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落日》，直到汤会长报出籍贯，大岛浩才锁定草堂村搜捕。

“笃信者”被抬进阅书堂暗室那晚，三灶岛正涨春潮。浪头拍在礁石上，像有人在外面砰砰敲门，叶德公把灯芯捻到最低，还是照得见威特·陈额角那条血痂——亮晶晶，像一条趴在白人皮肤上的黑蜈蚣。谁也没说话，都知道这条蜈蚣一旦爬出岛，东京上空就会落下五百磅的炸弹；爬不出去，整个岛就得给蜈蚣陪葬。

二虎兄弟的尸首挂得更早。日军把两人并排吊在榕树上，脚底离地面一拳高，风一吹，草鞋尖蹭着泥，像在找一块能落脚的平地。汤炳辰跪在翻译官旁，嗓子眼里挤出“草堂村”三个字，声音轻得像咳痰，却足够把屠刀引向自家门口。后来有人骂他软骨头，可当时枪口抵着他后心，子弹先穿过去才轮到舌头，他不过让子弹走得快了点。

大岛浩进山搜洞那天，叶德公把自家清明用的纸钱全翻出来，让妇女们蹲在院子里一张张拓湿，再糊成引火纸。日军搜出纱布和火柴，他立刻派人把拓好的纸钱挑进祠堂，说是给二虎“补点盘缠”。佐佐木看着一担白花花的“阴司钞票”，愣没敢拦——鬼子也怕夜里被鬼敲门。就趁他们愣神，叶碧莹把威特·陈塞进轿子，轿帘外贴着“叶府老夫人出城就医”，一路抬进医院后门。医院本是救命的，这下成了藏命的。

武木一郎的护照上写着“宫内省调查员”，可他的中国姓林森，像一张折得极小的纸条，随时能吞进肚子。最险的那回，他当着小林翻译的面，拿日语骂“海军那帮马鹿”，骂完顺手把听诊器塞进兜里——其实兜里还有半截没吃完的番薯，黄瓤，甜得发齁。就这点甜味，陪他熬过三天三夜没合眼。后来他让叶碧莹给威特·陈剃头，剃下来的金发拢在一起，用油纸包了，塞进药柜最下层，和吗啡并排。金发与药片，一个救人，一个害命，却长得差不多，像一对孪生兄弟。

叛徒沈处长死得并不壮烈。他抱着皮箱往码头跑，箱子里是密电本和金条，沉甸甸，压得他跑成一条驼背的狗。叶德公蹲在礁石后面，手里是老套筒，枪托磨得发亮，像被海水舔过的骨头。一枪掀掉半个后脑勺，金条散在潮里，亮闪闪，像给大海撒了一把铜钱。沈处长扑通跪下，膝盖先着地，人往前栽，姿势像在给人拜年，拜的却是自家末路。

邮政飞机起飞那刻，叶德公没回头。他站在跑道尽头，把族谱点着，火借风势，一页页卷成灰，像黑蝴蝶往天上扑。日军机枪扫过来，他拿身体挡，子弹穿过旧绸衫，在胸口留下一串焦黑的洞。族谱和他，一起成了灰，灰落在跑道上，飞机轮胎碾过去，留下两道浅浅的痕——那是整个三灶岛给“笃信者”的最后通行证。

威特·陈后来在备忘录里写：飞机离地时，他隔着舱窗看见地面起火，火堆旁立着半截人影，像被谁随手插在滩涂里的枯树枝。他不知道那是叶德公，只记得火光照亮海面，亮得吓人，像有人把太阳按进水里，逼它沉下去，好让黑夜提前到来。

林森没走。他换回日军制服，帽檐压到眉下，继续在天皇侍从室打卡上班。夜里他把“伐木工”的代号写在烟纸上，划火柴点烟，连带把代号也烧成灰。烟呛得他直咳，咳得眼泪鼻涕一起流，像刚哭过一场。没人知道他在哭谁——也许是二虎，也许是叶德公，也许是那个永远回不了头的自己。

故事到这儿就剩一句闲话：三灶岛如今是旅游打卡地，沙滩上有卖椰青的小贩，二十块一个，吸管插进去，先喝到的是甜，最后才咬到一点酸渣。就像那段被潮水反复冲刷的旧事，表面越来越平滑，暗里的倒刺却永远扎在肉里，拔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