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起良 马瘦骨 | 伯父的钢笔

口述人 | 徐起良　记录者 | 马瘦骨

我伯父叫徐时云，是常山县第一个牺牲的革命烈士。

每年县里组织爱国主义教育的相关讲座，都会讲到他的英勇事迹，但奇怪的是，从来没人说他牺牲的过程。伯父牺牲时是我父亲去收的尸，我曾无数次问过父亲这个问题，他都是缄口不语。

1989年，因县城扩建，伯父的坟地在规划之内，这次是我去给伯父迁坟的。我小心翼翼地刨开泥土，棺材早已腐烂，只有一些苍白的骨殖。

我将骨殖轻轻捡拾出来，放在提前铺好的红布上。伯父四肢、躯干的骨殖都比较完整，但颅骨却不见了，除了几颗牙齿，只有一些碎骨。

我终于知道父亲一直不肯讲伯父牺牲时的原因了，因为子弹打中的部位是脑袋，伯父的头骨都被打碎了。

父亲曾和我说，他去给伯父收尸时，曾专门绕道去买了一顶黑色的礼帽，我原以为是父亲给伯父买个他喜欢的时髦物，原来是为了盖住伯父破碎的脑袋。

想到这里，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

一、黑色礼帽

在浙江衢州的常山县，那时我们徐家是大姓，我祖父辈分高，负责看管县城徐氏家族的大祠堂——里择祠，还帮忙打理部分徐姓家族的田产、房产，算得上德高望重。

我们这儿有句老话：“老大忠，老二憨，家家都有个精老三”。我父亲三兄弟正是如此。正当祖父努力培养伯父成为家族接班人时，上海爆发了“五卅惨案”，工人和学生抗议日本纱厂镇压工人，英租界的印度巡捕开枪射杀了多人。

上海工人群众的游行示威，迅速得到全国各大城市的积极响应。伯父不仅参加县里的罢工、罢课声援上海，还跑到上海参加游行示威。

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上海滩。在上海三个多月，伯父学了一身上海滩的新派头，比如喜欢戴礼帽。

伯父从上海回到常山那天，头戴黑色礼帽，身穿笔挺中山装，大多街坊一下认不出他了，只有隔壁算命的老先生一眼认了出来，这不就是徐家大公子吗？

得到消息的祖父已经在祠堂等候。只要是徐家的后人，从外地回来必须先祭拜祖宗，这是规矩。看到长子恭恭敬敬磕头拜徐家先人，祖父虽然脸上一直绷着，但悬了三个月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吃过晚饭，祖父将伯父单独留下，要他重新谋个差事，准备结婚成亲，这是徐家长子应该承担的责任。但伯父的心已不在此，他有更大的理想抱负。

那时的中国，旧的权威刚被打破，新的权威尚未建立，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实际上陷入一种极其混乱的无序状态。

很快，北伐军东路军所属的第22师进抵常山，小小的县城一下子拥进了万余人，热闹非凡。为了吸收更多年轻人参军，北伐军宣传大队每天都在县城广场上轮番演讲。头戴新式礼帽，满脑子新思想的伯父决定去参加北伐军。

祖父不舍得儿子去革命，但又无法阻拦，天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生闷气，不肯和伯父见面。伯父出征时，两个弟弟一路送他到东城门。

这和去上海游行不一样，伯父知道战场上子弹不长眼睛，他交代老实憨厚的二弟，要照顾好家人。我的三叔徐国政，此时才6岁，对大哥满眼都是崇拜。

在北伐军中，伯父很得领导器重。光复杭州时，他担任了第22师少尉宣传科员。而就在北伐军收复上海时，他收到了一封家书，说祖父身患重疾，已处弥留之际，要他尽快回去见最后一面。

等伯父火烧火燎地赶回家，推开门一看，祖父却好端端的。心里的担忧虽然放下了，却忍不住生出一丝抱怨：父亲大人怎么可以这样？这不是耽误大事吗？

祖父拍着桌子厉声呵斥，说大伯作为家里的长子，最要紧的是孝亲敬长。伯父哪还听得进祖父的教训，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推翻反动军阀。大伯耐着性子在家待了半个月后，一天早上，趁家人还在熟睡，偷偷跑回部队了。

可伯父万万没有想到，只是半个月时间，北伐军中已经是风云变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了针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复杂的党派斗争浇灭了伯父的一腔热血，赏识他的领导也劝他回家。

伯父离开部队，心灰意冷地回到了常山。祖父倒是很高兴，希望他赶紧找个工作成家立业。伯父心不甘情不愿成了第二国民学校的一名小学教师。但伯父不想只当个孩子王，在学校一年后加入国民党，去了县政府工作。

几年后，伯父被推选为县党部候补执行委员，是县里数得上名号的人。此时的伯父看到的不是荣华富贵，而是国民党内部尔虞我诈的派系斗争，不仅有中央派、元老派、第三党等，就连中央派自己又分成CC系、黄埔系、政学系……

正当他苦闷时，有人邀请他去做件大事，而这事可能会掉脑袋。

二、燕山神秘人

那是1932年7月，伯父在街上独行时，意外遇到了北伐军中的战友。战友说等有机会带他去认识一个人，介绍说这个人有点意思，想在常山做点事情。

伯父喜欢交朋友，一口答应下来，说晚上就约来见见。战友却摆摆手，说不着急不着急，等要见的时候再通知他。看战友神秘的样子，这人难道是地下党（中共地下党组织）工作人员？

有关地下党的传闻早就在县城里流传开了，但要说清楚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要干些什么，大家又不知所以然，只觉得是很神秘的一群人。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在战友的带领下，伯父见到了这个神秘人。他叫姜仁光，是赣东北苏区党组织领导方志敏的部下，这次受组织的派遣，秘密潜往常山开展革命活动，准备组建一支革命武装，开辟新的游击区。

姜仁光到达常山后，伪装成蓑衣匠走乡串户四处考察，最后落脚在龙潭村的燕山，因为这里是三个县的交界处，可以覆盖浙江、福建、安徽等地。

姜仁光开展农民工作很有经验，他很快在龙潭村站稳了脚。在村民的帮助下，燕山半山腰多了两间茅棚。这两间茅棚后来有个响亮的名字——闽浙赣三省边区游击司令部。

游击队组织建立后，姜仁光等人一面发动群众扩充力量，一面利用多方关系，对常山县的国民党武装进行策反工作。“打土豪、分田地”“穷人也能过上好日子”，姜仁光在群众中宣传方志敏领导下的革命情形。

短短两个月，就有五六百人愿意参加暴动，建立革命武装。这中间有贫苦农民，有小学教员，也有对当局不满的军政人员。

为稳妥起见，姜仁光非常希望有人能够打入保安团或者警察局，除了可以随时刺探情报以外，还可以争取更多的军政人员作为暴动的内应，这很可能是暴动成功的关键人物。

他们选了又选，最后选中了我的伯父。我们家在县里有些人脉，伯父在国民党中也有些地位，他确实是打进警察局最好的人选。

而伯父同意参加暴动，除了对国民党不满，更是因为他短暂的北伐经历。那是国共两党合作的蜜月期，军中很多领导具有两党的双重身份。他们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在两党内部都非常积极活跃，还说得上话。伯父也想成为那样伟大的人。

从燕山回来后，伯父给在衢州的堂哥打电话，让堂哥帮他引荐到县警察局任职。堂哥只是一个电话，就将他安排进警察局当了个科长。

事情出奇的顺利，顺利到容易让人忘记危险。

自从进了警察局，伯父就没有闲过。他除了刺探情报，还秘密交友谈心，成功说服一批警士答应在暴动时做内应。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神秘的蓑衣匠，奇怪的礼帽男，很快引起了龙潭村村民的注意。一天中午，当地乡长在半路拦住了姜仁光问话，让他说出具体给哪家做了蓑衣。

姜仁光不会做蓑衣，也没有给人做过，他进村入户，都是在做暴动的发动工作，挑选合适的人跟着他闹革命。乡长就是农民暴动目标之一。

姜仁光随手指了指看热闹的两个村民，说给他们就做过。姜仁光赌对了，那两个村民果然没有出卖他。

很快，传来红军攻打常山球川镇并大获全胜的消息。姜仁光激动不已，紧急召开暴动骨干大会。这样的会议连续进行了两夜，最终确定暴动时间定在1932年的10月15日凌晨。

一旦暴动成功，几股武装力量即在县城会合进行整编，然后队伍进入靠近江西的山区，开辟游击根据地，实现与赣东北苏区连成一片的目标。

这一天，伯父刚上班，就接到上司急电，要警察局配合军警部队，围剿燕山共产党。

原来就在姜仁光他们开会确定暴动时间时，躲在茅棚外的乡长亲信已经听了个大概。获知消息的乡长连夜进城告密。燕山暴动计划泄密。

伯父心急如焚，找了借口从警察局溜了出来，紧急赶往燕山报信。

情况有变，大家烧掉写好的布告、标语，紧急转移。姜仁光让伯父跟着他一起走，伯父拒绝了。

伯父是家中长子，他走了，一家老小怎么办？

就在几个月前，伯父才把叔叔送到杭州，准备好好培养。伯父结婚后一直没有孩子，伯母曾经提议领养一个，伯父没有同意，一是忙着革命，二来三弟和自己的孩子也差不多。

伯父对叔叔的感情亦兄亦父，一直很疼爱三弟。他北伐归来后，就发现家中的三弟更加淘气顽皮了，还刚闯下大祸。

有一天，叔叔跟几个放牛娃在河滩比赛谁骑牛厉害，有个男孩可以在牛背上倒立。叔叔没这本事，很是不服气，于是走到牛背后，用竹鞭狠戳牛屁股，牛一下狂跳起来。男孩被甩飞出去很远，正好落在裸露的岩石上，摔断了肋骨。

伯父知道这事后，特别跟祖父说，老三学好了是条龙，走偏了就是条虫，得好好管教才行，不能让他走偏了。

伯父在第二国民学校做教师时，第一时间把叔叔收在自己班里，严加管教。后来他离开学校后，又一再提议把叔叔送到省城杭州上学。但因为叔叔年纪太小，祖父迟迟没有同意。直到他认识姜仁光的前几个月，祖父才同意他送叔叔到杭州去上学。

当然，伯父拒绝跟随姜仁光转移，除了担心家人，伯父还心存侥幸，自己是国民党党员，又是警察局科长，堂哥还是市里的少校参议，没人会怀疑到自己头上的。

只是这一次，伯父高估了自己。

三、伯父的绝笔信

国民党当局“围剿”燕山的四路人马扑了空，一定是有内鬼泄露消息，伯父被锁定了。要排查伯父太容易了，常山县常戴礼帽的人就他一个。

伯父是在办公室里被带走的。被捕时，他收好正在抄写的警察局文件，将钢笔的笔套套好，插进自己胸前的衣兜，戴好礼帽后离开了警察局。

燕山安静了下来，龙潭村也安静了下来。但审讯室里，气氛森严，伯父全部承认了：我是共产党，我参加了燕山暴动。

问还有哪些人参加，现在又都隐藏在哪里时，伯父跟没有长嘴巴一样。问一句，不说，保卫团就拔他一个手指甲；又问一句，还是不说，再拔一个手指甲。十个手指甲拔完，就打得他全身皮开肉绽，怕他逃跑，就用铁丝穿过他的锁骨拴在柱子上。

伯父一被捕，一家老小除了哭再无其他办法。祖父虽然德高望重，但毕竟没什么实权，好不容易凑了几十块大洋去求人，却连大门都进不去。

这是掉脑袋的事，谁也不敢出面。

审讯了13天，一点进展也没有，保安团精疲力竭也不胜其烦，刚好衢州边防司令部电告要将伯父押去“以明军纪”。

那天是10月27日。在汽车站门口设摊给人看相的算命先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停下加水的汽车里面目全非的囚徒不正是徐家大公子吗？他看出了伯父祈求的眼神，装作看热闹的样子走到汽车前。

伯父用尽最后的力气，递过来一封血迹斑斑的绝笔信，请先生送给祖父。

“父母双亲大人，儿今已命归阴矣，无冤可申，仰双亲大人保重身体，嘱妻早日改嫁，莫耽误前程……”

加满水的汽车，载着伯父绝尘而去。

第二天，伯父被枪毙。

第三天，县政府派人通知我们家，去衢州收尸。我老实巴交的父亲叫了三个朋友，在衢州的南门，见到了伯父冰冷的遗体。

父亲提前给伯父买来了一口薄棺材，毕竟要抬着棺材走40来公里的路，棺材厚了抬不动。见到伯父后，父亲又特别绕到一家百货店，买下了一顶黑色的礼帽。

父亲讲起这段往事时，我一直以为，是因为伯父生前喜欢礼帽，父亲才去买。时隔57年后，我才知道是为了盖住那破碎的头骨。

伯父生前的事，都是父亲讲给我听的。

当时，父亲和朋友抬着伯父的棺材到常山，太阳已经偏西。按老规矩，凶死的人不能进屋，父亲将伯父抬到三里滩，是伯父曾经和战友见面的地方。

那里有一块徐家的菜地，父亲一边挖墓穴，一边叫朋友去通知伯母。伯母来到菜地时，棺材已经入穴，等她来撒第一把土。

很快，三里滩就出现了一个小土包。伯母点燃香纸祭拜后，趴在小土包上默默掉泪。在那小土包前，当时连块墓碑都不敢立。

就在伯父入土的那一刻，祖父也走到了我们家门口，在路边默默点燃起香烛，烧了一大堆金元宝，喃喃自语说，时云，这里才是你的家，你要记得回家。

伯父走后，伯母没有改嫁的意思，很快就抱养了一个男孩。他成了我的堂哥。堂哥看上去有点像伯父，看得出伯母是有意寻找的。每年的清明、中元、冬至节，伯母就带堂哥去给伯父上坟。伯母按着他的脖子磕头，说：“这是你的爸爸。”

伯母希望用这种方式不让伯父断后，逢年过节，也有个人给他烧炷香，敬杯酒。不料堂哥7岁那年得了荨麻疹死掉了。半年后，伯母改嫁了，跟我们家彻底没有了联系。

四、遥望三里滩

伯父当时的死讯，家人没告知在杭州读书的叔叔，毕竟他还是个孩子。

那年冬天特别寒冷，常山连下了几场大雪。叔叔放寒假回到家里，已经是腊月里了，照往常，家里的屋梁下，应该挂满粽子、花生、鱼干、腊肉、油豆腐等年货的了。但这年，徐家屋梁上空空荡荡，冷冷清清，毫无过年的气息。在祖母悄悄的哭泣声中，叔叔才知道大哥几个月前已经牺牲了。

叔叔哇哇大哭。祖父赶紧把大门关上，厉声阻止：“哭什么哭！”

第二日，在叔叔的强烈要求下，父亲悄悄带着叔叔去了三里滩。菜地还被积雪覆盖着，伯父的小坟包一点不显眼。哥俩找了很久才找到具体位置。兄弟俩在大哥的坟前呆站了许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叔叔想起伯父送他到了杭州后，带他游西湖，还去餐馆吃饭。上了两碗杭州特色小吃片儿川，面上堆着一层由雪菜、笋片、瘦肉炒制的浇头，还撒了几片绿油油的葱段。伯父一直催叔叔赶紧趁热吃，叔叔埋头狼吞虎咽时，两滴眼泪也滴进碗里，12岁的他知道，在常山可以顽皮，是因为有大哥护着，在杭州可就是寄人篱下了，再也不敢撒野了。这顿饭，竟是两兄弟的最后一餐。

大年过完，祖父就把叔叔送回杭州。他担心小儿子受到牵连，最好还是远离这是非之地。

叔叔毕业后，留在杭州工作。时局还很乱，老百姓过不上一天安稳日子。

很快，日本人来了，上海、杭州相继沦陷，祖父担心叔叔的安危，写信让他回到常山老家。祖父最希望叔叔能去学校当老师，有一份正当职业，能养家糊口就行。

但叔叔也和伯父一样，不愿意当个孩子王。叔叔从小一表人才，聪慧过人，读书之余，还跟一个寺庙的和尚学过两年功夫。得知县里的保卫团要招一批人手，叔叔不顾祖父的反对，偷着去报了名，顺利被录取了。

那几年，保安团自以为手里有枪，走起路来都横着，经常干一些欺行霸市的事情，名声很坏。因为伯父的事，祖父最反对叔叔去政府当差。但叔叔说，自己才不会跟大哥那么傻呢。

祖父气得全身发抖，用手指着门外：“这个家你少进。”

叔叔也真搬出去住了，只是逢年过节，才给家里捎点钱和东西。叔叔文武双全，深得县长喜欢，成为县长的贴身警卫，一时风光无限。

有知情的人提醒县长，说叔叔的哥哥当年是共产党。县长摆摆手，说，“都过去快10年了，再说，哥哥是哥哥，弟弟是弟弟，两码事，不搭界。”

当上了县长的贴身警卫后，叔叔就再也没有去给伯父上过坟了。他希望县长知道，他与共产党的大哥是撇清关系的。

但每个重要日子，叔叔都会偷偷找到我父亲，塞给他一笔钱，让父亲给伯父多烧一些香纸。有一年清明节，叔叔对我父亲说，他梦到伯父找他，说住的房子漏水了。叔叔交代父亲去给伯父的坟培些土，并说：“你去扎一座纸房子烧给大哥，烧的时候说是我送的。”

那么多年，叔叔更多是无颜去见自己的大哥吧。当上警察后，他围剿过地下党，也狐假虎威欺压过老百姓。没有了伯父的引导，叔叔终归是没能成为伯父那样的人。

1949年5月4日，常山解放，叔叔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把身上的黄皮一脱，隐姓埋名逃到了衢州，在一家小店里当伙计，过着胆战心惊的日子。

而伯父“扬眉吐气”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作为常山历史上第一个为了革命事业牺牲的志士。1950年10月，县里在伯父的坟包前立了一块青石质地的墓碑，石碑上面写着“革命志士徐时云”七个字。

给伯父立碑的那天，爸爸带着我一起去祭拜。那时候我才5周岁，还不识字，墓碑上的字是我后来认识的。只见祖父站在远远的地方朝这边张望，我朝他招招手：“爷爷，你也过来呀。”

祖父好像没有听见一样，转身默默离开了。按当地的风俗，长辈是不能给小辈上坟的。其实，伯父惨死的心结，祖父至今还没有解开。

很快，农村开始划分阶级成分了，有人说祖父有很多田地，够得上地主成分。其实这些田地，都是徐姓族人的共有财产，祖父只不过是帮忙打理、负责做账而已，所获的收益，全部用作祠堂的开销，没有放进自己腰包。

祖父为了证明自己是革命家庭，他找出伯父临刑前那封绝笔血信，去镇里陈述情况。负责人看过信后，就把它放进了抽屉，说：“这封信怎么可以放在你那里？我们先保管了。”

随后，对方又说：“徐时云是志士这不假，但你是地主也是明摆的事情，别忘了你还有个儿子是反动军官呢。一码归一码。”

一句话说得祖父哑口无言。就这样，地主的帽子戴在了祖父的头上，没几年，祖父母都相继离世。而伯父的那封信从此失踪了，我们后来找相关部门查寻，也没能找到。

后来，1955年叔叔被押回到常山老家，判了7年有期徒刑，送到金华一所监狱劳动改造。叔叔刑满后回到了常山，孤身一人，我把他接过来一起生活，一起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挣工分。

叔叔变得沉默寡言，对往事只字不提，不管受到什么欺侮只是咧嘴一笑。后来有个亲戚看他可怜，介绍他到常山罐头厂看大门。叔叔和伯父一样，写得一手好字，厂里需要写个通知、标语什么的，全出自他的手笔。

五、不朽的钢笔

此后，到了上坟扫墓的日子，叔叔会跟我们一起去给伯父上坟。大半辈子过去，终于可以大模大样地去给自己的大哥上坟了，叔叔高兴。

每次我们摆起供品，点燃香烛以后，叔叔会点一支烟在边上坐着，看着青烟袅袅上升，发呆。有一次，我听到叔叔在坟前自言自语说：“大哥，当年你的选择是对的，我是错的。但那时候，谁知道对错呢？”

这几十年过去，三兄弟就我的父亲过得最平顺。我的性格比较像父亲，老实，没伯父和叔叔那么大的抱负和理想，没出息就没出息吧，老实人就过点平安日子。

小时候父亲经常带我去龙潭村一带砍柴，父亲还特别带我上燕山看过，当年姜仁光搭起来的两间茅棚原址上已经长满了灌木和茅草。

到了秋天，山上的枫树叶子红得透亮，这个景色当年伯父也是见过的吧。

有一次砍完柴，走到龙潭村，父亲突然站着不走了。他竖起耳朵在听，村民聊的是燕山暴动的事情，他们提到了姜仁光、徐时云的名字。

平时不太说话的父亲，大声对村民说：“徐时云是我的哥哥。”

村民们都转过头来看他，几个年纪大一点的村民说，徐时云我们见过，就是经常戴着一顶黑色礼帽。父亲的脸色一下变得阴沉起来。当时我不理解父亲的痛苦，直到1989年迁坟才知道背后的秘密。

这次迁坟，我在伯父骨殖的下面，竟然还看到一支黑色的自来水式钢笔。我万分激动，紧紧地把它攥在手心。钢笔上沾有黄色的泥土，已经嵌进了笔身，我舍不得清洗，因为上面沾有伯父的骨血和气息。钢笔还能拧开笔帽，只是它的墨水胆已经腐烂了。

埋在地下多年的钢笔冷冷的，我要把它焐热。

这支钢笔，当年插在伯父笔挺中山装的口袋上，用它写过许多革命的豪言壮语和秘密信件，也用它写下了那封绝笔信。想到这些，眼泪又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伯父的钢笔我妥善保存了很多年。后来马瘦骨老师找到我，建议我捐赠给县里的党史办，说常山县还没有一件徐时云烈士的遗物。

我一口就答应了。这样的革命遗物，能给更多后人知道，更好。

1991年，叔叔也走完了一生。考虑到伯父孤身一人，叔叔也是孤身一人，又同样没有子嗣后代。我思来想去擅自做主，将他们兄弟俩合葬在一起。

之前担心有人不同意，因为伯父是革命烈士，但我想伯父、叔叔毕竟是亲兄弟，人都死了，应该把什么都放下了吧。（选自刘霞 编著《我家有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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