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59次兵变！腐败贪墨、制度性的欠饷终将帝国推向不治！

1522年，嘉靖元年的冬月寒风中，甘州边城燃烧的烈焰与焦尸气息，将新帝朱厚熜的“更生”盛世撕开了一道血淋淋的裂口。甘肃最高行政长官、巡抚许铭被暴怒的士兵们杀死，并投入火堆，烧成焦炭。

这起兵变惨案，源于巡抚许铭试图推行“改银为米”新政，却引爆了积蓄数十年的边镇火山。据《明史·职官志》记载，九边军镇自宣德年间起就形成“总兵主征伐、巡抚理钱粮、镇守太监司监察”的三权制衡格局。然而随着军屯制度的崩坏，正德年间边镇军粮自给率已不足四成，需依赖千里之外的漕粮转运。

然后，漕粮运输成本很高。自以为是的许铭提出了一个方案：士兵饷银为月发一石米或七钱饷银。鉴于眼下明廷缺钱，同时边军长官盘剥严重，导致士兵领不到钱。不如停发饷银，只发饷米一石。

许铭建议一出，士兵集体不干了。

因为从正德十六年（1521）起，区域性粮食暂时丰收，甘州粮价处于低位。当时米价仅为每石三钱三分银，若按旧制发七钱银，士兵实际购买力可购米两石余。但许铭机械套用"银钱等同米价"原则，将士兵月饷直接改为发米一石，导致士兵收入骤降42%。更致命的是，总兵李隆长期通过"虚报兵额、截留银两、倒卖军粮"的三重手段敛财，积累起惊人财富。即便按旧制发放，士兵实际到手米粮也不足三斗。

作为正德朝崛起的边将，李隆已形成"军商复合体"：其家族垄断甘州至哈密商路，仅私盐贸易年获利逾万两。据陕西巡抚奏报，李隆在甘州卫虚报兵员达1200人，每月侵吞空饷银840两，相当于当时300名士兵的合法收入。

当许铭想当然地提出缩减银饷开支时，全然未察觉此时的边军生态已恶化至临界点。兵科给事中吴世忠在事后地奏疏中痛陈：“将官推举，多以贿通，一握兵权，如获私宝，既求偿债，又欲肥家，役军多至千人，侵田数以万计。”

这种系统性腐败，使得许铭的节流政策不仅直接切断了这条灰色产业链。甚至断了底层军户最后的生存希望。

许铭上任后曾扣押李隆虚报兵员的饷银，并查处其走私军械案，查没赃银3700两。再加上此次所谓“节流”的新政如此不得军心。十二月三日，李隆指使亲兵开始在军营散布谣言，称许铭将裁撤半数边军。当夜，听信谣言的大批边军士兵聚集在甘州城内，包围巡抚衙门。当时，许铭正在核查李隆的走私账簿，暴动士兵冲入巡抚衙门，杀死许铭，并将尸体投入火堆焚化。后，李隆的亲兵趁机抢走巡抚衙门的账册。"裂其尸，投灰烬中，骨殖无存"。

参与兵变的士兵多属"军户第三代"。他们的祖父辈在成化年间还能通过军功获得土地，父亲辈在正德朝已沦为将领私奴，到嘉靖初年连基本口粮都难以保障。因此，不堪被克扣军饷的暴躁的士兵们当众切开许铭尸体胃部，声称要查验巡抚是否私吞精米！

事情闹得太大，嘉靖非常震惊，内阁首辅杨廷和力主“尽诛首恶”。朝廷派兵镇压，200余名参与者遭凌迟处死。

肇事的李隆则通过行贿手段，将2万两赃银分送给司礼监太监张永、兵部尚书金献民等中枢要员，为自己脱罪，将责任转嫁给基层军官。他逼迫把总王勋等7人顶罪，许诺照顾其家眷。这些替死鬼在刑场高喊"吾等为李总兵死，死得其所"。

这次兵变被残酷镇压下去，但是却透露了《明实录》中记载的残酷现实：九镇边军“常年未支月粮，妻儿裸体于风雪”。这次事件暴露了"九边"军饷分配体系的系统性腐败，成为后续兵变的示范性案例。

1524年，嘉靖三年，又爆出了大同甲申兵变。巡抚张文锦为防御蒙古，预备在大同城北修建水口五堡，强令2500户军户携家眷驻守。但是施工的银两被户部讨价还价克扣一半，因此堡垒的修筑都成了豆腐渣工程挡不住风沙。士兵深知这些"距城百里，无房舍可居"的堡垒实为"送死之地"，就不愿意去。张文锦让参将贾鉴逼迫士卒前往。贾鉴是贪婪之辈，堡垒周边的一些良田全部被他收为己有，对于士卒不愿意前往城守堡垒，贾鉴杖打士卒中领头的队长，此举立即点燃了士卒们压抑在心中的怒火，士卒们群起而攻，士兵郭鉴、柳忠等杀了贾鉴，并裂其尸。士卒也深知闯了祸，就出城奔塞上，屯集焦山墩，观望形势。

杀贾鉴后，佥都御史张文锦假意招抚却暗中捕杀首领，导致二次暴动。叛军攻破博野王府，逼迫博野王交出张文锦。张文锦被肢解于博野王府门前。乱兵打开府库时发现“军械朽坏如枯木，仓廪空虚若野寺”，而总兵私宅却“窖藏白银逾十万，陈粮霉变不可食”。朝廷虽派王阳明镇压，但采取"赦胁从、诛首恶"策略后仍难平息。边军"要钱不要命"，宁冒诛族风险，也不愿接受"饿死沙场"的命运。

辽东广宁兵变（1535年），辽东将领"役军千人，侵田万顷"，士兵需献妻女供军官淫乐才能领取欠饷。士兵因"十三年未支月粮"哗变，攻占军械库后"焚衙署七所，劫银库三万两"。朝廷虽派俞大猷镇压，但次年广宁再发兵变，形成"平叛-欠饷-再变"的死结。导致辽东防线出现真空，为万历后期女真崛起埋下伏笔。

柘林水军兵变（1540年代），驻潮州柘林的1500名水军因"数月欠饷"，被迫与私盐贩子合流叛乱。他们装备弗朗机炮、铁力木战船，战斗力远超官军。叛军利用潮汐发动火攻，摧毁俞大猷的"铁索连环阵"，一度威胁广州。俞大猷最终以"分化诱降"策略平定，但暴露了明朝"水军月粮不及陆军三成"的制度性歧视。此事件迫使明朝允许葡萄牙人驻居澳门换取军事援助，开启近代殖民隐患。

南京振武营兵变（1560年），作为留都精锐的振武营，士兵竟"衣不蔽体，食不果腹"。1560年冬，户部侍郎黄懋官克扣军饷触发暴动，叛军将其"肢解于神策门外，肝脑涂地"。这场发生在帝国核心区的兵变被镇压，此后南京驻军"岁必数叛，形同匪类"。

整个大名的军事体系，军官通过"吃空饷"（虚报30%-50%兵额）、"倒卖军资"、"升官索贿"（百户职位需千两白银）三重手段吸血。九边重镇年需饷银600万两，实际到位不足半数。士兵实际所得常不足标准三成，"十月风霜，士甲无袄"成常态。将领为维持私兵需加倍贪墨，士兵为生存频繁哗变，中枢为平叛耗尽国库——这种“贪墨-欠饷-兵变-加赋”的死结，最终在崇祯朝演变成“九边年糜饷六百万，而士卒冻馁”的恶性循环。

正如崇祯朝兵部尚书杨嗣昌哀叹："九边糜烂，非虏之能，实自毁长城。"这些兵变不仅消耗了明朝最后的有生力量，更彻底瓦解了军队对朝廷的忠诚——李自成攻北京时，宣府、大同守军"闻贼则喜，见官则杀"，正是百年积弊的最终爆发。一直到崇祯挂了煤山，120年间，总计爆发了59次兵变，46次出现虐杀文官现象，暴动多伴随对军官的虐杀（焚烧、肢解等），反映底层士兵"宁做刀下鬼，不做饿死兵"的绝望心态。如嘉靖三年大同兵变肢解张文锦、万历二十三年宁夏兵变火烧巡抚党馨。

当我们回溯这段历史时常扼腕：若嘉靖初年的改革者能正视边镇“军非乏锐，弊在朘削”的本质，而非简单归咎于“士卒骄悍”，或许大明国运尚有转圜之机。然历史从无假设，甘州城头的第一把烽火，早已照见甲申年的血色黄昏。

从许铭的胃部被剖开的瞬间，到兵变士兵在刑场高呼"边将皆如此"的遗言，历史已为甲申之变埋下草蛇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