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社会观察② | 范凯文 | 于时代洪流中为“老漂族”立传——评陈辉《银发摆渡人》

《学术评论》2025年第6期（总第84期）

范凯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一个规模庞大且持续增长的群体，他们的生活境况常常被城市高速运转的节奏和家庭内部的琐碎事务所遮蔽。这一群体即为“老漂族”——从原居地迁移至子女所在城市，并承担起照料孙辈、操持家务等重要责任的老年人口。“老漂族”这一词汇本身蕴含着深刻的内在张力：“老”意味着岁月的沉淀和生命阶段的安详，“漂”则指向空间的位移与伴随而来的漂泊感。二者的结合精准勾勒出一个在时代洪流中为支撑子代家庭而默默迁移的生动群像。“老漂族”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他们的“漂”集中呈现了中国社会转型期必须回应的家庭结构变迁、代际关系重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议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陈辉教授在其新著《银发摆渡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中，基于对“老漂族”家庭的深度访谈，系统考察了其内部的生活逻辑和关系模式，并以“摆渡人”这一隐喻深刻揭示了该群体的角色与功能。《银发摆渡人》不仅是一部严谨的社会学民族志，更是一曲献给“老漂族”的生命赞歌。它引导读者正视一个常被忽略的社会事实：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平稳运行，离不开数千万“银发摆渡人”为子代家庭所提供的持续而无声的“续航”。

一、“摆渡人”的隐喻：城镇化进程中的“代际合力”机制

纵览《银发摆渡人》全书，其最精巧的构思无疑是“摆渡人”这一核心隐喻的构建与阐发。“摆渡人”的本意为“划船的人”，作为意象时则充满了动态与过渡的张力——它指向的不是静态的存在，而是从此岸到彼岸的艰辛历程。书名中“银发”二字更加容易抓住读者的目光：“银发摆渡人”究竟是何人？陈辉教授敏锐地捕捉到这一隐喻的内核，并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诠释“老漂族”。在他笔下，“老漂族”不再是传统观念中被动、虚弱的衰老者，而是主动、坚韧的“青年家庭摆渡人”。

《银发摆渡人》系统论述了在国家与市场所提供的支持尚不完善的背景下，家庭如何通过“代际合力”这一机制实现发展压力的内部化消解。“代际合力”精准刻画了中国家庭在现代化道路上的独特轨迹，而父母一代的“漂”正是此种合力的具象化表现。父辈以自身的时间、精力和无偿劳动，为子女家庭提供了关键性支持，使子女能够更专注于职业发展与家庭建设。这一现象并非简单的代际互助，而是中国式“家庭主义”策略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延续与调适。在此意义上，“老漂族”实际上承担了降低社会再生产成本的隐性功能，从而成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一项隐蔽却不可或缺的非正式制度支撑。

《银发摆渡人》与老年流动人口领域的相关研究相互呼应。例如，有学者从“流动的公共性”视角，系统梳理了“老漂族”在城镇化进程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与类型分化，并指出其作为家庭支持系统的重要性。陈辉教授的研究并未止步于对功能与类型的简单描述，而是进一步将“老漂族”的日常生活实践提炼为具有理论解释力的“代际合力”机制。这一提炼深刻揭示了在宏大的城镇化叙事背景下，家庭如何通过代际协作有效化解结构性压力和社会风险。

《银发摆渡人》并未单纯颂扬“老漂族”的无条件付出与牺牲。陈辉教授认为，这种“摆渡”行为可能是一柄“双刃剑”，它在为年轻家庭摆脱生活困境提供关键性支持的同时，也掩盖了公共服务缺位、社会托育体系不足等问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延缓了更具普惠性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当家庭被迫成为抵御社会风险的“最后一道保护网”时，其内部张力与冲突也会随之加剧。因此，尽管子女家庭因“银发摆渡人”的介入得以维持正常运转，但家庭内部成员——包括“摆渡人”自身——均承受着显著的压力。正是这种贯穿始终的辩证思考，使得“摆渡人”这一核心隐喻超越浪漫化的家庭叙事，展现出深切的现实关怀。

二、民族志的凝视：一幅丰富而鲜活的群体生活图景

社会学既关注宏大议题，又聚焦日常生活。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学研究始终保持着对鲜活个体的专注，秉持着替沉默者发声的传统。《银发摆渡人》之所以具有直抵人心的力量，正源于其扎实的田野实践。陈辉教授并未选择采用冰冷的问卷数据来描绘这个群体，而是辗转西安、成都、北京、武汉等多个城市，对“老漂族”及其家人进行了深度访谈。这种研究方法使得《银发摆渡人》超越了一般性的报告文学，成为一部有温度、有深度的学术著作。书中呈现的并非抽象的“老漂族”概念，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故事。结合书中部分章节的标题，如“我的妈妈是老漂”“老漂时代的来临”“老漂的群体肖像”“老漂的社交与休闲”等，可清晰窥见陈辉教授的叙事脉络。他以“我的妈妈是老漂”为开篇，迅速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而后将视野拓宽至时代背景下“老漂族”的整体图景。由此，读者得以深入观察书中描绘的诸多家庭生活场景，感受夹杂乡音与普通话的日常烟火气息；亦能体会到众多“老漂”群体通过拾捡废品，最终悉数变卖获得经济收益时的满足感；更能感受到“老漂族”身处异地的孤独心境和目睹孙辈茁壮成长所带来的心灵慰藉。

《银发摆渡人》中呈现了丰富的“老漂族”个体形象。例如，书中描绘了因家庭冲突负气返乡，并在临行前将500元现金置于孙子平板电脑包中的陕西农村妇女商女士；自幼遵从母亲意志，婚后虽强烈渴望摆脱其控制却缺乏勇气的广东佛山闻先生；因烟瘾发作只能下楼吸烟，清晨醒后为避免打扰子女而被迫静坐于卧室的陕西合阳农村老人。陈辉教授的笔触冷静而克制，没有过多的情感渲染，仅通过对家庭生活细节的白描与人物故事的精准再现，便使事实本身得以言说。这种“让被访者自己讲述故事”的方式，有效激发了读者的情感共鸣，并在共情中深化思考。

《银发摆渡人》对个体经验的细致描摹，与老年流动人口研究的宏观视角形成了学术对话。例如，有学者从社会空间的角度分析了“老漂族”的流动决策与自我实现问题，指出他们在“进城”与“返乡”之间的复杂心态。而《银发摆渡人》则通过具体的生命叙事，为上述宏观分析提供了具象化的生动注释。老年群体的每一次流动决策并非单纯的地理空间位移，实则是他们在家庭责任与情感归属之间进行的艰难权衡。更难能可贵的是，陈辉教授进一步关注到他们的精神世界，如“老漂的社交与休闲”一章便探讨了该群体在陌生城市中重建社会支持网络、缓解孤独感的策略。

《银发摆渡人》通过扎实的民族志书写，完成了为“老漂族”群体立传的核心使命。陈辉教授以学者的严谨和作家的笔法，将每位老人还原为立体、鲜活且具有主体性的生命个体。正因如此，读者可以直观地看到“老漂族”在进入新城市后，不仅经历了“文化震荡”，同时也时常在与子女的互动中接受“文化反哺”。

三、社会学的对话：权力、角色与现代家庭伦理的重塑

民族志的描摹构成了《银发摆渡人》的血肉，深刻的社会学理论对话铸就了其骨架。但陈辉教授并未沉溺于讲故事，而是始终保持敏锐的理论自觉，将通过田野调查观察到的现象提升到理论层面并加以剖析。

《银发摆渡人》中最为核心的对话围绕着权力与角色展开。特别是书中“老漂的委曲求全”一章精准概括了众多“老漂族”的复杂心态，他们既是维系子女家庭运转不可或缺的“功能性权威”，又常常在家庭权力结构中沦为“被支配者”。这种权力与角色之间的悖论，恰如社会学中“无权者的权力”这一命题的生动映照。“老漂族”通过劳动为子女“赋权”，自身却在这一过程中悄然“失权”，时常徘徊于“受尊敬的长辈”与“免费的家政工”两种身份之间。正如相关研究所指出的，“老漂族”不仅面临人户分离的境况，更深陷家庭角色冲突、代际关系失衡、社会交往不足等多重角色困境。

面对角色模糊、权利不对等的状态，陈辉教授的分析具有深刻的穿透力和启发性。他指出，“老漂族”的付出与牺牲是在“亲情”等话语之下的自主抉择，但其劳动价值并未得到合理评估。这导致他们在家庭内部缺乏足够的话语权，甚至在面对育儿分歧、生活习惯冲突时往往选择隐忍与退让。换言之，作为子女家庭的“摆渡人”常常缺乏决定“航向”的权利。正如相关学者所述：老年流动人口有着“漂老”和“老漂”两种类型，一字之差，却体现了从“被动跟随”到“主动选择”的视角转换。《银发摆渡人》既彰显了“老漂族”的主体性价值，又展现了他们面临的结构性约束，二者之间的碰撞尤为引人深思。

此外，《银发摆渡人》触及现代家庭伦理重塑这一重要议题。“老漂族”的出现意味着传统孝道已难以适应当前的家庭角色与代际关系，正处于解构与重构的转型阶段。父母对子女的支持范畴不再局限于“抚育子女”的传统职责，而是延伸至“抚育子女的子女”。这种无限责任的伦理趋向使得传统的、单向度的代际权威模式逐渐瓦解，催生出更为复杂且微妙的“协商式”代际关系。然而，此类协商在实质上并不平等。《银发摆渡人》中的众多案例表明，所谓协商更多地体现为老年群体对年轻子女生活方式的适应与妥协。

当然，《银发摆渡人》并未批判年轻一代的“不孝”，也未指责老年群体的“不争”，而是剖析了背后复杂的社会成因，即在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大量青年为就业安家而异地迁移，引发了老年人口伴随性流动的浪潮，进而导致家庭内部伦理的失序与重建。由此，引发了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当家庭难以独自承担全部社会风险时，我们应当如何重新理解“孝”与“爱”？《银发摆渡人》并未提供现成的答案，但它通过揭示“老漂族”的生活困境，为重塑现代家庭的代际关系打开了必要的对话空间。

四、“老漂族”的未来：一个未竟的时代叩问与政策启示

《银发摆渡人》在结尾处抛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当摆渡人老去，谁为摆渡人摆渡呢？”试想，当孙辈逐渐成年、老人自身健康状况衰退时，照护他们的责任将落于何方？换言之，“老漂族”的未来出路何在？目前，他们或许面临着两难选择：彻底退出子女家庭，重返故乡成为“空巢老人”；抑或留在子女所在城市，但需面对人户分离带来的制度性障碍。这不仅仅是个人与家庭的选择题，更是一个亟待回应的公共政策问题。陈辉教授基于翔实的田野调查资料，清晰揭示了当前社会政策存在的盲点与短板。正如相关学者所指出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的地域分割以及社区服务的缺失，构成阻碍“老漂族”融入城市生活的主要政策瓶颈。《银发摆渡人》中的案例进一步印证了这些政策瓶颈给“老漂族”带来的实际困境，如看病难、难以享受城市养老服务和文体活动资源等。

《银发摆渡人》所提供的政策启示具有鲜明的层次性和实践导向。在宏观层面，《银发摆渡人》明确提出应将“老漂族”这一规模庞大的群体纳入政策考量范围，通过深化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破解医疗、养老等关键民生服务在区域间的制度壁垒与执行断层，从而完善“老漂族”的生活保障体系。在中观和微观层面，《银发摆渡人》进一步提出了可操作的实施路径。例如，社区应积极构建面向“老漂族”的社会支持网络，通过组织文体活动、搭建交流平台等形式，助力其拓宽社交领域、缓解精神孤独。相关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社区环境的友好程度对提升“老漂族”的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城市治理与社区建设必须正视这一群体的真实需求，从设施配套、活动组织到人文关怀等多个维度开展有针对性的支持行动。此外，通过阅读《银发摆渡人》，社会大众能够真正“看见”并承认“银发摆渡人”所付出的隐性劳动——他们既支撑着无数双职工家庭的运转，也为代际团结与社会再生产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性保障。

总之，《银发摆渡人》是一部兼具学术深度、现实温度与人文情怀的作品。通过陈辉教授细致入微的田野观察，我们得以看到“老漂族”如何以沉默而坚韧的方式“摆渡”着两代人的生活。《银发摆渡人》既为“老漂族”这一常被忽视的群体留下了深刻的社会学印记，也为快速变迁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份凝视现实、关怀生命的重要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