不成军。朱怀冰狼狈逃窜时,还被孙殿英的人扣下了100多挺机关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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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彭老总又派人给孙殿英送来一个师的棉军服。两家的关系,算是彻底稳住了。那段时间,太行山的国共两军和睦相处,一起站岗放哨,一起打击日军,成了抗战时期一段难得的佳话。
可惜,孙殿英终究是个投机分子,他的“合作”,不过是乱世里的生存之道。1943年春,日军对太行山区发动大扫荡,重兵包围了新5军。
孙殿英眼看突围无望,又瞅准了投降的“活路”,带着部队投靠了日本人,成了人人唾骂的汉奸。他帮着日军围剿抗日武装,重操旧业,把之前的抗日誓言抛到了九霄云外。
抗战胜利后,孙殿英又摇身一变,成了蒋介石的“功臣”,被任命为新编第四路军总司令,跟着国民党打内战。
1947年5月,刘伯承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围攻汤阴,孙殿英负隅顽抗,最终兵败被俘。被俘后的孙殿英,被关进了河北武安县的战俘营。解放军的战士们恨他当汉奸、打内战,纷纷要求枪毙他。
刘伯承却拦住了大家,他说:“抗战的时候,孙殿英给咱们让过路,送过枪,这份情不能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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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照顾孙殿英,战俘营特地批准他带一名卫士;知道他吸了几十年鸦片,患上了“烟后痢”,军法处还不惜重金从蒋管区买来鸦片,给他逐步减量戒除。
可孙殿英早已病入膏肓,加上兵败后的抑郁寡欢,身体一天比一天差。1947年9月30日,这个一生投机、毁誉参半的军阀,最终在战俘营里病死,终年58岁。
回望1939年的那个秋天,彭老总的那句话,饱含的是抗日救国的赤诚,是团结御侮的期盼。孙殿英抓住了这里面的“活路”,却终究还是没能走到底,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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