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骏：云南原政协副主席，91岁实名举报省委书记，父亲是中将

1950年的昆明，滇池岸边依旧雾气腾腾。城里不少人记得这样一个年轻人：个子瘦高，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走路带风，说话却慢条斯理，喜欢一句一句掰开了讲道理。很多年以后，云南省里的干部提起他，都会叹一句：“那时候谁也没想到，这个年轻人，以后敢捅天大的篓子。”

这个人，就是后来担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又在91岁实名举报省委书记的杨维骏。看他晚年的一连串举动，容易以为是“一时冲动”或者“老干部脾气硬”，可如果把时间线拉长，从1922年到2020年，把他的一生串起来看，就会发现，那些看似冒险的举动，其实早在少年时期就埋下了火种。

1922年，杨维骏出生在昆明。那时军阀混战，云南局势诡谲多变，枪声并不稀罕。偏偏他一出世，便卷进一场生死边缘的较量。他的父亲，是云南讲武堂出身的杨蓁，将军出身，民国陆军中将，早年追随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立下战功，在滇中颇有名望。

杨蓁决心很硬，政见也很鲜明。1922年前后，因为政治立场上的分歧，他被军阀骗上昆明五华山，几乎被当场处置。危急关头，杨家亲信将领连夜调兵，把五华山团团围住，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总算将人救下。那一年，襁褓中的杨维骏就在这种阴云密布的氛围中长大，家里人后来回忆，他小时候体质弱，动不动就发烧，母亲常说，是从肚子里就被吓到了。

险局暂时化解，杨蓁并没有在云南久留。为避军阀构陷，他带着妻儿奔赴广州，投奔孙中山。杨维骏还是孩童，也许并不懂路上的危险，却很早接触到“革命”“军阀”“政变”这些沉重的字眼。短暂停留之后，形势再变，杨家又从广州转往上海，希望在租界里暂避风浪。

1925年春天，形势再次紧绷。孙中山去世前后，南方局势复杂。杨蓁奉命前往范石生部，出任总指挥，率部入桂讨伐叛军。这是一场带有理想色彩的出征，却以流血告终。同年6月，他在广西遭人暗杀。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阎下令，用兵舰将这位孙中山代参谋长的遗体运回广州，算是给足了体面。

那一年，杨维骏只有3岁。许多年后，他回顾父亲的一生，说话一向克制，却用了“血的教训”这样的词：“父亲一生追随孙中山，为国为民，但始终看不清南方军阀的真面目，没有倒在战场，却死在披着革命外衣的军阀手里，这件事，我们杨家的后代都要记住。”这句话，说得不重，却能听出一种难以排解的愤懑。

父亲离世，杨家的处境立刻急转直下。杨母带着6个孩子躲进上海法租界。那里被人形容为“有钱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纸醉金迷与穷苦潦倒，只隔着几条街。杨维骏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既见过洋行的大玻璃橱窗，也看多了弄堂里衣衫褴褛的苦力。这样的对比，慢慢在少年心里，凝成一种朴素而倔强的判断：有些不公，不是“命苦”，而是有人在压着。

在法租界里，他练出一种很“冲”的性子——看不惯的事，很难忍着不说。对达官显贵的摆谱，他没有太多“敬畏”，对底层人的遭遇，却总是格外敏感。有意思的是，他这种脾气，不是那种莽撞，而是先想明白，再硬着头皮顶上去，这一点，贯穿他一生。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日军进攻华北，战火迅速蔓延。15岁的杨维骏回到昆明，考入云南大学政治系。昆明当时成了大后方的重要城市，各种思潮涌动。云南大学里，经常能听见激烈的争论，学生们谈抗战，也谈中国的出路。

就在这里，他第一次系统接触到不同学派的理论。课堂上学的是政治学、国际关系，课下却是社团、讲座、秘密小会轮番上阵。他参与组建学生自治会，后来担任自治会主席。那几年，李公朴、闻一多等进步人士在昆明活动频繁，学生运动此起彼伏。杨维骏一面学习，一面被卷入时代的浪潮，逐渐成为民盟的坚定盟员，站到民主运动一侧。

1945年7月，日本投降的消息还未彻底传开，国内形势已经悄然变化。杨维骏大学毕业，在党组织安排下，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当选为民盟西南支部支委。时局似乎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表面平静之下，暗流涌动。

1946年冬天，他在家养病，却接连听到噩耗。先是李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紧接着，闻一多在追悼大会上怒斥暗杀暴行，回家途中，同样倒在子弹之下。两位前辈接连牺牲，这不仅是云南知识界的震动，也是许多年轻人的心理转折点。

“这个仇，怎么能咽得下？”有人在他面前这样问。杨维骏没多说，只是脸色铁青。他很清楚，这样的仇，不是打几句口水仗可以消解的。从这一刻开始，他彻底站到了国民党统治的对立面，也因此进入了国民党特务的视线，被列入黑名单。为了保命，他被迫离开昆明，转往上海，担任上海民盟学生支部负责人。

在上海，他的工作表面看，是给学生开会，讲形势，讲任务，实际上已经紧紧贴近地下斗争。有一天，组织上安排的一名学生专门负责与他联络，接触一段时间后，这名学生试探着对他说：“我们这些会，其实也是党组织在考察你。上面觉得你可以，准备发展你入党。”

这句话，对当时的杨维骏来说，无疑是肯定，也是期待已久的“归队”。他当场很激动，但转念一想，又追问了一句：“入党以后，我现在做的这件事，还能继续吗？”所说的“这件事”，指的是策动西南地区某位“云南王”系人物发动起义的工作。这件事关系重大，牵动的是一个省的局势。

组织的答复是：入党之后具体工作要听安排，现有任务不一定还能继续。他沉默片刻，出乎很多人意料地回答：“那我暂时不入党，完成这个任务，比我个人入党更重要。”不得不说，这个选择，透出一种冷静的取舍：在一片入党热情中，他把重点放在“具体工作”而不是“政治身份”上。

一、从“云南王”到和平解放

时间到了1949年，中国革命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为了争取更多地区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在各地广泛开展统战工作。云南的情况极其特殊，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既是军政首脑，又手握八万兵力，被称为新的“云南王”。他是龙云的表弟，一度同共产党周旋拉扯。

在这样的背景下，华南地方党组织指派杨维骏以个人身份回到云南，专门负责争取卢汉起义的工作。这个任务，一头连着昆明几十万军民的安危，一头连着新中国的整体布局。若处理不当，很可能演变为大规模流血冲突。

具体过程细节，公开资料并不多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一件靠单次游说就能完成的事。杨维骏利用自己的家庭背景、早年社会关系以及民盟身份，在云南军政高层之间不断穿梭。既要讲道理，又要算账，既要摆出大势所趋，也要顾及对方的顾虑，这种工作，既讲技巧，也讲胆量。

1949年12月9日，关键一刻终于到来。卢汉在昆明发表通电，宣布起义，公开表示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紧接着，云南解放军和平入城，昆明实现和平解放。这一天，在许多老昆明人记忆中，是一场没有大规模流血的“转身”。

对于杨维骏来说，这不仅是一个政治节点，也是私人恩怨的缓和。他把自己从十几岁开始积累的“国仇家恨”，压在这次任务上。任务成功，他多年的负重才稍稍放下。之后，他再次提出入党申请，却得到一个出乎意料的答复：“你留在党外，更能发挥作用。”

这个回答，乍一听让人不好接受。杨维骏当时也一头雾水，以为是对自己的否定。过几年，他又申请一次，结果仍然相同。后来，随着工作阅历的增加，他慢慢明白，组织需要他在党外担任“桥梁”和“言官”，以民盟干部的身份，在一些关键时刻发挥作用。这种安排，在当时并不罕见，却需要当事人有足够的格局和耐性。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统战部副秘书长、云南省政协副主席、云南省民盟副主任等职务。头衔看起来颇为风光，实际工作却多半是琐碎的协调与沟通。有人说他“嘴硬”，也有人说他“爱较真”，但在历次政治风浪中，他始终保持一种相对冷静的姿态，既不轻易随风摇摆，也不放弃对问题的追问。

他常常被安排在各种座谈会上发言，说一些别人不好讲、但又必须有人讲的话。时间久了，“敢说”的名声在省里传开，很多干部听到他要发言，心里多少会有点紧张。这种角色，说到底不轻松，要经得住误解，也要扛得住压力。

1998年，已经年逾古稀的杨维骏正式离休。离开机关之后，他刻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住处简单，衣着朴素。他每天按固定节奏安排生活：清晨游泳两百米，回家午睡一会儿，醒来在院子里走动几圈，剩下的时间，一半看报看电视，一半坐在书桌前动笔写东西。

电视，他基本只看中央台和凤凰台，偶尔瞄一眼昆明本地频道。报纸送到手上，他先扫标题，凡是空话连篇的内容，直接略过，留意的多是国内外时政新闻和本地报道。有一点很有意思，他看得多，记得也多，遇到有疑问的地方，还会翻资料核实。

闲下来的时候，他写政论文章，也写回忆录。写作习惯延续了早年的风格，不喜欢空口喊口号，更愿意把具体事情讲清楚。很多人以为，他就这样安静过完晚年。谁也没想到，十几年后，这位离休干部，会以一种相当“出格”的方式，再次走上风口浪尖。

二、“公车上访”的老干部

2010年12月的昆明，天气已经转冷。就在许多人忙着年底总结的时候，一辆政府专用轿车，带着两辆小面包车，缓缓开进云南省政协大院。门口的工作人员一开始还以为是哪位在职领导回来开会，等看清从车上扶下来的老人时，难免愣了一下——那是早已经离休多年的杨维骏。

跟在后面的两辆面包车里，坐着12名农民代表，全是昆明市西山福海社区韩家湾村的村民。有人小声问：“杨老，这样进来，会不会太冒险？”老人扶着车门，喘了口气，淡淡地说：“你们有事，要找地方说个明白，总得有人带你们进来。”一句话，说得不高，却很硬。

事情的前因后果，说起来并不复杂。韩家湾村有1700亩土地被征用，拆迁通知下得很快，房屋在2010年初开始限期拆除，但征地手续迟迟不见，承诺的每亩25万元补偿款也没有兑现。到了冬天，安置房迟迟没有下落，村民们临时栖身之处四处漏风。

这一年里，村民们已经上访80多次，从街道办到区里、市里，甚至省里都跑过，回回都是“登记”“再研究”“等等看”，迟迟不见实质进展。很多人心灰意冷，觉得再折腾也没用。后来，有人听说省城有位“说话硬”的老领导，便辗转找到杨维骏。

面对满屋子焦虑的农民，他没有立刻表态，只是接连问了几个细节问题：手续在哪个环节卡住？有没有书面文件？补偿标准谁说的，什么时候说的？听完后，他把一沓材料整理好，合上，说了一句：“这事，可以问一问。”

几天之后，才有了那场“公车上访”的一幕。杨维骏坐在政府专车上，为后面两辆装满农民代表的面包车开道。这样的做法，在当时确实颇为罕见。不少在场的人暗暗摇头，觉得这位老干部是“多管闲事”。他心里清楚风险，却依然选择出面。

当天下午，他又只身前往云南省国土资源厅，找到主管耕地保护的副厅长，拿出材料，一条条摆问题。他没有拍桌子，也没有情绪化威胁，而是反复强调程序、政策与农民基本权益。有知情者后来回忆，那位副厅长一开始话说得很圆滑，后来被问题逼得有点张口结舌。

值得一提的是，这时候的杨维骏，身体状况已经不容乐观。白内障让他看东西吃力，下楼梯需要人扶着；由于长年用脑过度，他被诊断为免疫功能失调，肾脏状况欠佳；北京协和医院给出的结论是“极高危病人”，需要长期服用多种西药。说难听点，按医生的话，他完全可以合理地“什么事也不管，好好养病”。

可他偏偏不愿这么过。为了韩家湾村的事情，他几乎把省、市、区相关部门都跑了一遍，桌上堆满村民递来的材料。每去一个地方，他都强调一句：“这是关系到好多农民生活的大事，不能糊里糊涂。”这话听上去朴素，却很难做到。

在他的持续追问下，有关部门终于与村民代表正式“坐下来谈”，征地与安置问题开始实质性推进。事情有了转机，韩家湾村的代表专门做了一块写着“中国好官”的匾，送到杨维骏家里。这个称呼略显朴素，却是那些失地农民最直白的评价。

“公车上访”的事被媒体报道后，社会反响不小。不少人惊讶于，一位已经退休多年的副省级干部，居然还“站到访民这一边”。一些熟悉他的老同事并不意外，有人评价：“他就是这样的人，真心想替老百姓说句话。”也有人悄悄劝他“差不多就行，注意身体”。

这件事之后，越来越多的上访者找到他。他的家里，堆满了各种材料，有的来自偏远县城，有的来自昆明周边，有些人甚至他压根没见过，只是通过电话把情况说清楚，请他帮忙“指条路”。他接电话的习惯很简单——能听就耐心听完，能给建议就给，遇到不熟悉的领域，宁愿查资料，也不会随口应承。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阶段的杨维骏，已经从“离休高干”变成了社会矛盾的一个特殊“窗口”。这份工作既不在编制内，也没有任何报酬，甚至还带着不小的风险。但对他而言，只是延续了早年“言官”的职责，只不过这次面对的，不是政治路线之争，而是一个个具体的普通人。

三、91岁举报省委书记

“公车上访”之后三五年，杨维骏做出一个更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要说带着农民代表走进省政协，人们还能勉强理解为“爱民心切”；而接下来这一步，就不只是一腔热情的问题了。

2001年，时任青海省委书记的白恩培“空降”云南，出任云南省委书记。那一年，白恩培55岁，正是干事业的中坚年纪。云南在全国GDP排名靠后，发展相对滞缓，不少老干部把希望寄托在这位新书记身上，希望他能带领云南摆脱困局。

上任不久，白恩培提出在昆明推行“一湖四片”的城市开发构想，围绕滇池做文章，打造“大昆明”都市圈。这一规划初看颇为气派，似乎顺应城市化潮流，一时间掌声不少。不少人憧憬昆明“要大干一场”。

杨维骏却很快发现问题。他仔细翻看相关材料，结合多年在云南工作的经验，得出的判断相当冷静：这个“大昆明”计划，以“大”字当先，却缺乏足够的科学论证，很多环节没有履行应有的法律程序。一旦大规模推进，很可能出现大量耕地被圈占、生态破坏严重、矿产资源被低价处置、普通民房遭遇粗暴拆迁等一系列连锁反应。

他不是一个人在担忧。起初，一些专家学者和老干部也对规划提出意见，各种内部会议上，批评声音不算少。杨维骏在会场上，一遍又一遍提醒各级部门：开发不能脱离法律和规划，更不能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他的语气仍然平和，但内容颇为尖锐。

有意思的是，随着时间推移，反对声音逐渐变小。有人选择沉默，有人认为“形势已定，多说无益”，也有人出于现实利益考虑，不再多言。到最后，公开坚持质疑的人，只剩下杨维骏这样极少数。有人语重心长地劝他：“你都这把年纪了，身体又不好，就别再硬顶了。”他淡淡回一句：“有些话，总得有人说。”

从2001年离休后第一次在大会上当面向白恩培提意见，到后来写信、递材料，他的语气从“苦口婆心”到“疾言厉色”，态度却始终如一。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股劲，不是临时起意，而是一生经历积累的结果——从父亲之死，到昆明学运，到西南起义，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多年的政协工作，那种对“权力边界”的敏感，早就深植在他的性格里。

2013年8月，已经退休15年的杨维骏，作出一个重大决定：以实名向中央有关部门举报云南省多起低价处置矿产资源的问题，并指明当时的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深度参与。这一年，他已经91岁。举报内容牵涉金额巨大，涉及的，不再是某一次拆迁或项目，而是多年间对公共资源的系统性处置问题。

在举报材料中，他不仅列出具体项目，还梳理了相关政策的执行过程，指出其中的严重偏差。有一句话，他写得很直白，大意是：矿产是国家的重要资源，不是某些人可以随意“变现”的私人财物。这样的措辞，对习惯官场话语的人来说，多少带着一点“硬碰硬”的味道。

举报消息传出后，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对许多人而言，难以想象一位九旬老干部敢公开把矛头指向一名在任省委书记。也正因为有他的实名举报，再加上其他渠道线索汇聚，中央纪委对相关问题的调查逐步深入展开。

2014年初，白恩培昔日的三位下属陆续暴露问题，被查处的消息接连公布。同年7月，白恩培本人接受组织调查。两年之后，2016年10月9日，司法机关对其作出判决：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缓期两年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从时间轴来看，杨维骏的举报，并不是唯一的线索，却是一个极为关键的起点。一个91岁的退休副省级干部，实名举报在任省委书记，既需要大量事实支撑，更需要心理上的巨大决心。说到底，这是拿晚年声誉甚至安全，去对抗一种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

案件查处之后，杨维骏的名字被更多人熟知。有人称他为“反腐愚公”，有人用“举着长矛的唐吉诃德”形容他的冒险精神。这些比喻或许略显夸张，却也抓住了他身上的一个特点：敢于在多数人选择绕行的地方，直面矛盾，不愿装作“没看见”。

有意思的是，当外界评价纷至沓来，他本人并没有沉溺其中，而是继续做着他习惯的事：写材料、写文章、在网上发一些简短评论。有时，他会关心一起具体的拆迁纠纷；有时，又会针对某项政策提出自己的看法。了解他的人说，他在电脑前坐着时，眼神依旧专注，敲键盘的速度并不慢。

他的老伴王婉蓉，对此有着复杂的心情。一方面，她很敬重丈夫，对方一辈子为国为民，走到晚年依旧不改本色；另一方面，她也忍不住担心，觉得他“背的东西太多了”。有一次，她忍不住劝他：“这么大年纪了，能不能少操点心？”杨维骏沉默片刻，只是轻声说：“有些事，知道了就难受，不说也难受。”

这句话似乎点出了他的内心逻辑。对他而言，沉默不是一种舒服的状态。与其在心里反复纠结，不如把事实理清楚，把话说出来，让历史去判断对错。这种选择，从民国到新中国，从青年到暮年，都没有改变。

2020年，杨维骏在昆明因病去世，享年98岁。从1922年到2020年，这条将近一个世纪的生命线，穿过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一系列大事件。他经历过家庭兴衰、政局变幻，也见证了社会形态一次次重构。

回头看，他的一生并不“顺滑”：少年失父，中年奔走，晚年仍旧卷入风浪。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始终把“说真话”与“站在哪一边”，看得非常具体而清晰。无论是争取云南和平解放，还是为失地农民奔走，或者举报省级高官，他所面对的，从来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具体的人、具体的权力运作方式和具体的结果。

从家庭背景看，他完全可以选择更安全的路径，悄然隐退，把余生交给书本与阳光下的院子。但他一次又一次选择走出门去，与现实发生直接的碰撞。这种选择不一定带来“完美结局”，却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清晰的参照——在复杂环境中，一个人如何坚持对公义的基本判断。

如果把他一生的行为串起来，会发现几个关键节点之间，有着内在的连贯性：少年时对不公现象的本能反感，在抗战与民主运动中逐渐转化为政治选择；在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他把“言官”当成职责，尽量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发声；离休之后，当制度化渠道不足以解决问题时，他又主动承担起一种另类“监督者”的角色，用自己的名望和经历，为一些普通人撑起一小块空间。

杨维骏的故事，并不需要刻意拔高成某种抽象符号。就事论事来看，他身上有着一种相对罕见的“长期一致性”：既不轻易改变立场，也不在利益面前退缩。这种一致性，并非天生，而是在长期现实斗争、个人经历与时代碰撞中一点点打磨出来的。

2020年之后，关于他的报道渐渐少了，但在云南，在关注那段历史的人心中，他的名字仍旧被时不时提起。有人提到他年轻时在昆明学运中的身影，有人记得他在省政协会议上的犀利发言，也有人印象最深的是那两次引人注目的举动——一次，坐在专车里为农民开路；一次，在九十多岁的年纪，拿起笔，把一份举报材料郑重写上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