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推进国际秩序从形式平等向实质平等发展 | 社会科学报

新秩序不意味着对旧秩序的全盘否定，而是在旧秩序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将人类共同的国际秩序推向更好的方向。

国际秩序本质上是永恒运动的进程，这种运动不是单向的，而是各种力量共构互动的。关于全球南方的讨论，就是希望推动国际秩序从形式平等向实质平等进一步发展。

原文 ：《全球南方：推进国际秩序从形式平等向实质平等发展》

作者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殷之光

图片 |网络

今天讨论全球南方，本质上是对既有全球发展不平等的反应。这种不平等体现在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层面，体现在大国主导，小国和弱国容易遭受欺凌的状况。这种状况在中国最近发布的全球治理文本当中很清楚地被勾勒出来。对于全球南方的讨论，第一层面是实践性，第二个层面是认识论层面。

全球南方是面向未来的理论

从认识论层面上看，为什么中国要不断地强调自身是全球南方的一员。实际上，中国始终明确强调，发展的不平等造成了今天的南北分裂，而中国希望推动更加平等公正的国际秩序，去探索建设更平等秩序的现实途径。从过去对第三世界的认同，到今天对全球南方的认识，中国围绕着全球南方展开的一系列政策性和思想性表述，本质上是表达了中国认识世界的认识论方案，以及对推动世界向着更平等方向前进的信念。今天讨论全球南方是与中国的发展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高度吻合的，如何通过一种不干涉的手段，通过国际互助的方式，真正意义上实现国际秩序从形式平等向实质平等的转变，因此，对于全球南方的讨论是一个面向未来的理论以及面向自主发展、实现自主发展能力现代化的实践。

今天全球南方本质上是与上世纪50年代的亚非团结运动以及上世纪60年代的第三世界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不是中国的一厢情愿，更体现了来自世界体系边缘以及半边缘国家的自主性。这种共同的诉求让第三世界各国在历史上产生了共鸣，也让第三世界的政治诉求出现了共性，这是一个漫长的始终在进行着的历史进程。运动的目的实质上是为了谋求更大的团结，而且在此基础之上建设更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新秩序不意味着对旧秩序的全盘否定，而是在旧秩序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将人类共同的国际秩序推向更好的方向。这种秩序发展的基本抓手是从国际经济以及政治秩序发展的不平衡不平等以及之间的矛盾关系中，并且从旧有国际秩序理论、国际法方法没有办法解释的矛盾和冲突当中去寻找理论，这是真实的历史实践，从历史实践和案例当中去寻找到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中国及其现代化的实践意义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是全球南方或者是第三世界整体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组成部分之一，这个运动还在不停地向前，而我们的历史经验就是需要通过斗争以及团结互助，共同推进新秩序的有机形成。我们的四大倡议都在围绕如何能够实现国家之间的实质平等。通过简单的历史梳理，就会看到国际秩序朝平等方向的发展是延续的，一直在进行中。从早年的国际关系看，主权平等观念的诞生并不意味着主权平等观念就已经落到了实处，这恰恰是一个不断斗争的结果。主权平等观念最早只有在欧洲少数基督教国家当中才适用，并且在空间范畴上只适用于欧洲，随着殖民扩张以及各个地区对于殖民扩张的回应和反抗，主权平等的观念开始被施加在更多主体之上，最明显的表现就是20世纪初国联的成立。至少在制度上、法律层面上、理论层面上承认了形式上的自治权，这个进程不断向前直到20世纪中叶联合国的成立，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了主权之间无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但是仅有法律层面上的平等原则还不够，中国今天提出来全球治理倡议就是希望能够真正地通过发展实现各个国家实质性的平等。20世纪中叶许多来自拉丁美洲的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们开始讨论依附理论，依附理论明确告诉我们，虽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帝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已经消失了，国家之间的主权平等已经作为一种法律原则明确在联合国宪章里，但这种法律原则上的形式平等，并没有真正意义上保障各个国家之间的真正平等。

去殖民的运动，仅仅在形式上政治上取消了帝国，但并没有真正在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层面上消除殖民以及帝国主义的影响，所以依附理论认为我们需要去真正改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命运，把这些国家从垄断的、由殖民国家垄断的世界市场当中解放出来。在这个结构之上，他们开始讨论垄断以及去垄断去依附的问题。但是很遗憾的是，依附理论家帮我们揭示了垄断的实质，但是却没有办法告诉第三世界国家到底如何实现去依附。我们会看到从上世纪50年代直到现在，第三世界国家始终在不断地探寻去依附发展的道路，道路会有挫折，但是经过近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在20世纪50年代，大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几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样的政策方案。这些政策方案概括起来就是，第一他们知道在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劣势地位，也知道在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当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他们所进行的经济生产所产生出来的大量剩余价值没有办法转化成为有效的积累，并且输入到国内的经济循环中，所以很多国家选择通过国有化的形式来确保自己国家的支柱产业能形成。通过与北方前殖民国家的贸易产生出来的价值，能够一定程度上留在本国社会，并且进入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中。第二他们也意识到需要国家发展的自主能力的建设，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需要人才储备，所以希望能够实现某种程度上的知识转移，从全球北方转到全球南方，或者从殖民宗主国家转移到半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文化经济以及政治互助是十分必要的。我们看到这些实践方案，都是围绕着三个核心支柱，即文化互助、经济互助及政治互助来展开的，所以今天中国通过全球南方问题而表达出的秩序观，能从万隆会议中找到回响。中国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从全球的半边缘地位转化出来的，并且是实现了去依附的自主发展的成功案例。

国际秩序的构成是永远互动的过程

中国的成功不是在欧洲中心论当中建立起来的成功，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清楚地表述出，我们是不以剥削，不以殖民为基础的实现原始积累的发展模式，而这条道路的理论化，俨然不可能在旧的欧洲中心论当中找到位置。真正能够为去依附发展、实现现代化提供理论基础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法。中国正是基于辩证唯物法来认识世界秩序，其认为世界秩序的创造并不是少数几个大国就可以决定的，而是在大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与矛盾运动当中实现的。所以我们今天讨论全球南方，在认识论上的贡献，就是希望能够提供一种转化的视角，原先的讨论都以自上而下的精英主义的视角来理解秩序的构成，但从人民为中心的视角，从群众史观视角，从辩证唯物主义视角入手，我们会看到，实际上国际秩序的构成永远都不是单向的运动，它是共构互动的，是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由霸权者和反霸权者的力量互动而形成的历史合力，才形成今天的国际秩序。所以国际秩序本质上是永恒运动的进程。而运动的方向在我们今天对于全球南方的讨论中得到了显现，我们希望推动国际秩序从形式平等向着实质平等进一步发展。

[本文系作者在政治学人·“中国政治学如何看待全球南方”圆桌论坛上的演讲]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86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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